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多民族长期交往和不断融合形成的共同体,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化。中华优秀传统⽂化包含深沉厚重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壮⼤,维系了中华民族的团结与和谐,也必将进⼀步推动中华民族的进步与发展。中国特⾊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化的沃⼟,有深厚历史渊源和历史底蕴,基于相同的思想认知、相通的价值观念,在迎接中华民族伟⼤复兴的新时代,我们尤其要⼤⼒弘扬中华传统⽂化中的民族共同体意识。
⼀、协同协作、协和万邦,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坚实基础
中国本⾝就是⼀种⽂明的存在,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就是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积淀逐渐⽣成的历史。在世界众多的⽂明中,中华⽂明光辉灿烂,独树⼀帜,决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值得认真总结、⼤⼒弘扬。中华民族历史漫长悠久,在形成与壮⼤的过程中,协同意识、协作观念发挥了巨⼤作⽤。
在遥远的五帝时代,中国⼈就已经提出了明确的“协和万邦”观念,《尚书·尧典》说:“⽈若稽古,帝尧⽈放勋,钦、明、⽂、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协和,意味着协同与公平公正,意味着⼈民和睦相处,各邦国友好往来。这是告诫为国者要去除⼀⼰之偏爱,好恶⼀同于天下。亲九族、和万邦,不仅把家族、宗族治理好,还要把国家治理好,使各邦团结起来。《左传·哀公七年》记载,⼤禹当年举⾏涂⼭之会时“执⽟帛
者万国”,众多邦国都认同⼤禹的统治,这应该就是“协和万邦”的意思了。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产⽣以来,⼈们就思考社会地位与物质财富的传承问题,由此产⽣了最早的规则与制度意识。中华⽂明从远古⾛来,考古学家发现,⾄晚在5000多年以前的龙⼭时代,中国就产⽣了礼制,夏、商、西周三代递相损益,到周公时代形成了“郁郁乎⽂哉”的礼乐⽂明。《孔⼦家语·论礼》记孔⼦说:“夫礼者,理也。”《礼记·礼器》说:“礼也者,……理万物者也。”礼乃⽤以条理社会、整齐⼈⼼。既然礼依理制,其功能就在于“济变”“弥争”“决嫌疑”,以使⼈“知其所⽌”。
孝道文化⼭东曲⾩是周代鲁国的国都,周公是鲁国的始封之君,这⾥在历史上就建有纪念周公的鲁太庙(今俗称“周公庙”)。周公庙第⼀道牌坊东西相对,上分别书“制礼作乐”“经天纬地”,这正是周公最⼤的历史功绩。在总结继承夏、商⽂化的基础上,周公制订周礼,奠定了中华礼乐⽂明的基础。到春秋末年,天下⽆道,礼坏乐崩,孔⼦和早期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武”,尤其把周代礼乐⽂明发扬光⼤,使礼乐⽂化成为中华民族⽂化的荦荦⼤端。
中华⽂化的特质在于思考⼈性与⼈的价值,思考⼈与⼈之间如何更好地相处。《荀⼦·王制》说:“(⼈)⼒不若⽜,⾛不若马,⽽⽜马为⽤,何也?⽈:⼈能,彼不能也。”荀⼦明确说出了⼈与⼈之间协同协作的重要性。⼈发挥集体的⼒量,就需要“”,就需要合作,形成体优势。⼈的特点就在于所具有的社会性,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社会分⼯也更加细密,这对彼此之间的团结合作提
出了更⾼的要求。不⾔⽽喻,⼈越能互补互通,互帮互助,交流融合,就更能产⽣⼤的⼒量,以共⽣共赢,共同发展。
在各民族长期的交流交往和融合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共同的⽂化⼼理。春秋时期,尽管周王室衰微,天⼦威权下降,但以往王官学的巨⼤⽂化影响⼒,列国之间仍然有许多的基本遵循,有不少⾼度认同的基本原则,例如尊王攘夷,例如恤孤、济困、扶危,例如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等等。《左传》襄公⼗⼀年说“夫和戎狄,国之福也”,如何“和戎狄”,就是认同应有的价值观念。
