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深爱祖国母亲的华夏子孙，余光中的灵魂深处有着与生俱来解不开的中国情结。纵观他的全部诗作，可以发现一个始终贯穿他不同时期诗作的情结乡愁。正如他在作品《黄河一掬》中说：华夏子孙对黄河的感情，正如胎记一般不可磨灭。
从余光中作品中乡愁母题中我们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他对往日祖国生活的怀念，对祖国故土的深挚的眷恋。这种感情根植于他21岁以前在祖国生活的点点滴滴，那烙在他记忆的底片上的乡愁情结，给他乡愁母题创作抹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余光中21岁离开大陆去台湾，期间曾在美国、香港漂泊多年，然而对台湾本土的依恋，对中国母体的萦怀乃至对五千年的文明的崇拜，始终笼罩着他的文学和人生之途。他虽身居台岛，但是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大陆。不平常的经历和阅历以及他的渊博学识和杰出的艺术才华，决定了他必然选择用自己的创作来抚慰离开祖国带来的精神上的伤痛。余光中对中国传统文化情有独钟，对母体文化的挚爱、坚守与呵护，是余光中乡愁题材作品的深层内涵。余光中认为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然长在(《听听那冷雨》)。正是这
磁石般的向心力，将余光中与祖国民族文化紧紧地吸附在一起。文化传统不像故乡那样有一个十分明确的承载物，有一个清晰具体的意象，但它以自己独特的方渗透在民族的血液中，流淌在历史的长河里，
无声无息却发挥着无比浓重的力量。所以余光中虽然身居孤岛，但是他的乡愁诗继承了中国古典诗词的优良传统，渗透着浓浓的古典诗意。
首先，余光中的乡愁诗从内在情感上继承了我国古代诗歌中的感情传统，具有深厚的历史感和民族感。正如诗人在《〈白玉苦瓜〉序》中所说：写诗要有纵的历史感，横的地域感，还要有纵横交错的现实感。[4]中国文学自古以来就有忧患意识的传统。从《诗经》到楚辞，从汉乐府到唐宋诗词，其中充满悲情的怀乡诗歌不下千万。余光中的《乡愁》正是这种传统的乡愁诗在新时代和特殊的地理条件下的变奏。在诗中，诗人抒写了海峡两岸中国人的四大悲情，也是人生最重要的四大情感历程。第一届为母子别，第二是新婚别，第三是生死别，第四是故乡别。这种种的生离死别、聚散离合中投射出来的不能承受之悲正与中国传统的悲剧意识一脉相承。而诗中邮票、船票、坟墓、海峡的形象层层迭化，使这种深沉的乡愁突破了个人的怀乡情结，被诗人赋予了深广的时代内容，使乡愁突破了个人的怀乡情绪，被诗人赋予了深广的时代内容，使乡愁演化成为民族的一大悲剧，具有鲜明的现实感和地域感。
其次，余光中的乡愁诗在意象的设置上化用了中国古典诗词的原型意象。原型意象是各个民族在久远的历史长河中世代相传、共同相
通的心理积淀物。它带有强烈的民族彩，内涵丰富。在《乡愁》中，余光中从广袤的时空中提炼了
四个鲜明的意象：邮票、船票、坟墓、海峡。他们单纯而丰富，独立而集中，没有旁逸斜出的杂乱之感。其中船、海和坟墓的意象在中国诗词中反复出现，具有一种民族认同感，一种永恒的生命力。这四个意象由小到大，一个比一个难舍，一个比一个难离，道尽了乡愁的诸多情感，并与诗人由轻到重，由淡到浓，由个人到国家的感情变化相吻合，达到物我交融的境界，构成余光中乡愁诗特有的艺术魅力。
再次，余光中的乡愁诗继承了中国格律诗的传统，同时又吸收了民歌的特，开创了一种更自由更精致的新歌谣体。[5]《乡愁》虽只有寥寥数语，但在形式上却是达到了近乎完美的境地。《乡愁》在结构上呈现出寓变化于统一的美。统一，是指对诗歌整体相对地均衡、匀称，段式、句式比较整齐，段与段、句与句之间比较和谐对称。[6]这种结构的严整颇像古典诗词的格律诗。变化，是指诗歌在统一中又有一种民谣民歌的活泼、灵动、自由之美。此外，诗歌按时间的发展，逐渐递进，把四个意象纵向组合起来，用四个阶段概括了漫长的人生。此种手法与宋代词人蒋捷的《虞美人》极为相似。《乡愁》的音韵美体现在旋律上回环反复，一唱三叹，有如泣如诉的美的享受。其中，头字押韵，有规律地出现、重复，以及小小的、窄窄的、矮矮的、浅浅的这些轻巧的叠词的运用，无不使得诗歌回味无穷。全诗在结构上合音韵上的美体现了中国古典诗歌与民歌联姻的律动之美。而正是这种美，深刻地透射出了中国民族文化的惊魂。也是这种
美，传达出诗人对精致文化传统的回归、眷恋。
余光中乡愁作品精魂之所在，是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归依。余光中对中华民族的感情是真挚而不加造作的。他的思乡已经跳出个人局限，将个人的思乡提升到一个普遍的、理性的境界。这种乡愁不仅是空间上的，也是时间上的，经过时间的沉淀更加深厚。它更是精神上的，是对历史文化传统和整个中华民族的深深眷恋。[7]因此，诗人的乡愁显示出一种超地域超时代的意义。余光中的这种中国情结随着他人生阅历的丰富而越来越深刻，随着岁月的推移而越来越醇厚。诗人就是这样将他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绪化作奔腾的诗句，灌注于乡愁诗篇中，强烈表达出其内心深厚的大陆情结、乡愁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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