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称为孝文化；传统中国社会，更是奠基于孝道之上的社会。黑格尔在谈到中国的孝敬问题时说：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1]。孙中山先生在其《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中指出《孝经》所言的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现在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像中国讲的这么完全。孝，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观念与首要文化精神，是中国文化的显著特之一。
一、孝的历史源流及演变孝道文化
孝的主要内涵是敬神、事鬼、事亲、敬老。孝的本义是敬神和事鬼，事亲和敬老则是孝本义的延伸。
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在同自然界斗争的过程中，需要众多氏族成员之间的合作，氏族成员从血缘亲情出发增强彼此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同时，为了本氏族的繁衍生息，也不断祈求祖宗神灵保佑。出于生存需要，氏族成员们借助祖先的力量，供奉祖宗神灵、举行祭祖仪式，追念祖先；将祖先神秘化，以崇拜祖先。这种盛兴祖宗崇拜、生殖崇拜的观念和仪式，乃是原始孝义的反映。《礼记坊记》记道：修宗庙、敬祀事，使民追孝也。除了敬神和事鬼的本义外，作为本义延伸的事亲和敬老行为观念，也在氏族社会后期开始萌芽。氏族社会后期，随着个体家庭经济的出现，子女继承父母财产的权利和行为逐渐为社会认可，与此相对应的是，子女赡养父母的社会义务和观念也随之确立。这种子女赡养父母的责
任，即为孝本义的进一步延伸。[2] 夏商时期，祖宗崇拜的观念行为依然盛兴。《论语泰伯》提
到大禹曾致孝于鬼神，这反映了夏人对祖先鬼神的祭拜状况，是夏人孝道行为的具体表现。殷商也热衷于祖先崇拜和祭祀，其表现就是殷人凡事都要卜问祖先。而在卦辞之中，卜祀之辞又占大部分，这说明在宗法制度已臻完备的殷代社会中，孝道极其重要。此时，孝字应运而生，孝字的出现，是孝道思想发展的一个显著标志。同时，青铜器上刻着孝的象形图像，一个老人弯着腰，手拄拐杖，一副老态龙钟的模样。汉字的孝，从字形上看，上半部为老，下半部为子。青铜器上孝的象形图像以及孝字字形，寓意十分明显，含有敬老养老的意思，这样作为孝引申义的事亲和敬老，在殷商时代形成和出现。
西周时期，孝字使用极为普遍，孝的内涵进一步扩大。这个时期，孝的含义有了进一步延伸，明显具有两重意义：第一，对死去的先祖的孝，通常称为死孝。在西周的典籍中、铭文中，死孝含义概括为言孝必及神（《国语周语下》），它往往用追孝、享孝来表述。追孝、享孝的行为总是和祖宗崇拜的宗教信仰、宗教仪式联系在一起的。第二，对在世父母的孝，通常称为生孝。《尚书尧典》所说的克谐以孝，《尔雅释训》所解释的善父母为孝，就是这种孝道。生孝主要指对在世父母的奉养、尊敬、服从等。
春秋时期，鬼神观念、天命观念开始不断受到人们的怀疑，因而，崇拜的观念行为，已不再是孝道的
主要意义，代之而起的，是对在世父母的生孝。于是，充满着世俗生活的人情味、体现着父母和子女的义务关系的父慈子孝的格言开始流行。如：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历谓六顺也。（《左传隐公三年》）父慈子孝，礼也。（《左传昭公二十六年》）都是体现着父子之间的伦理感情和道德义务。其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学派创
立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体系，这一体系的根本就是孝道。
二、先秦诸子之孝
百家争鸣，带给了全社会的思想大解放，周代以来所盛行的孝道也引起了思想家们的思考和讨论。
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他是在周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对西周的传统的思想和制度极为拥护，因而对周初以来所大力提倡的孝道当然是持完全肯定的态度，而且对西周传统孝道有重大发展。孔子重视孝的现实人伦道德意义，重实孝作为家庭道德的伦理内涵。围绕善事父母这一基本的家庭父子关系中的子道，孔子提出许多平实的孝的理论和规范。如孔子强调孝要建立在敬的基础上，孝敬父母要真心实意，单纯在物质上满足父母，尚不足以为孝，更重要的是敬，使父母得到人格的尊重和精神的慰藉。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正因为此，所以孔子要求人们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孔子作为孝道伦理的开山鼻祖紧紧围绕善事父母这一核心内涵，提出了丰富的重要观念和规范，完成了孝从宗教到道德，宗族伦理向家庭伦理的转换，并从孝道到了
其合理的人性根基和哲学论证，把孝纳入其仁的最高理想目标之中，从而使孝成为其仁学思想体系的基础和起点。[3]
