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是一种历史形成的文化现象
什么是方言？
很多人心里对方言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如果让他具体解释的话，估计有点难度,一般的理解就是地方话。
规范地说，方言是一个民族语言的地方变体，是一个社会内某一地区的人们所使用的语言，其语音、词汇、语法上有着其自身的特点。一种语言的方言不论其区别有多大，总是有其共同特点。一个方言区内部也可能有若干个次方言。如，汉语中的北方方言可分为：华北、东北方言，江淮方言，西南方言，西北方言四个次方言。
我国主要有七大方言：
（l）北方方言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以北京话为代表。它在汉语方言中分布地域最广，使用人口占汉族总人口的70％以上。北方方言又分四个次方言。①狭义的北方方言，
分布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的部分地区。②江淮方言，分布在安徽、江苏两省的长江以北地区，镇江以西九江以东的长江南岸沿江一带。③西南方言，分布在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和湖北大部，广西西北部，湖南西北角等地。④西北方言，分布在山西、陕西、甘肃等省和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的一部分地区。
（2）吴方言 分布在上海、江苏长江以南镇江以东地区和浙江省的大部分。典型的吴方言以苏州话为代表。
（3）湘方言 分布在湖南大部分地区，以长沙话为代表。
（4）赣方言 分布在江西省大部分地区，以南昌话为代表。
（5）客家方言 以广东梅县话为代表，客家人分布在广东、福建、台湾、江西、广西、湖南、四川等省。
（6）闽方言 分布在福建、广东、海南和浙江的一部分地区。它又分为闽南、闽东、闽北三个次方言。
（7）粤方言 以广东话为代表，分布在广东中部、西南部和广西的东部等。
其实我们通常说的方言就是指某个地区的地方话，它是语言因地域方面的差别而形成的变体，是民族语言的不同地域上的分支，是语言发展不平衡性而在地域上的反映。它的语音、语调、词汇、语法结构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充满了浓郁的地方文化特及当地的民情风貌。
现在我们重点解剖湖南、广东、江西交接处的郴州，这里是中国最有代表性的方言交汇区之一，可以透过郴州看看一个特定地区的方言到底是如何构成的。
方言是一种多种影响力交互作用的结果
郴州，地处湘、赣、粤三省交界，但方言状态却迥异于周边地区，形成一个有趣的方言孤岛。
厕所文化郴州境内方言分布的状况非常复杂，主流方言“街上话”以北方方言中的次方言西南官话为主要方言，无卷舌音，具有西南官话的基本特点，与周边的湘语、赣语、粤语、客家话等大相径庭，而语言既不与北边的湘方言同步调，也不与东边邻居赣方言同路，与南边的粤方言更不一样，从某种程度来说它呈现出一种“孤岛状态”。这种“孤岛状态”与陕西省留坝县的西南官话被中原方言包围的“孤岛状态”有些不同，它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郴州地区方言是被其他几种方言包围，而不是被单纯某种方言包围；
二、区内方言分布与地理位置关系明显；
三、境内除了西南官话、赣方言以及客家话之外还存在目前学术界也没弄清楚其系属问题的“湘南土话”；
四、郴州存在大面积的外部和内部交流操不同方言的现象，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双语区，它是指在本乡使用当地土话，对外交流沟通使用西南官话，主要分布在宜章、临武、嘉禾、桂阳四县；
五、由于区内方言复杂，在长期的交往发展中相互影响，实际表现出“大孤立，小融合”的特点。
郴州境内的方言分布状况大体如下：以郴州市区为中心，包括北湖、苏仙两区主要讲西南官话（街上话）；往东、往北紧接的永兴、资兴两县以及稍远的安仁属于赣方言区；而最东边的桂东、汝城两县则是客家话；往西、往南的桂阳、嘉禾、临武、宜章则属西南官话和湘南土话双语区，区内各地土话不一致，彼此不易通话。这个分类参考了最近几年的研
究成果，与地方志上把桂东、汝城划入赣方言区有所不同，当然，还有调查显示汝城的极个别地方也讲粤语。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作为境内强势语言和传统官方用语的西南官话。从文献资料来看，从来没有出现过川贵地区往湘南、郴州地区大规模移民的情况，但西南官话却为何成了郴州地区的强势语言？
第一，从西南官话本身特点来看，西南官话是汉语方言中音系最简单的方言之一，除了浊音清化这一官话的共同特点外，西南官话多数不分平舌音翘舌音，失落了大部分的中古辅音韵尾。中古汉语中的“-p，-t，-k，-m，-n，-ng”现在已经只剩下“-n，-ng”两个，而且没有入声。同时，与其他方言相比，官话的声调较少，多数入声字派入阳平调，分类简单，不似北京官话入派三声般复杂而混乱，但是有的片保留入声或者派入其他调类；其次，西南官话内部一致性较高（主要是声调调形的同一性较高），彼此都能接受对方的口音，所以通用性较广，事实上形成了接近成渝方言的区域共同语，同时这种区域共同语在很大多程度上避免了较多的方言词，同汉民族共同语书面语较为统一，文——语及语——文转换与普通话的功能相差无几；再次，较少规范汉字中没有的独特方言字。这是西南官话自身的
