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播信息。促进销售
辛卯(1591)之秋，不佞斗始辍儒家业。家世书坊，锓笈(籍)为事。遂广聘缙绅诸先生，凡讲说、文笈之裨举业者，悉付之梓。因具书目于后。
讲说类计开
《四书拙学素言》(配五经)
《四书披方新说》(配五经)
《四书梦关醒意》(配五经)
《四书萃谈正发》(配五经)
《四书兜要妙解》(配五经)
以上书目俱系梓行，乃者又弊(币)得《晋江二解元编辑十二讲官四书天台御览》及《乙未会元藿林汤先生考订四书目录定义》，又指日刻出矣。
文籍类计开
《诸子品粹》(系中、江、钱三方家注释)
《历子品粹》(系汤会元选集)
《史记品粹》(此正部也，系朱殿元补注)
以上书目俱系梓行，近又弊(币)得。
《皇明国朝英品粹》(字字句句注释分明)
《二续诸文品粹》(凡名家文籍已载在前部者，不复再录，俱系精选，一字不苟)
《再广历子品粹》
前历子氏老子 庄子 列子 子华子 鹞冠子管子 晏子 墨子 孔丛子 尹文子屈子 高子 韩子 鬼谷子 孙武子吕子 荀子 陆子 贾谊子 淮南子杨子 刘子 相如子 文中子后再广历子姓氏尚父子 昊起子 尉缭子 韩婴子王符子 马融子 鹿门子 关尹子亢仓子 孔昭子 抱扑子 天隐子玄真子 济丘子 无能子 邓析子公孙子 鬻熊子 王充子 仲长子孙明子 宣公子 宾王子 郁离子
《汉书评林品粹》(依史记汇编)
一切各书样，业已次第命锓，以为寓(宇)内名士公矣，因备揭之于此。余重刻金陵等版及诸书杂传。无关于举业者，不敢赘录。
双峰堂余象斗谨识
这则书目，类似于今日之征订清单。从其内容看，出版商余象斗很注意广告的技巧和清晰度，他详细地列举了已刻书和将刻书的目录，声称这些书籍均为“关于举业者”，是学子登科中举必读之书。对新版书籍，特别强调系名家编辑和选注，有的还列上注家姓名，指出乃“字字句句注释分明”。应当说，这则广告做得非常实在，态度诚恳，迎合了读者心理，不失为一则好的书目广告。
二、提高声誉，塑造形象
众所周知，声誉和形象是出版者的生命。大量出版精品力作，改善服务质量等固然重要，这些都有利于出版者树立良好的形象和声誉；然而，各种形式的书业广告宣传，同样是不可缺少的。
明代出版者在书业广告中，时时不忘提高声誉，塑造形象。余象斗是明朝后期建阳书坊中比较注重形象宣传的书商，他常将“仰止子”、“三台馆”等名号直接印在书名之中，目的就是为了取得读者的第一印象。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就是他经常把自己的画像刻印到图
书之中。万历年间，余象斗刻本《锲三台山人芸窗汇爽万锦情林》六卷，将小说与戏曲合编为一书。书分上下两层，书内插图，单面全图。扉页插图为《读(万锦情林)》，该图表现的是“三台馆主人”批阅《万锦情林》的情景：上栏有一人安坐，前置书桌，旁有两童侍立，疑为余文台写照。下方并列《汇钟情丽集》《汇三妙全传》《汇刘生觅莲》《汇三奇传》《汇情义表节》《汇天缘奇遇》《汇传奇全集》七种。旁又有三行小字云：“更有汇集诗词歌赋、诸家小说甚多，难以全录于汇上。海内士子买者，一展而知之。”…此外，余象斗万历二十六年(1598)刊刻的《三台馆仰止子考古详订遵韵海篇正宗》一书，卷首有《三台山人余仰止影图》。王重民先生对此图有如下生动描述——
图绘仰止高坐三台馆中，文婢捧砚，婉童烹茶，凭几论文之状，榜云‘一轮红日展依际，万里青云指顾间’。四百年来，余氏短书遍天下，家传而户诵，诚一草莽英雄。今观此图，仰止固以王者自居矣。
另据肖东发先生《建阳余氏刻书考略》一文介绍，余象斗刻本《五刻理气纂要详辨三台便览通书正宗》卷首有“三台余仰止先生历法图”，卷十一有“余仰止先生仰观天象图”；《新刊理气详辩纂要三台便览通书正宗》卷十一中亦有“三台山人余仰止影图”等。
熊宗立也注重形象宣传，其编刊的《居家必用》，是一部日用类书，书中配有精美插图。图左右则为一副对联，左云“开百世历日流行”，右云“集诸贤阴阳总括”，上端横书“鳌峰熊宗立类编”。画面表现的是一位中年学者侧坐在书桌旁，聚精会神地读书，一书童双手举着一盏灯，缓缓走近书桌前。从构图来看，画面表现的是日暮黄昏时的情景，画中的读书人实际上就是书商熊宗立本人。这是建本中较早出现的刻书家宣传自我形象的版画。
三、丰富文化，引导阅读
戈公振先生云：“广告为商业发展之史乘，亦即文化进步之记录。……故广告不仅为工商界推销出品之一种手段，实负有宣传文化与教育众之使命也。”书业广告作为一种文化广告，更应担当“宣传文化与教育众之使命”。明代书业广告在促销的同时，也凸显了文化特性，激发阅读兴趣，引导阅读风尚。比如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书林余绍崖自新斋刻本《锲南华真经三注大全》，其扉页刊载的该书广告就凸显了文化特性。
《锲南华真经三注大全》。余旧读南华老人书，不甚解，沉酣日久，乃稍领略，顾得其辞矣，未习其旨也。已取林《口义》、陆《副墨》、李《肤解》读之，则习其旨矣，未得其为人也。最后读陈如岗《三注》，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夫然后