早在孔⼦时代,⼈们就崇古、尚古、信⽽好古,这与中国上古历史的漫长发展有关。⼈们向后看恰恰是为了向前看,是希望从历史的过往中寻解决现实问题的⽅案。今天我们只有⾛出疑古时代,认清中华民族⽂明之树的根扎得很深很牢,才会理解中华民族深沉的本根意识。实际上,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就是⼀部相互协作、共同聚合的历史,是互助互惠、合作共赢的历史,可以说中华民族就是在思考礼的过程中⼀步步⾛来的。
⼆、尊王攘夷、崇尚⼀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内涵
英国作家贡布⾥希(Ernst H.Gombrich,1909~2001)著有《写给⼤家的简明世界史》,他在记述汉代以前的中国历史时,使⽤的标题是“⼀个伟⼤民族的伟⼤导师”,他所说的“伟⼤民族”当然是中华民族;他所说的“伟⼤导师”⾃然指的是孔⼦。他说:“在孔⼦学说的影响下,伟⼤的中华民族⽐世界上别
的民族更和睦和平地共同⽣活了⼏千年。”他还说:“只是由于有了他的学说,这个有着众多省份的⼤国最终也没有⽡解。”
中华民族的紧密团结,是因为有强⼤的向⼼⼒、凝聚⼒,向⼼⼒来⾃共同遵循的“道”,“道”就是王道,就是尊王攘夷;凝聚⼒来⾃内⼼的“统”,这个“统”就是正统,就是崇尚⼀统。从孔⼦作《春秋》开始,“⼤⼀统”的观念就⽇渐深⼊⼈⼼。需要清楚的是,这⾥所谓“⼤⼀统”与“⼤统⼀”有⼀定的区别。
“⼤⼀统”的表述最早见于《公⽺传》隐公元年,其中解释《春秋》所⾔“王正⽉”说:“何⾔乎王正⽉?⼤⼀统也。”徐彦疏:“王者受命,制正⽉以统天下,令万物⽆不⼀⼀皆奉之以为始,故⾔⼤⼀统也。”据《汉书·王吉传》,汉代有⼈
说:“《春秋》所以⼤⼀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可见,所谓“⼤⼀统”就是以⼀统为⼤;其中的“⼤”是重视、尊重。“⼤⼀统”就是“尊王”,就是尊王道、抑霸道,就是天下诸侯皆统系于王。“⼤⼀统”不是强调所统辖疆域的辽阔,⽽是指国家政治、经济制度与思想⽂化上的集中。⼈们不是各⾏其是,这是“天下有道”的表现。
孔⼦在《春秋》⾥寄寓了⾃⼰的政治思想,这与其他⽂献所显⽰的孔⼦政治思想⼀致。《论语·季⽒》记孔⼦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天⼦出;天下⽆道,则礼乐征伐⾃诸侯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夫。天下有道,则庶⼈不议。”《汉书·儒林传》说:“周道既衰,坏于幽厉,礼乐征伐⾃诸侯出。
陵夷⼆百余年,⽽孔⼦兴,以圣德遭季世,知⾔之不⽤⽽道不⾏,乃叹⽈:‘凤鸟不⾄,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尊王攘夷,崇尚⼀统,这是孔⼦和早期儒家的政治理想,也是民族共同体所必须的思想前提。
在春秋战国诸⼦中,“⼤⼀统”观念是⼀个共识,例如儒家与法家、墨家主张有异,但都强调政令统⼀、步调⼀致。孔⼦主张尊王⾃不必说,孟⼦也说“天⽆⼆⽇,民⽆⼆王”,有⼈问孟⼦:“天下恶乎定?”他简洁地回答:“定于⼀。”谁能定于⼀?孟⼦认为,有德者能⼀之,⾏王道者能⼀之。他主张“君仁⾂义,君民同乐”,他认为,“仲尼之徒⽆道桓、⽂之事”,这不是因为桓⽂所⾏不是王道⽽是霸道吗?《吕⽒春秋》说:“王者执⼀,⽽为万物正。⼀则治,两则乱。”韩⾮⼦反
对“⼀栖两雄”“⼀家两贵”;墨⼦有“尚同”主张,希望“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
尊王攘夷与那时的夷夏之辨、华夷之辨⼀致。王代表王道,代表华夏正统⽂化。但夷夏之辨中的“夷”“夏”之分,不是在⾎缘、⾎统与族意义上,⽽是在⽂化与⽂明意义上。韩愈总结孔⼦的《春秋》笔法,明确指出这⼀点,他在所作《原道》中说:“孔⼦之作《春秋》也,诸侯⽤夷礼则夷之,夷⽽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夷狄进⼊中原,习⽤华夏⽂化习俗,⾃然就成了华夏;中原华夏族进⼊边远地区,习⽤夷狄⽂化风俗,也就成了夷狄。到底是夷狄还是华夏,关键在于是否有礼义,是否遵⾏礼仪道德。可见,华夷之辨说到底在于思想观念和⽂化认知,是⽂化⾝份认同。