优势，对大多数人来说学起来难度不大，容易在百姓当中推广开来。这是内因，此外还有外因。
整个湘南地区，包括郴州地区语言发展大致经历了战国中前期的瑶、壮等少数民族语言，唐宋以前古湘语，唐宋以后客赣方言及土话，明代以后西南官话四个大阶段。
西汉时，桂阳郡的人口约15万，但到了东汉桂阳郡的人口已达到50万。湘南地区人口的增多是北方大量移民的结果，这些移民主要由于屯军、流放、战乱等原因而移民的。因为人口剧增，东吴孙皓分桂阳郡而另设始兴郡（范围大约是今天的韶关、曲江、连州、始兴等地），这样粤北地区的一些地方就脱离了桂阳郡的管辖，随着汉人人口越来越多，居住范围越来越广，原先的瑶、壮居住范围就相对缩小了，加进了民族融合。语言学家研究资料显示：湘南土话与南部吴语极其相似，湘南地区的方言在宋代以前与湘语和吴语等方言的差别可能不大，整个湘南地区的汉语言都是湘语（引自曾献飞《湘南土话与南部吴语的关系》），直到今天，某些地方的土话当中还保留着古全浊声母。这是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就是客赣方言的发展。从唐朝末年开始，江西开始往湖南移民，据族谱记载，桂东的郭氏就是那时从江西移民过来的。此外，据《汝城县志·氏族志》记载：民国时期汝城
县大约10万人口中有近8万人是江西移民的后裔。《桂阳县志》记载：桂阳县人口在10000人以上的24姓氏中有12姓氏来自江西。从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发现：来自江西的移民人口数以绝对的优势超过了本地原始居民及其他省份移民。在大量江西移民的冲击下，郴州地区语言组成也发生了根本变化。郴州境内的桂东、汝城、安仁、资兴、永兴等地可能就是在这种冲击下由湘语区变成了客赣方言区。而且这种影响与地理位置关系非常紧密，离江西越近影响越严重。客赣方言对郴州地区原有湘语的影响可以从古全浊声母的今读类型来到一些痕迹。第一种类型是古全浊声母不论平仄大多读为送气清音，例如桂东、资兴、永兴等地方言；第二种类型是古全浊声母逢仄声大多读不送气清音，逢平声大多读送气清音，例如安仁方言；第三种类型是古全浊声母的并、定母不论平仄大多读不送气清音，其他古全浊声母不论平仄大多读送气清音，例如汝城、宜章、桂阳以及临武等地方言；第四种类型则是古全浊声母今逢平声大多读送气清音或浊音，逢仄声大多读不送气清音或浊音。有学者这样认为：第一种类型实际是客赣化了的湘语；第二和第三种类型实际是湘语和客赣方言势均力敌的产物，而第四种类型则是完全官话化了的湘语或客赣方言。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客赣方言的影响与地理位置的关系问题。这是郴州方言发展的第三个大阶段。
从各县县志的记载来看，整个湘南地区的移民绝大多数来自宋明清三代。老百姓口中也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扯湖南填四川，扯江西填湖南”，从文献资料来看，明代迁往四川的湘南人并不多，大部分是在清代以后才迁往四川的，而且这些迁往四川移民的祖籍都是江西，他们大部分是在明朝洪武或嘉靖年间从江西移民湘南的，也就是说他们是在湘南生话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迁往四川的。根据崔荣昌的调查，那些迁到四川的人至今还说“永州腔”，而且“新派永州腔”已经混入西南官话了。可以说，西南官话进入郴州的时间是最晚的，为何今天却成了当地的强势语言？这仍然是前面说的语言竞争的结果。西南官话易懂易学，能被大多数了所接受。另外就是客观因素了。明朝统一天下后，官话自然成了社会语言的正统，而且明朝推行的异地为官制度无疑给官话的传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古代农耕社会与外界交往频率最高的官场交际和读书人之中都是推行官话。明清之际，在郴州为官者的籍贯，以川地为多，这是郴州今天“街上话”属于西南官话的最直接原因。据《汝城县志》记载，明代历任汝城知县没有一个原籍是湖南的，而同属湘南地区的江永县还流传着打官司要请一个会讲官话的人的民间故事。这个故事虽然说明当时官话的使用范围还不是很大，但是在政治等因素影响下，它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官话在整个湘南地区成为强势语言的重要原因之一。
推广官话的另外一支主力军就是读书人。据清嘉庆《湖南通志》记载，宋朝郴桂二军一共考取进士121个，占全省录取总数的12.9%，到了明朝，读书人就更多了。而且有各级官学和众多的私学，读书和交际大多使用官话，特别是官学，因为学生来自各个地方，方言通话程度低，所以在当时读书人当中使用最广的就是官话。而且在古代崇尚读书的社会里，读书人把这种带有地方特的语言在其周围推广，官话就具备了迅速推广的可能性。这是官话在郴州地区传播的两种最常见途径。除了上面说到的两种途径，还有一种途径就是商业。虽然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农耕社会，但是在明朝，商业的发展达到了古代社会中的一个高峰，明朝中后期的江浙地区甚至出现了以“机工出资，机户出力”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资本主义萌芽。在这些“跑江湖”人经年累月的与外界交流中对官话的推广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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