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忘的教授
教授名叫伊里奇，是贝尔格莱德大学的一个奇才。在文学理论方面，他是南斯拉夫的权威；在绘画界，他是现代画派的代表人物，多次在国内外举办个人画展；在音乐领域，他是艺术系音乐史的教授。但人无完人，伊里奇教授有着惊人才华的同时，又有着惊人的健忘症……
1984年我在该大学文学系读研究生时，有他的一门“文学概论”课。由于入学手续的延误，开课一个多月后我才第一次去听教授的课。伊里奇教授几乎是踩着早8点的钟声准时步入教室。教授五十几岁，上穿深红圆领毛衣，下穿牛仔裤，人很精神，没有半点学究样。他看见了坐在第一排的我，“噢，新来了一个外国学生！你好，欢迎你来听我的课，你叫什么名字？哪个国家的？”我站起来恭恭敬敬地向教授通报了姓名、国籍。
“啊，中国来的，那是一个创造智慧和文明的国家，我很崇拜她。”
“谢谢您，教授。”
“下面开始上课。”教授两手插进裤兜，一屁股坐在讲台的角上，然后开始一、二、三，a、b、c地讲了起来。没有教科书，没有教案，他就像一台计算机，所有内容都很有条理地从他
的口中准确地“输出”。更令我吃惊的是，他讲课时凡是涉及到引语时，他竟能说出来自某书、某版本、出版年月，甚至页数。而这一切均是在他两手插兜、眼望窗外的潇洒中脱口而出的。第一课我就被这位教授征服了。
一个星期后我来上第二课。由于来晚了，第一排已没空位置，我坐在了最后一排。教授准时步入教室。他的眼光落在了最后一排的我身上：“噢，又来了一个外国学生！你好，你叫什么名字？哪个国家的？”我不好意思当众提醒教授我们已经认识了，只好站起来再次通报姓名、国籍。
“啊，中国来的，那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国度。”
第三次上课时，我刚进教室，一个南斯拉夫的同学就嚷嚷开了：“杨，你今天可别再换位置了，赶快老老实实坐在第一排，否则伊里奇教授又该认第三个外国学生了。”于是我坐在了第一排。教授进来后，看见了第一排的我，但这次没有说“噢，又来了一个外国学生”。他开门见山地讲起了课，只是快下课时，教授忽然问：“坐在最后一排的那个中国学生怎么没来？”
教授健忘的笑话在我们全校广为流传。据说，他年轻时，有一天晚上把儿子放在婴儿车里推出去散步，路上遇见了一个老同学，他和人家神聊起来。两个多小时后，他自己回了家，一进家门还问妻子：“咱们的儿子睡了吗？”
还有一次，他开自己的小汽车去100多里外的诺维萨特城，办完事后他排了两个多小时的队，买了一张长途汽车票乘车回到了贝尔格莱德。第二天上班时才想起来小汽车忘在了诺维萨特。
教授虽然生活上拖拉，但讲课却很吸引人。他的授课方法很灵活，经常把下一课该讲的题目布置给几个学生，让这几个学生分别回去看书查资料备课，然后由这几个学生每人分章节讲课。其他同学则负责挑毛病。这种方法很妙，讲课的同学在备课时等于精学了一遍；听课的同学由于抱着挑毛病的心理，所以分外认真听，而且课堂气氛十分活跃，有时争论起来就差“拳脚相加”了，最后再由教授“盖棺定论”。
伊里奇教授上课从不循规蹈矩，师生之间的关系也很融洽。有一次贝尔格莱德有一场国际足球比赛，上课时，同学们吵吵嚷嚷都坐不住了，纷纷请求伊里奇取消这节课。教授挥了挥手示意大家安静。
“同学们，让我们来谈判吧！我先作一个假设，如果我取消今天的这节课，你们就可以兴高采烈地去看球了，而我则要一人躲在办公室里听收音机转播，你们说这公平吗？实话告诉你们吧，我也买了今天的球票，但很不幸，我又把它弄丢了，所以今天我要你们陪我一起上课，除非……”学生们立刻醒悟，噢噢地欢呼起来。一个男生“挺身而出”，掏出两张球票：“教授，这一张是我的，另一张是我爸的，让老头儿自己在家听收音机吧，咱们一起去！”伊里奇接过球票，大家欢呼着朝门口涌去：“慢着！”教授伸手拦住我们“我得先看看这票是不是假的……”
期末考试到了。考试那天我们早早的就端坐在教室里等伊里奇教授。有个女生在胸前直划十字：“上帝保佑，最好伊里奇忘了今天有考试，现在正陪夫人逛自由市场呢。”她话音刚落，伊里奇就精神抖擞地走了进来。他看我们全都紧张兮兮，一副可怜样，便乐了：“同学们，我教了几十年的书了，就是喜欢看你们现在的这个样子，一个个像温顺的小绵羊，真可爱。假如我有朝一日当了校长，我将规定每天都有考试！”教授话音刚落，下边便是一片涨潮般的“抗议声”。教授开心地乐了。 人教版六年级下册语文书
“教授，太棒了，我们也最喜欢看您现在的这个样子！”
“教授，咱们谈判吧，取消考试，我这儿有球票。”
伊里奇教授抬头看了看大家：“你们别高兴得太早了，拿出纸笔来，我口述考题！”填空、改错、小题、大题一共三四页纸的试题，教授竟全背了下来。一个男生对伊里奇说：“教授，您可别骗我们，没准儿您弄丢的试题比您口编的要容易呢！”伊里奇背着手一字一句地说：“我口述的就是原来的试题，如果明天书面试题拿来与我口述的有差别，那这次考试我就都算你们优秀。”
