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中的选官制度
科举制度是从隋朝元年开始实行的一种通过参加考试的选官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历经了一千三百多年。随着封建社会的不断发展,科举制度也不断进行完善与修正,使之能更好地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
一、清代的社会现实
清朝是最后一个君主专制强大封建王朝,它是一个土地辽阔、人口众多、有着不同民族的大国,清代社会满汉矛盾复杂尖锐、民族压迫日益严重,是清代社会面临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在清代社会表现的日益激烈。作为一个由少数民族——满族建立政权的封建国家,为了能更有效地维持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他们进一步加强了对社会的保守性的政治建设,加大了对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精神领域的控制力度,与此同时分科取士的科举制度限制也随之越来越多,完全改变了它招贤纳士的初衷。拉拢、打压是淸代统治者对待汉族知识分子采用的主要政策。
二、清代的科举变化
淸代的科举制度经过不断的修整与改进,较之以前更加完善,但是随着封建体制的腐朽和衰败,清代的科举制度也开始弊端丛生,日渐败落。学校办学进行教育的目的本是为了教书育人、育德育才,但是在清代社会却变了味,大多知识分子把读书当成入仕做官的一种“便捷”途径,“官本位”的思想深入人心。读书成了士子们进入官场的一种手段。由于“官本位”思想,让选拔人才科举考试的考场,变成了士子们角逐的名利场,学习不再是为了增长知识和提高自身素质,而是成了他们入仕做官的一种途径,在这样的学习目的的驱使下,清代士子们的学习风气日益败坏,社会风气也随之产生了不良的影响,科举制度也随着腐朽的封建社会日益败落,对清代社会产生了错误的价值导向,科考无论是从内容还是从形式上都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满足对真儒贤士选拔的需求,当一种事物不能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时候,便会消失被取缔,科举制度就这样顺社会发展而生,逆社会发展而灭。
(一)清代科考的内容
清代科举考试内容主要以《四书》为主,《四书》是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部著作的总称。《四书》中蕴含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儒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有许多优秀的思想精髓,是中国古代无数先人贤士实践的思想结晶,是源远
流长的民族文化的精华。但《四书》中也夹杂着一些先人的思想的局限,因此,我们应当抱着去秀存良的态度去学习、加以适当的理解。
清代通过乡试选拔举人,通过乡试后,即取得一种永久性功名——举人。清代的科举考试主要内容,清初用《四书》文、《孝经》论各一篇,后因《孝经》题少,又从《性理》、《太极图说》、《通书》、《西铭》、《正蒙》中命题,后来规定正场试《四书》文二、诗一,复试为《四书》文、《小学》论、诗各一。雍正初年,科试加经文,后又规定科试《四书》文、经文外,增策、论题,仍用《孝经》。乾隆初年,复试兼用《小学》论。清中叶以后,试《四书》文、经文各一,增五言六韵诗一首,并默写部分《圣谕广训》。《四书》是华夏贤人思想的精髓,凝聚着民族文化精髓,我们至今读来仍受益匪浅。但是把《四书》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作为评判优秀人才的标准,即使在当时也存在空疏无用的弊端。因为考试内容过分强调文学诗赋的运用,对能促进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各种科学文化知识和自然知识忽略无视,这严重阻碍了中国文化的繁荣发展,导致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考试内容的陈旧,使广大知识分子思想和知识面十分狭窄,穷尽毕生精力从事无用之学。在这种考试制度下,士子平日里只在读八股文稿,其他书籍一概不碰,他们往往费尽毕生精力读经诵诗,而对各种有禅实用的自然、科学文化知识却无暇学习,无心关注,许多士子唯首穷经,最终老死科场。近代自然科学和社
