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章 ●课文鉴赏说明
本文是孔子“因材施教”的范例。通过孔子和四个学生的谈话，以言志为线索，写出了学生们的志趣、性格，表达了孔子的思想、态度。
漆雕一、整体感知
课文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1段）。
这一部分，孔子向学生问志。但孔子没有直接让弟子言志，而是先用温和自谦的话打消学生的顾虑，为他们创造一个轻松、亲切、活跃的环境。孔子一出场，就给人以态度和蔼、思想明智、胸襟开阔的印象，可见孔子确实是一位高明的老师。
第二部分（“子路率尔”——“吾与点也。”），可分四个层次。
第1个层次（“子路率尔”——“夫子哂之。”）：这一层次，写子路述说己志。孔子见子路不谦让，所以笑他。既是暗示性的批评，又不伤其自尊。
第2个层次（“求，尔何如？”——“以俟君子。”）：这一层次，写冉有述志。他“长于政事”，认为儒家的最高理想——实现礼治，要等待君子协助才能办到。
第3个层次（“赤，尔何如”——“愿为小相焉。”）：这一层次，记述公西华述志。他很重视礼治，年龄虽小，态度却很谦恭。
第4个层次（“点，尔何如？”——“吾与点也。”）：这一层次，写曾皙述志。孔子对曾皙予以赞扬。
这一部分，是写子路先回答说，他有治理“千乘之国”的才能。孔子对他的话不以为然，报之一笑。冉有的回答是：自己只有治理方圆几十里的小国的才能。公西华的回答更为谦逊，他说自己的才能只配做个小司仪官。孔子对冉有和公西华的话都没有立即表明态度。曾皙表示不愿做官，但他所描绘的师生暮春郊游的美好图景，正是儒家所向往的“礼治”社会的景象，是“礼治”的最高境界，集中而形象地体现了儒家的政治理想。孔子对他的话非常感慨，当即表示赞同。
第三部分（“三子者出”——文末）。
这一部分写子路、冉有、公西华走后，曾皙向老师探问那三位同学的谈话如何。孔子对子路、冉有、公西华所谈的志向逐个加以评价。孔子说治理国家要讲究礼让，可是子路的话表现得不谦让，所以笑他。而对冉有和公西华的谦逊态度是满意的，尤其是对公西华，从他的才德看，足可胜任一个大司仪官。
孔子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在本文中，可看出他们师生关系十分融洽、非常平等。他关心学生，爱护学生，对每个人的情况了如指掌。即使在日常交谈中，也引导学生立志，关心国家政事，坚持正面教育为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他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当四个学生述志后，他高屋建瓴地将他们的发言上升到“礼治”，将他们要做的事上升到与治国有关的高度，很有指导意义。
二、写作特点
1．本文的突出特是能扣紧每个人的性格特点来记述，五个人的发言都合乎各自的个性、身份、志趣、教养，显得深刻而生动。
2．全篇以“言志”为中心组织材料，思路清晰，极有层次，不枝不蔓，文意明晰。表现力较强。
3．成功地运用对话和人物动作来塑造人物形象。孔子师生间的对话，将人物的心情语态，精神气质，都传神地表现出来，写得简练含蓄，生动感人。
【译文】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陪（孔子）坐着。孔子说：“不要因为我年纪比你们大一点，你们不要以为这样就不说了。（你们）平时常说：‘没有人了解我呀！’假如有人了解你们，那么（你们）打算怎么做呢？” 子路急忙回答说：“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夹在大国之间，加上外国军队的侵犯，接着又遇上饥荒；如果让我治理这个国家，等到三年功夫，就可以使人人勇敢善战，而且还懂得做人的道理。” 孔子听了，微微一笑。 “冉有，你怎么样？” （冉有）回答说：“一个纵横各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的国家，如果让我去治理，等到三年，就可以使老百姓富足起来。至于修明礼乐，那就只有等待贤人君子了。” “公西赤，你怎么样？” （公西华）回答说：“我不敢说能做到什么，只是愿意学习。宗庙祭祀的工作，或者是诸侯会盟，朝见天子，我愿意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做一个小相。” “曾晳，你怎么样？” （曾晳）弹瑟的声音渐渐稀疏下来，铿的一声，放下瑟直起身来，回答说：“我和他们三人的才能不一样呀！” 孔子说：“那有什么关系呢？不过是各自
谈谈自己的志向！” （曾晳）说：“暮春时节（天气暖和），春天的衣服已经穿着了。（我和）五六位成年人，六七个少年，到沂河里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唱着歌走回家。” 孔子长叹一声说：“我是赞成曾皙的想法呀！” 子路、冉有、公西华都出去了，曾晳最后走。曾晳问（孔子）：“他们三个人的话怎么样？” 孔子说：“也不过是各自谈谈自己的志向罢了！” （曾晳）说：“你为什么笑子路呢？” （孔子）说：“治理国家要讲理让，可他的话却一点不谦让，所以笑他。难道冉求所讲的就不是国家吗？怎见得纵横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的地方就不是国家呢？难道公西赤所讲的不是国家吗？宗庙祭祀和诸侯会同之事，不是诸侯的大事又是什么呢？如果公西华只能给诸侯做一个小相，那谁能来做大的赞礼呢？”
编辑本段有关资料
一、孔子生平和《论语》简介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鲁定公时，曾任鲁国大司寇，任职期间百姓安居乐业，整个社会达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和谐状态。后来私人办学，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还在晚年整理“六经”（《诗》《书》《易》《礼》