当考试进行到一半时，教授的女儿急匆匆地推门进来：“爸爸，这是您忘在家中的试题。”
我们接到书面试题后，一对照，嘿，真神了，连标点符号都没错一个！
教授在生活中丢三忘四，但对治学却十分严谨。有一次教授组织了一次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我应邀参加，并写了一篇《文学与音乐的平行研究》的论文。论文交上去不久，伊里奇教授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
“杨，你的这篇论文我读过了。我知道你是搞外交的，但是我并不希望在你的论文中看到模棱两可的外交用语。既然你是在作学问，就要用科学的态度去对待它。”我一看，教授的脸绷得紧紧的，手中拿的就像不是一篇论文，而是一封检举他的揭发信。
“你看看，你文中的许多引语全是‘中国古人云’，或者‘曾说过’。这怎么能行！一定要注明谁、什么时候、在哪本书里说过。这是学术论文，不是外交致辞！”我向教授解释：“教授，我在学校图书馆里都查过了，有关中国音乐理论的书很少，一些引语实在不到出处。”
“那你应该到国立图书馆去查。”
教授说干就干，拿起电话就问旁边坐着的一位秃了顶的老教授：“你记得国立图书馆的电话吗？”那老教授想了想后，说出了一个号码：“338—825。”我一听愣了，这不是伊里奇家里的电话吗。由于伊里奇不坐班，有事我们便只能给他家打电话，所以我记住了这个号码。那秃顶教授冲我一挤眼，我会意，没作声。只见伊里奇教授很认真地把这个电话记在了电话本上，然后开始拨机子：“喂，您好，哪一位？”“我是伊里奇夫人。”
教授颇为不解：“咦，怎么回事，你大字不识一个，跑图书馆来干吗？”那秃顶教授和我一起大笑起来。伊里奇却并不恼火，只是嘿嘿地干笑两声。
打通图书馆的电话后，他得知那里也没有这方面的书。教授放下电话，毫不犹豫地对我说：“既然这样，你这篇论文不能用。”就这样，他一句话便把我花了几个月时间的心血之作给“毙”了。
这事过了有一年。我都忘了。教授有一天把我叫到了办公室。
“杨，去年我轻易地把你那篇论文给否定了，我一直觉得欠了你什么似的。实际上你那篇稿子写得还是很不错的。如果把那些不详的引语删去后也能用。但考虑到你当时刚刚开始治学，一定要对你严格，所以我就把那篇论文给撤了下来，下个月在尼什又有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你参加吧！”我一听下个月，忙说：“不行，时间太紧了，我根本来不及写出一篇像样的东西。”
教授从抽屉里拿出一叠纸来。
“这是你去年的那篇论文，我今年春天去美国讲学时，在图书馆里帮你把所有的引语都查到了，并根据到的新材料又作了一些补充，你就拿这篇稿子去参加吧，我已替你报上了名。”
这次报告会上，我的论文受到了很好的评价。我发言刚一结束，伊里奇教授就第一个站了起来为我鼓掌。学术会议三天就结束了，但给我印象最深地却是伊里奇教授又一次因健忘而演出的“节目”。
我们参加会议的学者都住在一个饭店里。早上去开会时，大家都把钥匙交给服务台。第一天会议结束后，我和伊里奇教授结伴而归。到了服务台，我报了自己的房间号，服务员便把我房间的钥匙交给了我。教授对我说：“你先上去吧，我还有点事儿。”我刚刚走出几步，就听教授低声地对服务员说：“小，请问贝尔格莱德大学来的伊里奇教授住几号房间？”我忍不住乐了：我健忘的教授还真狡猾！“805。”小回答。
“请把钥匙交给我。”
“这怎么能行，客人还没回来。”
“他让我在他的房间里等。”
“不行。”
教授小声地说：“我就是伊里奇！”“先生，请您不要无理取闹！”小把脸背了过去，教授忙掏出身分证来“验明正身”。小百思不得其解地把钥匙交给了他。
1985年底，我们结束了伊里奇教授的课。这之后我便一头扎进图书馆里忙着写硕士论文。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伊里奇教授的电话，他告诉我，他刚从苏联回来，特意为我带回了一些我写论文所需的俄文资料，约我第二天早上8点去他办公室取。
第二天早上7点我就到了教授办公室的门前，8点一到，教授急匆匆地来了。
“杨，你是开车来的吧？快、快，我家里出了点事儿，快拉我回去。”
我们驱车直奔教授的家，在离他住的楼还有100多米远时，教授一声令下：“停下！”车刚停稳教授就冲了出去，直奔路边的一个铁垃圾箱，弯腰从里边拎出了他的黑皮包，拍了拍上面的尘土，又钻进了车里。
“杨，你的材料全在这包里呢。”
“那您干嘛给‘寄存’在垃圾箱里？”我笑着问他。“咳，别提了，我平常每天早上从家里出来，
都是左手拎皮包，右手拎垃圾袋，今天早上一忙给弄拧了，拿垃圾袋的那只右手拎了皮包，结果到了垃圾箱前就把皮包给扔进去了，而垃圾袋却一直拎到学校大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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