于心目间见之，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乘云气，御飞龙，而游四海之外。噫，其梦邪?觉邪?非邪?非南华老人，则孰谁邪?余避席再拜，间以语腔裹子。腔裹子曰：“是矣，千百世而下，知其解者，是旦莫遇之也。”归而付《三注》于杀青，盖庶几与寓内士共见云。自新斋余绍崖梓。
该扉页刊语实为一篇读书心得，介绍了《南华真经三注》一书的价值。又如，明隆庆四年(1570)贾淇刻本《历代文萃》八卷，明陈省辑，有冯惟敏跋云——
中臣幼溪陈公，顷以侍御督学畿内，命郡守以下校刊所摘古今文萃，示诸生攻举子业者。顾今之举业子者，穷年汩汩，口诵手录，皆今之举业文也。肆市所售，汗牛充栋，日新而月盛，非此弗鬻，学者非此弗购，即颖敏淹贯富于胸中者，非此弗有也……嗟夫五经四书!市以此射利，士以此成名，文何瑶而兴哉!是编上自周秦两汉，迄于昭代，备矣，唐宋以来，至于今日，稍稍益多，岂固优于古哉!便于举业者往往在是也。诸生熟复是编于胸中，为举子业，为古文词，为章疏，为纪述，以鸣国家之盛。
此言坊间刊本唯利是图，自家刊本则“为举子业，为古文词，为章疏，为纪述，以鸣国家之盛”，强调社会效益，有利于文化之建设。
广告的导读功能，还体现于在扉页中罗列图书内容，恰似一书之目录，引导阅读。例如明进贤堂詹林所刻本《新锲华夷一统大明官制》四卷，扉页刊云——
诸夷总览、大明官制。国朝御制源流、文武官员品级、全补府县土产、增附天下路程、合并四夷风俗。进贤堂詹林所梓。
进贤堂为万历间建阳书林。此书虽题大明官制，实为官吏随时备查之参考用书，举凡官制源流、王府官员(土官)品级、吏员出身资格、官员俸给禄米、文武官服、官员考满给由例、官员考功升黜事、官吏闻丧丁忧复例、新官到任仪注、鞭春礼仪、各王府、武职衙门、文武职品第、南北直地理所处漕运闸门等，皆有所记载。
四、相互印证。补正示足
另外，书业广告还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这些史料可与正史稗乘相互印证，甚或可补正史稗乘之不足。明嘉靖四年至六年震泽王延韶刻本《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是一种著名的善本，据清王士稹《池北偶谈·谈异三》记载，王延喆刻《史记》所用底本来自书估，所用时间仅有一个月。事实如何呢?该书索隐之后有牌记云：
延拮不敏，尝闻于先王恪公日：“《国语》、《左传》、经之翼也；迁史、班书、史之良也。”今昊中刻《左传》，郢中刻《国语》、闽中刻《汉书》，而《史记》尚未版行。延喆因取旧藏宋刊《史记》重加校雠，翻刻于家塾，与三书并行于世。工始嘉靖乙酉腊月，讫于丁亥之三月，林屋山人王延喆识于七十二峰深处。
据此可知，王延喆本《史记》始刻于明嘉靖四年(1525)十二月，至嘉靖六年(1527)三月刻完，共历一年零四个月。而且所用底本并非来自书估，而是自家旧藏。这说明了《池北偶谈》的记载是不足凭信的传闻而已。
又如，日本刻本《新刻五百家注音辩唐柳先生集》卷末牌记称——
祖在唐山福州境界福建行省兴化路莆田县仁德里台谏坊住人俞良甫，久住日本京城阜近，几年劳碌，至今喜成矣。岁次丁卯仲秋印题。
“岁次丁卯”即日本北朝后小松天皇嘉庆元年(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据有关资料，俞是福建莆田县仁德里台谏坊人，是一个颇有才学的刻工，元末明初在日本刻书，自称“中华大唐俞良甫学士”或“大明国俞良甫”。他在日本刻有《月江和尚录》《李善注文选》《碧
山堂集》《白云诗集》等十多种书，人称之为“俞良甫板”，对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上述牌记内容正好和有关资料相印证，成为反映中日关系史的一个重要史料。
再如，关于“发行”一词在书业的最早出现时间，有学者认为是始于天启年间。其依据是明天启年间(1621—1627)，杭州书肆读书坊等几家书坊曾联合刊行《合诸家批点诸子全书》15种，在每种书的封面上各题坊斋藏版及承担发行的书商、书铺名称。但据笔者所见，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刻本《文苑葶汇隽》扉页刊有：“文苑汇隽。屠赤水先生参定。文萃堂发行。”由此可知，“发行”一词出现于万历三十六年，比天启年间(1621—1627)要早十几年。在这之前，书铺刻印书籍多用“梓行”、“刊行”、“刊发”等包含刻印、销售双重意义的词汇。“发行”一词的出现，标志明代后期开始有出版与发行的分工，并一直沿用到现在。这时期使用“发行”的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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