孟子提出性善论，进一步完善了儒家孝道的哲学基础。性善论认为，人性是天赋的，无有不善，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尽心上》）正因为人性是善的，天生就有亲亲之情，所以孝当然是天赋的，这也是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之所在。性善论为孝悌提供了先验的基础，孝悌之说与性善论结合不但使
孝悌在理论上有了根据，思想的效果也大为扩充了。
法家主张依法治国，在否定礼乐教化的基础上，商鞅力主实行严刑峻法。韩非则由其极端性恶论出发，蔑视人间孝慈道德的存在，把家庭中父子、夫妻的关系也说成是纯粹的利害关系，孝道被完全否定，孝子爱亲，百数一也。（《韩非子难二》）天下皆以孝悌忠顺为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顺之道而审行之，是以天下乱。（《韩非子忠孝》）他把孝悌之道看作是天下乱的原因。
三、孝文化在当代的社会价值
不论时代如何改变和进步，作为根源于人类血缘关系的孝，都在不同程度上发挥着作用，尽管它的具体内容、实现形式以及侧重点，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但作为道德准则却依然有其存在的价值。
（1）孝的培养和实践是提高当代人素质的起点。在古代中国，孝被看作是德之本，是有其道理的。孝确实是一切道德的根本和起点，一切道德和善根都源于对他人的关切和爱戴，子女生下来后，最先接触的人是父母，最先从父母那里得到人间的爱，这种爱必然培养并生发出子女对父母以及通过他们对人类的爱。爱与奉献是道德的本质。而孝的本质是一种爱与敬的情感和行为，因此，它是一切道德之本源。孝也是一切教化之本与起点，由亲亲启蒙，是人情陶冶、道德升华最基本的手段，也是最有效的途径。[4]今天，我国正致力于和谐社会建设，我们似乎更加注重人们的社会角和社会道德，而不太重视家庭私德，这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中国古代视孝为一切道德之根本，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思想。以此为鉴，在对公民尤其是少年儿童进行道德教育时，注意培养他们的孝道，以使他们从早具有爱心，形成社会责任感，从而也为建设有中国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最基本的
道德支撑。
（2）孝文化有助于培养爱国主义精神。一个民族的生存、繁衍和发展的潜在根系都是以血统为脉络，大宗小支分流下去的，各宗各支各派各人之间贯通人性人情的潜动力是孝意识；一个民族的今人和古人、领袖和民众、此处人与彼处人、本土人与侨外人之间，贯穿通达思想文化的潜动力仍是孝意识，这种孝意识正是中华民族精神和凝聚力的核心。这种孝意识的现实运用就是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希望祖国强大繁荣、渴望祖国统一完整。古来中国人视报效祖国如同追孝先祖，是人世最大的孝义、最隆重的德行，也具有最崇高的价值。人们常言天下华人皆同胞、血缘亲情深似海。与孝密切相
关的忠在现代社会里也具有了新的内涵，过去讲忠，是忠君，现在讲忠，是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这些，无疑都有助于爱国主义精神的培养。
（3）孝文化是我国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需要。当代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在生产力水平还不移够发达，家庭还是生产或消费单位的情况下，子女赡养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是不可回避的义务，即使将来生产力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养老的问题可以由社会来解决，但孝亲、敬老依然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人口老龄化是困挠人类社会发展的羁绊，而子女之孝，亲友之情，天伦之乐，是任何时候，任何法律或行政行为所不代替的。这与西方社会人情冷似冰，亲情淡如水相比，中国人其何乐融融的家庭生活，令世界称羡不已。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忠国爱民，敬老孝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建设有中国特的社会主义当代，我们使之发扬光大，建立起更高、更博大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责任多么的神圣。
当然，我们今天谈孝文化要以现代的眼光去衡量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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