《乐》《春秋》）。他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自汉代以后，孔子学说成为二千余年封建文化的正统，影响极大。封建统治者一直把他尊为圣人。他又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影响深远，以至于今。 《论语》是一部语录体的散文集，它是孔子的门人和再传弟子所辑录的孔子的言行录，全面地反映了孔子的哲学、政治、文化和教育思想，是关于儒家思想的最重要著作。宋儒把《论语》《大学》《中庸》和《孟子》合称为“四书”。《论语》共20篇，每篇又分若干章，不相连属；言简意丰，含蓄凝练，包含了孔子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生活经验；在记言的同时，传达了人物的神情态度；在某些章节的记述中，还生动地反映了人物的性格特点；其中有不少精辟的言论成为人们习用的格言和成语，对后来的文学语言有很大影响。
二、关于“吾与点也”
孔子为什么说“吾与点也”，对这个问题，历来是有争议的。对曾皙说的那段话（“暮春”至“咏而归”），有的是从积极方面理解的，认为曾皙是主张以礼治国，他说的是礼治的结果，是太平盛世的图景，与孔子的“仁政”“礼治”“教化”的政治主张相符，因此孔子说“吾与点也”（教材采用这种理解）。 另一种是从消极方面理解的，认为曾皙是主张消极避世，符合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主张，因此孔子说“吾与点也”。有下面一些理由。
（1）
从孔子的思想看。纵观孔子的一生，应该说积极救世是其思想的主导方面。他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周游列国，“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他的主张在各国都行不通，他被“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史记·孔子世家》），却“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但由于到处碰壁，有时也流露出消极情绪，特别是他晚年回鲁国后恬退避世的思想很突出。《论语·公冶长》中有孔子说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之类的话；《史记·孔子世家》中也说：“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曰：“吾道穷矣……”，这些都是孔子思想中消极的一面。 《侍坐》中所记之事当在孔子晚年，因为四弟子中公西华最年幼，比孔子小42岁（据刘宝楠《论语正义》），孔子去鲁适卫时56岁，（据《史记·孔子世家》）时公西华年仅14岁，大概不可能随孔子出国；又公西华是鲁国人（据《辞海》），也不可能在孔子周游列国时投师孔子，所以公西华成为孔子弟子当在孔子返鲁后，即65岁以后。可见，孔子“与点”时不可能有积极从政的思想。
（2）
从孔子对子路和曾皙的不同态度看。《侍坐》章记载，在子路言志之后，“夫子哂之”。一“哂”一“与”，态度截然不同。孔子为什么要“哂”子路？因为“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子路讲自己能治“千乘之国”，是不谦虚的。如果曾点志在把国家治理成一个“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使万物莫不遂其性”的“太平无事”的理想之国，不是更不谦虚吗？果真如此，孔子就不会“与点”，而只会“笑点”，甚至是“大笑”了。可见，孔子“与点”，并非因为曾点有济世之大志。
（3）
从曾点与子路等人言志的不同内容看。子路志在治“千乘之国”，冉有志在治“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之邦，公西华志在为小相，参与“宗庙之事，如会同”。二三子之志虽有骄谦之分，却无本质之别，都志在为政。孔子也说：“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而曾点自称“异乎三子者之撰”。如果曾点志在为政，那么曾点之志何以“异乎三子者之撰”？可见，曾点是“不求为政”的。
（4）
从《论语》中其他篇章有关记载看。《公冶长》记载：“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也。’子说。”（斯，指仕进之道，说，同“悦”）漆雕开“志于学道不欲仕进，……孔子见其不汲汲于荣禄，知其志道深，故喜悦也。”（邢昺：《论语正义》）既然孔子喜欢漆雕开的“不欲仕进”，那么赞成曾点的“不求为政”，也就并非偶然了。《公冶长》里这段记载，正是《侍坐》章里孔子“与点”原因的一个注脚。
三、孔子的有关思想主张
1．孔子主张礼治，反对法治。礼的意义在古代甚为广泛，指国际间交际的礼节仪式，贵族的冠、婚、丧、祭、飨等典礼，包括政治制度、道德规范等。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后继周者，虽百代可知也。”（《论语·学而》）似乎周礼是千秋不变的规范。晋国铸了刑鼎，他尖锐地反对，说：“晋其亡乎，失其度矣。” 2．在经济方面，他反对封建的田赋制度而极力维护西周以来的田赋制度。《左传·哀公十一年》：“季氏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尔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