会科学日新月异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举制度下的以《四书》为主要学习内容就更加显得陈旧,更加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的要求了。
(二)清代科考的形式
隋场帝大业三年开设进士科,通过参加考试选拔人才,主要考有关当时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叫试策。这种分科取士,以试策取士的办法,把读书、应考和做官三者的关系进行了紧密结合,加强了中央集权,扩大了封建统治的基础。明清封建社会末期,为了进一步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统治者加强了对知识分子思想领域的控制,科举考试的限制越来越多,考试命题开始受到限制,从《四书集注》、《五经集注》中山题;要严格以理学家朱熹等注释为标准;答题形式也变得固定化、程式化,要求必须采用八股文体。八股文也称“吋文”、“制艺”、“制义”、“八比文”、“四书文”。八股文专讲形式、具体的写作方式和主题内容僵化刻板。提取四书、五经中的文句作为题目,让参加考试的人作文,并阐述其中的道理。而且要求文章的每个段落必须在固定的格式里面,对字数也有一定的限制,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应考者作文只能“戴着镜铐跳舞”,不能有自己独立的见解,要严格按其格式要求作文章。谁会写文章,谁就能当秀才、中举等,所以当时的
读书人阅读的内容除了朱熹的注经义之书外,其它书籍就不必读了。明清的科举考试实行的八股文制度,其形式因循守旧,日益僵化,漏洞百出,完全脱离现实生活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不能培养读书人的真才实学和实际活动能力,反而加强了人们投机取巧的考试心理,败坏了学风,腐蚀了心灵。
五经四书(三)科举制度在清代社会的价值导向
在清代科举制度下,读书、考试、做官是读书人谋求社会地位、改变人生命运最主要一条途径,通过参加科考,中举入仕做官成了大多数知识分子追求的第二生命。士子们经受着严酷的精神摧残和生活压力,人格破损萎缩,数十年寒窗,暗首穷经,用尽毕生的心血精力以求榜上有名,一举成功,但往往金榜题名者少,名落孙山者多,许多人老死科场。据研究记载乾隆四十九年会试,在参试的举人中有年届90岁者一人,80岁以上者20人,70岁以上者5人,结果没有一人中举。在年复一年的科举考试中,他们还必须忍受各种凌辱、参考入场须经过搜身;考场中要忍饥受冻;出场后提心吊胆;及到榜发,中举者甚至如《儒林外史》中的范进,欣舆过度而痴迷癫狂;名落孙山者则沮丧颜废,失魂落魄,痛不欲生。科举考试严重朿缚了士人的思想领域,把他们禁锢在一定范式中,无情地捉杀了民主意识。使得他们成为社会的一个寄生阶层、特权
阶层和封建政权的附属物,成为统治者附庸的科举士人,受封建统治者思想的影响和束缚,一般情况下很难去正常履行他们批评政治、维护社会公正的职能。科举考试让士人结成盘根错节的宗法性关系网。清代乡会试的中举者,对主考、房官称座师、房师,自称门生;后对本科的监临复试、朝考、殿试的阅卷官员,也无不认为师生。童生县试府试的案首对于府县官,入学生员、岁考取列优等因而补廪补增的生员以及拔贡优贡,对于本省学政也无不认为师生。此外,乡会试同科聚取的士人互称同年;对于同年的父亲、祖父,称年伯、年太伯,称年侄、年再侄。通过这种关系网,士人互相攀援,结党营私,党同伐异,是导致当时政治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近代维新派思想家严复曾批评科举制度“滋游手”。他说,由于“士”不能直接创造物质财富,“故其选士也,必务精而最忌广,广则无所事事,而为游手之民。”、“科举士人”是在科举制度下,封建统治者却养了一大附庸的科举士人,他们是凌驾于农工商之上的特权阶层。在当时的社会阶层里,科举士人免纳差徭,有特殊的司法地位,他们见官不用叩拜,举人、进士还可以拿自己的名片到官府要求拘押他人。封建统治者有意识地用科举功名笼络士人,银制其思想,用一条无形的绳索把他们的命运同封建王朝的紧紧地拴在了一起,使得他们只能为皇帝卖命、效力,与此同时谋求着个人的华富贵或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不致站在封建王朝的对立面或是政治上的异己力量。科举制度下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贵族观念,使得
人们把“读书”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轻视社会其他行业的发展,轻视生产实践,“四书五经”的知识内容使得士子们严重脱离社会实际生活,造成中华民族在表面的文化繁荣,而口益空洞衰弱的社会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