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礼崩乐坏”是儒学走向衰落的重要
原因
礼乐，是人类特有的文化形式。古代礼乐源自于上古先民的尊祖意识和祭祖习俗，以后历经夏、商、周三代的历史演化，被逐步扩大，并系统化和制度化，汇集成为一整套的典章、制度、规矩和仪式。礼的作用在于建立一种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共同遵循的秩序和行为范式。若从宗教的层面来说，则是一种人神沟通、天地和谐的中介和表现形式。乐由人心而生，是促成礼的“增上缘”，它不仅丰富礼的形式和内涵，并且增强礼的感染力，即《礼记·乐记》所谓“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也。礼乐并称，同时与刑、政相配合，从而达到“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的目的。要不然，“礼崩乐坏”或“无礼义，则上下乱”。礼、乐、刑、政四者，共同构成了古代的治国之道。而作为自命承担礼乐文化使命的儒家，其价值理想本来就是从夏、商、周三代的礼乐制度中引申出来的。一旦礼乐崩溃，四者之中失去其半，仅剩刑、政二者，如同巨人被斫双臂，其作用自然大打折扣。
综观儒家在中国二千余年封建统治中所充当的角，大致如此。儒学的衰落主要出于礼乐的丧失，后世乃至于今日的疲弱不振，亦与此密切相关。特别是佛教、道教礼乐的兴起与发展挤兑
了原本属于儒家的宗教地盘，使得儒家礼乐无法得到复兴。近代以来，国内外学界、社会贤达甚至某些政界要员曾经为“儒学复兴”而竭尽全力，但收效甚微，正与上述两个原因有关。
一
“礼崩乐坏”是春秋时代最大的特征之一。在这一时期240年中，弑君36次，其中还有子弑父的，如楚国太子商臣。而贵族士大夫窃国专权者，有鲁国的季、孟、仲氏，齐国的田氏及晋之六卿。此外，大夫的家臣也起来反对其主人，原先“自大夫出”的政权，又下移至“陪臣执国命”。面对周礼走向式微的局面，孔子曾有过“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的感叹，尽管这是针对当时鲁国季氏家族的越轨行为而发，充斥着不满与无奈，但意义自然不止于此。他千方百计试图恢复周朝的礼乐制度，用心良苦，却又未见成效。于是，在“仁”和“礼”二者之间，孔子改变了过去那种以“礼”为先的做法，而选择将“仁”作为核心，“礼”遂成为实现“仁”的手段和途径，以达到“天下!曰仁”的目的。如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孔子一生汲汲奔走，不遑宁处，为的就是恢复周礼。然而，孔子将“仁”作为其思想核心之后，依然非常重视“礼”的重要性，没有偏废，如他特别强调人“不学礼，无以立”。在孔子看来，礼
是“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因而治理乱世之方在于，回到周礼的秩序中来，正如他所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孔子对实现自己理想社会的信念，矢志不移，即使在颠沛流离之际，依然间有“终日弦歌不绝”之举。关
于儒家重视礼乐的实际情形，我们还可以从站在对立面的墨子指斥儒家的语言中得到印证：
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立命缓贫而高浩居，倍本弃事而安怠傲。
其中的“繁饰礼乐”四字，足以说明儒家对礼乐的重视程度。但是，孔子之后，战国时期的礼乐制度已基本处于急剧衰微阶段。
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
而且就儒家本身来说，孔子之后一分为八，有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孟子)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荀子)之儒、乐正氏之儒。但其中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力的，
是孟子和荀子两派。荀子将“礼”的功能深化，赋予“法”的含义，曾撰有《礼论》、《乐论》各一篇。他主张以法辅礼，认为“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有礼、法并举的倾向。但两汉以降，真正在中国哲学史上起重要作用的，还是以孟氏一系为最大。这是因为孟子对孔子的核心思想——一“仁”作了深度和广度两方面的阐释和发展：
(1)在“仁”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出心性之学，包括人性论、修养工夫等学说，对后世影响深远，尤其是宋明理学。
(2)孔子的“仁政”仅有几条原则，孟子从中扩展出系统的“仁政”思想，大加推广。
遗憾的是，除了为实现他的“仁政”理想，孟子说过“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之外，我们很少看到他对“礼”的坚持与发展。虽说中国礼乐经过战国之后有了转型与发展，甚至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进入理性的思考，如“夫礼，必本于大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甚至提出“礼运大同”的社会理想。然而，日常的礼乐却江河日下，复经秦始皇“焚书坑儒”后，更是一落千丈。从此，作为儒家六经之一的《乐经》也失传。
漆雕至西汉武帝时期，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遂成为我国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意识形态。武帝立“五经博士”，“礼”为其一，并立大、小戴《礼记》二博士，礼乐之学迎来了复兴的春天。朝廷以经取士，故公卿大夫士吏无不通经。且汉
人最重师法，师之所传，弟之所受，次第传承不绝。两汉重经术，自然促进了礼乐的发展。
然而，弊端也正在于此，经学“大师众至千余人”，“一经说至百余万言”，严重脱离实际，终至遭到社会的抛弃，故而表面的繁盛难逃衰败的命运。对此，班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
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词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
由此可见，整体上说，汉代依然只在儒学的思想学说方面着力，礼乐的保持仅在宫廷及官场之中，如上下朝、祭祀等，民间礼乐的使用逐渐处于萎缩。
魏晋之乱后，咸阳、洛阳俱为丘墟，礼乐制度又一次遭受巨大的破坏，汉儒苦心收集整理的
经秦火后的残余，再度归于散佚。于是，六朝以降，陈、梁旧乐已夹杂南方吴楚之音，而北周、北齐的旧乐，则多有西域及北方少数民族的成分。至隋时，中原地区宫、商、角等七声已不能通，只得借助于龟兹乐人苏祗婆的琵琶七调，始得其正，当时流行的九部乐，皆以琵琶为主要乐器。唐承隋制，音乐达于极盛，如著名的安乐、太平乐、破阵乐、上元乐、大定乐、圣寿乐、光圣乐等，但若除去西域传来的龟兹乐，则不成调。由此可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