重 庆 三 峡 学 院
Chongqing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案
谢 建 忠
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
二○○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第五编 宋代文学
绪 论（四课时）
绪论要点：绪论共分五节，主要从宏观上描述高度繁荣的文化对诗文的影响、忧患意识与爱国主题的弘扬、宋代作家性格特征和审美情趣、城市繁荣与词的兴盛、宋代文学的独特成就与历史地位等，勾勒宋代文化与文学关系，及宋代文学概貌。三峡教案
第一节 高度繁荣的文化及其对诗文的影响
一、要点：
1、国策与理学。宋代崇文尚武，重用文臣，使士大夫社会责任感和参政热情空前高涨，形成士大夫特有的精神风貌。理学尽管尚未成为官方意识，但却是士大夫阶层主体意识的理论依据，宋代文人热衷讲道论学，其议论还旁溢到诗歌中去。
文而明道”，唐代韩愈倡导“文以贯道”思想，晚唐五代应者寥寥，直到宋代才真正高度重视文道关系。宋初柳开、穆修开始，宋人反复讨论文道关系，虽然他们具体看法不一致，如柳开、石介观点激矫偏颇，欧阳修观点平正通达，但总体都对“文以贯道”认同。理学家也兴趣浓厚地讨论这一问题，周敦颐率先提出了“文所以载道”（《周子通书文辞》）的新命题，更加强调“道”的第一性，而“文”却仅被视为一种负载工具，朱熹痛驳“文以贯道”说，并对“文以载道”说作了更深入的阐述。“文以载道”说在宋代文坛上占据着统治地位，例如苏轼的文道观实质上与“文以载道”说相当接近，只是他的“道”内容较宽泛而已。“文以载道”说其实是一种价值观，它把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置于审美功能之上，这种观点如被推上极端，就形成了二程的“作文害道”，根本上否定了文学。宋代多数文学家强调“道”的同时并未放松对“文”的追求，但宋代诗文说教显然比唐代浓厚，这不能不归咎于“文以载道”说的流行与影响。
3、印刷、学校和学者型作家。宋代公私印刷业兴盛，公、私藏书极为丰富,出现了《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以私人藏书为对象的目录学专书。学校数量和种类大量增加，宋代士人总体学术水平空前提高，如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陆游等都是学者型作家。学术修养的提高，无疑会使作家更善于深刻思考社会人生，更善于细密周详地进行议
论。
4、诗文政治功能和议论的加强。宋代文学家普遍关注国家和社会，宋代文学作品尤其是正统的诗文，反映社会、干预政治是最重要的主题。社会政治功能的加强，使宋代诗文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刚健的骨力，其负面是严肃有余而灵动不足，甚而削弱了个体抒情意味。表达政见，弘扬学术，其手段当然是议论，而“文以载道”则必把议论视为写作目的，故宋人喜爱议论前无古人。除表达政见的奏议文数量、篇幅远胜唐人外，就是那些不宜说理的传统题材，如亭台记，苏轼的这类题材篇篇都有议论。议论还充斥在诗歌中，过多的议论削弱了诗歌的抒情功能，甚至使诗变成押韵的语录。但像王安石的咏史诗、苏轼的哲理诗又得益于适度的议论。宋诗那种重意倾向，议论成分增强是其重要因素。
二、讲解
1、政治文化政策
①文官制度
②科举制度
2、道学与理学
①刘勰《文心雕龙》有《原道》、《征圣》、《宗经》。《原道》：“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
②韩愈《争臣论》“修其辞以明其道”。
《题欧阳生哀辞后》：“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
《答李秀才书》：“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
李汉《昌黎先生集序》：“文者，贯道之器也。”
③柳宗元《报崔黯秀才为文书》：“圣人之言，期以明道。”
《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以辅时及物为道。”
④欧阳修《答李翊第二书》“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
⑤周敦颐《通书·文辞》：“文者，所以载道也。”
⑥程颐《二程遗书》：“作文害道”。
⑦朱熹《朱子语类》：“文从道中流出。”
第二节 忧患意识与爱国主题的张扬
一、要点：
1、忧患意识。宋代士大夫的主人公意识十分强烈，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密切关注国家的隐患，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正是这种风范的概括；宋代国势不如汉唐，总处在强敌威胁之下，宋代国内矛盾困难重重，面对上述内忧外患，有识之士忧心忡忡。宋代作家少用文学来歌功颂德，表达个人抱负相当拘谨收敛、作诗讽世述怀顾虑颇多，这些都与忧患意识有关。深沉的忧患意识更造成了宋代文学爱国主题的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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