何妨焉’。” 3．孔子主张维护等级制度的正名思想。他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合乎“礼”的等级制度。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 4．孔子主张克己复礼。《论语·颜渊》记载：“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又问“克己复礼”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5．在伦理思想方面，孔子主张仁。孔子的“仁”的基本精神是教人根据周礼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他的“仁”一般不包括劳动者。孔子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曾子以“忠、恕”二字概括“仁”的涵义，是比较接近原意的。忠恕之道，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6．在哲学上，孔子主张天命观。孔子主张天命，一次，他受到匡人的围困，他说：“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在孔子看来，“天”是宇宙万物无言的主宰者。孔子认为他自己就是秉承天命而说话做事的。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他把恢复周礼看做是自己的历史使命，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 7．在教育
上，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 8．在品德方面，他主张“宽、耻、信、敏、惠、温、良、恭、俭、让”等。
四、《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散论
（朱宏达） 《子路、曾皙、 冉有、公西华侍坐》（以下简称《侍坐》）是《论语·先进篇》的一章，看起来文字不多，篇幅不长，但在语录体的《论语》中算得上是难得的长篇了。 《论语》全书共20篇，498章（按朱熹说），计约12700字。每章大都篇制短小，甚至只有片言只语。唯《侍坐》结构首尾完整，形象较为鲜明，通过对话表示了各自不同的意趣、性格和志向，读后耐人寻味。平淡自然，含意深隽，丝毫没有斧凿痕迹，却在眼前平易事中信手勾勒一幅先贤论志的图画。当然，我们不必像宋儒那样去津津乐道本篇中的所谓“曾点气象”“圣贤气象”〔《四书集注》朱熹引程子曰：“孔子与（曾）点，盖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也。”〕，却不能不承认本篇是《论语》中文学性最强的一章。尤其是本篇所记载的富有个性的人物语言和对于人物的不同神态的刻画，不仅体现了《论语》蕴藉含蓄、简淡不厌的语言特，代表了全书的文学成就，而且可以说是魏晋时那种速写式的轶事体小说的滥觞。
一
《侍坐》一开始，孔子就开门见山对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四位弟子说：“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这就明确地提出这次谈话的中心，也是文章的中心是论志。论志，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谈理想。《论语》的大部分篇幅固然是用来谈仁、义，谈礼、智、信的，但也有不少篇幅是谈人生，谈理想，谈学习的。本篇就是孔子启发弟子们谈自己的理想，并对弟子们所谈理想的内容和态度，表示不同的看法和评价。 子路是个急性人，孔子话音刚落，他就抢先发言。“率尔”两字，很准确地表现出子路直率而又粗疏鲁莽的性格。子路所说的“千乘之国”，在当时大约是中等偏小的国家，万乘之国如晋、楚、齐、秦等才是大国。子路认为：凭自己的才能去治理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是绰绰有余的。即使是这个国家处在外有侵侮，内有饥荒的危急情况下，他也能使之转危为安；用不了几年功夫，就可使这个国家强盛起来，使那里的百姓都懂得礼义。 冉有、公西华则是在孔子点了名以后，才发表自己见解的。他们两人所说的都是诸侯邦国之事，本质上和子路所说的没有什么差别，只是态度要谦虚谨慎得多，语气要委婉得多。他们认为自己只能在“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这样一个小诸侯国或大夫封地里做点具体工作；或使百姓富足，或可折衷樽俎。至于礼乐方面的熏陶和教育，那是只能另请贤明了。冉有说“如其礼乐，
以俟君子”；公西华说“愿为小相”。显得那样平易、谦和，称得上是孔门弟子中的彬彬君子了。 曾皙所说与子路等三人完全不同。他既不讲从政，即治理国家；也不讲出使会盟，而是刻画一个场面，描写一个情景：“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从富有诗意的情景描写中，曲折地表达出曾皙的理想；显得那样从容不迫，逍遥自在，甚至有点狂放不羁，但却引起了孔子的无限赞叹；孔子说：“吾与点也!”明确表示了他的思想倾向。 人生理想是个总的概念，实际上包含着政治上的追求和道德上的修养两个方面。子路、冉有、公西华所谈的理想虽不尽相同，但都侧重于政治方面。而《论语·公冶长篇》所记孔子与弟子们论志则是偏重于伦理的： 颜渊、子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曾皙的高明之处正在于他能将政治和道德的两种理想熔为一炉，而出之以春风沂水，一片和煦春光，既可理解为政治上的理想寄托，也可引申为道德上的修养追求，使读者大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思索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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