三、崇德尚义,贵和尚中,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要标识
⼏千年来,历代中华⼉⼥以共有的⽂化⾝份认同,讲道德、崇正义、尚和合、求⼤同,在和谐中发展,在协作中进步,在中华民族这个多民族的⽂化共同体中,共同奏响美妙的乐章。这样的思想作为民族思想⽂化的主流,⼀直发挥着经国济世的作⽤。
在“诸⼦百家”中,孔⼦特别重视对传统的继承,孔⼦及其以后的思想家思考世道⼈⼼,继续发展与弘扬传统,所以孔⼦被尊为“万世师表”。西⽅学者常将中国称为“孔⼦的中国”,实际是对以孔⼦为中⼼的儒家⽂化作⽤的认知。儒家主张王道,反对霸道,这样的思想强调以德为政,⾃正⽽正⼈、⾃安⽽安⼈、⾃尊⽽尊⼈,各民族和谐相处,共存共⽣,让⼈⼼悦⽽诚服。在绝⼤部分的岁⽉中,中华民族内部的各个族都和平和睦、友好相处。
思维模式标识或代表着价值取向,决定着⾏动⾛向。儒家讲明明德,讲致良知,着眼于⽌于⾄善,特别强调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只有知所先后,才能近道⽽⾏。抓不住根本,就是舍本逐末。要明德新民,树⽴好的社会风尚,就要唤醒⼈性,以明德引领风尚。要唤醒善性与良知,从致知⼊⼿致其良知。孔⼦儒家讲为政以德,讲其⾝正不令⽽⾏,乃是强调为政者要以⾃⾝的正引导他⼈的正。⼈与他⼈之间交流与交往也是如此,⾸先修养⾃⾝,才能推⼰及⼈。其中,修⼰是关键、是根本。要使天下“⽆讼”,必须“见其过⽽内⾃讼”;要使社会和谐,就应各明其德、⼈⼈修⾝。
孔⼦儒家思考⼈的社会性存在,就是探讨社会安宁与和谐的深层机制。他们关注根本,将个⼈修养放在中⼼位置,反求诸⼰,聚焦发展和成长。⼈们看到了内在功⼒,就像⽕之始燃、泉之始涌,扩⽽充之可保四海,否则就连“事⽗兄”也做不好。这样的思维有深邃的动⼒,有明晰的价值取向,它絜矩成⼈,⾄诚⽆息,执中⽽⽴。它以⼀以贯之的思维模式落地,全然思索古与今、我与世界,这样的思维格局⾮常宏⼤。埃及前总理伊萨姆·谢拉夫说:这个“⽆序混乱的世界”要“到⼀个理想的平衡点”,做这件事情的主⾓应该是有悠久⽂明历史的中国。他强调,中国⼈⼀定要珍视⾃⼰传统的价值观,认为“不光中国⼈民需要这些价值观,全世界也需要”。
中华先圣、先王站在⼈类发展的中⼼点,思考⼈⼼与道⼼、⼈情与⼈欲、天理与⼈欲的关系;中华先民认知世界,以天地为师,着眼古往今来,关注四⽅上下。这样的思想不拘泥,不狭隘,不⾃私,绝不唯我独尊,不以“我”为中⼼,
以“我”为优先。特别注重当位⽽⾏,允执厥中。儒家内圣外王之道是“道术”⽽不是“⽅术”,就在于它“致⼴⼤⽽尽精微”“极⾼明⽽道中庸”。
孔⼦说“吾道⼀以贯之”,曾⼦解释说:“夫⼦之道,忠恕⽽已也。”(《论语·⾥仁》)这个“⼀”就是忠恕,是整体意识,是执两⽤中;也是推⼰及⼈,是换位思考。这是中国古代修⾝哲学的核⼼概念,是处理社会关系、⼈际关系、个⼈⾝⼼关系的准则。这样的思维⽤于处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就是友好
相处,互帮互助。站在⾃⼰的⽴场上,认真为对⽅着想。以忠恕思维交朋友,以推⼰及⼈打交道,中华民族各民族之间才更和睦和平地共同⽣活了⼏千年。
如果把中华⽂明⽐喻成⼀棵⽣⽣不息的⼤树,儒家⽂化就是这棵⼤树的主⼲,各民族的⽂化就是这棵⼤树的枝叶。中华
如果把中华⽂明⽐喻成⼀棵⽣⽣不息的⼤树,儒家⽂化就是这棵⼤树的主⼲,各民族的⽂化就是这棵⼤树的枝叶。中华⽂明之树在不同时期吸收了不同的⽂化养分,各民族优秀⽂化都是中华⽂化的组成部分,筑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千百年来,中国⼈遵循着谦和礼让、求同存异的传统,主张“礼之⽤,和为贵”;与之同时,也强调以礼节和,不离中道。在政治管理中,柔远⼈、怀诸侯,宽柔以教。这是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的要求,是处理的基本原则,所以能使“近者悦,远者来”。
四、家国同构、⼤顺⼤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想追求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哲学可视为“回家”的哲学。中国有“天下⼀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之类的观念,中国⽂化重视家庭,从⽽以家为本位,主张由孝悌出发培养爱和敬。儒学关注天下国家,注重家风建设,把孝悌看成做⼈的基础,视之
为“为⼈之本”。孔⼦极重亲亲之爱、尊长之敬,说“⽴爱⾃亲始”“⽴敬⾃长始”。既然把孝与悌看成“⼈之本”,因⽽把爱与敬看成“政之本”。
每个⼈⽣来都属于⼀个家庭,都离不开⽗母家⼈的关怀,在特定的家庭和家族中,⼈们⾃幼得到了⽆微不⾄的关爱,得到了⼼灵的滋养,那么,⽗母指出的⼈⽣道路就注定影响他的⼀⽣,“三年⽆改于⽗之道”被视为孝的基本表现。每⼀个⼈都是社会的⼈,⼈都是由家庭⾛向社会,家与国于是就应该建⽴有机的链接。于是,儒家把家庭伦理与社会政治伦理打通,把⽗母对于⼦⼥的⾃然情感社会化,即进⾏社会化应⽤与理解,这就产⽣了家国⼀体观念。
曾⼦说:“⼤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养⽗母,这是⼈的基本孝道。不辱没⽗母的名声,为⼈⼦者要尽⼒做到。⼀个成功的⼈应是“⼤孝”之⼈。“尊亲”即“使亲尊”,就是“扬名声,显⽗母”。意思是⼤孝之⼈应该给⽗母带来荣耀,使⽗母受世⼈敬仰。要做到这⼀点,个⼈的作为必须得到世⼈的认可,这就规定了治家的⽅向性,就是要与社会价值观保持⼀致。⾃⼰的所作所为得到社会认可,才能给家族带来荣耀,才是⼀个⼈的⼤孝。《⼤学》说“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齐⽽后国治”,这就是⾝修、家齐与国治的内在关联。好家风的底⾊是道德,受社会认可的家风⼀定基于正确的价值追求和⾼尚的⾏为⽅式,与社会国家的需要相适应、相协调。那么,如何治理“邦家”?《论语》记孔⼦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患不均,不患贫⽽患不安。盖均⽆贫,和⽆寡,安⽆倾。”⽆论家还是国,公平公正、安宁、和谐和睦都应是⼀贯的追求。
孔⼦儒家希望世⼈讲信修睦,希望“⼈不独亲其亲,不独⼦其⼦,使⽼有所终,壮有所⽤,鳏寡孤疾皆有所养”。孔⼦称这样的社会状态是“⼤同”,⼤同则意味着求同存异,意味着互谅互让、互帮互助、相
互尊重。孔⼦还称“⼤同”为“⼤顺”,⼤顺意味着共同的价值遵循,⼈⼼和顺,和睦相处。这影响着⼀代⼜⼀代中华⼉⼥,成为处理各的基本准则。
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最晚在我国西周时期就已形成。周初分封诸侯,有姬姓国家,也有异姓国家。异姓诸侯有的是功⾂,有的是周朝建⽴前的⽅国被纳⼊到了周的统治体系,这些异姓诸侯之间往往彼此联姻,通过各种⽅式建⽴联系。同姓诸侯互为兄弟之国,异姓诸侯互为甥舅之国,这成为彼此和睦交流的重要纽带。
⼈都属于⼀个家,也都属于⼀个国。家与国的关系,说到底就是⼩我与⼤我的关系。秦统⼀后,车同轨、书同⽂、⾏同伦,也是为了不同族、不同区域之间更好交流。汉代以后,出现了中原汉族政权与边地少数民族的“和亲”,其他各民族之间也有类似的“和亲”⽅式,这与西周时期异姓诸侯国之间的联姻有相似之处,各民族由此交流交融,守望相助,⼿⾜情深,促进了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上的凝聚与统⼀。这都可以视为“家⽂化”的放⼤。佛教中国化的过程,是外来⽂化与华夏⽂化有机融通的典范,从魏晋时期的三教之争,到隋代王通等的“三教可⼀”,再到后来佛徒主张“⼒扶姬孔”,佛教成为中国⽂化的组成部分。
⼈莫不亲其亲,莫不爱其家。家是讲爱与敬的地⽅,家是年轻⼈学习爱与敬的地⽅。⼀个⼈⼼中有爱有敬,懂得爱敬,才能把这种爱敬推⽽⼴之,⼀个重视家庭的民族才会使得各个族之间以爱敬之⼼
相互对待,各民族⼈⼼归聚、精神相依,形成强⼤的精神纽带,造就和谐与和睦的社会。五⼗六个民族像⽯榴籽⼀样紧紧抱在⼀起,与这种懂爱知敬的中华民族共同的⽂化⼼理有内在的联系。
原载:《孔⼦⽂化》季刊第46期
作者:杨朝明,全国政协委员、孔⼦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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