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7
文
断裂转型后的新诗危机
○曾方荣
摘 要：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大陆诗歌在内外各种因素的交困下而产生了质的突变，中国新诗发展出现了断裂的局面，诗歌从中心走向边缘，诗人受到了新诗发展以来的最大冷落和寂寞。面对诗歌生态的巨变，诗人队伍严重分化与解体，诗人的诗写态度、诗写观念、诗写内容的全面转型，断裂转型后的中国新诗遭遇了新诗发展以来的最大尴尬与危机，由此关于新诗的反思也悄然进行。关键词：90年代诗歌 断裂 转型 危机
大陆诗歌进入20世纪90年代，已有了质的变化，这已成了当代诗评家的共识。这不仅仅因为海子等诗人的相继自杀和一个众所周知的政治事件带来的人们思想的巨大震荡，也不单纯因政治、经济的转型而导致了人们心态的改变，而是，新诗在内外交困下，被迫做新的调整和改变，“已写出和正在写出的作品之间产生了深刻的中断”[1]“90年代的文学与新时期文学之间产生了明显的断裂感，或者说它们的区别远远大于联系。”[2]确实，20世纪90年代的诗歌无论是生存的境况，还是诗歌自身的言说方式与内容表现已同以往有了天壤之别。世俗化、个人化、无名写作已成为诗歌的主流，新诗遭遇了发展以来最强烈的批评与各方面的责难，新诗向何处去再次成为诗评界最关注的话题。
一、走向边缘和边缘化原因分析
诗歌向来被誉之为文学中的文学，是最高的语言艺术。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文学的正宗，在任何一个时期都居于文学的统治地位。从新诗的发展来看，在新诗的草创阶段，新诗成为文学革命和思想革
命的旗帜，对推进思想的解放和文学的进步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可以说，新诗对新文学的贡献应是最大的。随后，在抗日和解放战争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在民族争自由、争解放的道路上，以及在上世纪80年代新时期文学运动中都积极参与了社会主流话语的建构，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发挥过巨大的作用，因而也同这个诗的国度任何时期的诗歌一样一直居于文学的中心地位。但新诗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诗歌的中心地位受到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
——20世纪90年代的诗歌生态简论
方面的巨大的挑战，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逐步走向边缘。
从诗歌的生态来看，诗歌和诗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冷落，诗歌和诗人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大大跌落。大量诗刊的被迫停刊和发行量的成倍萎缩以及诗歌发表园地的急剧减少，真切地让人们感受到了诗歌的死亡气息。而读者对诗歌的态度，对诗歌的冷漠甚至于鄙视，更让人为诗歌的境遇感到悲凉。写诗的比读诗的人多，诗人的作品如地摊上的伪劣产品一样受人轻蔑，“诗歌死了”“诗人死了”的感叹，绝非是一份夸张的悲哀，实则真实地道出了诗人的无奈。诗人再不会成为社会或时代的代言人，以往先锋的姿态也为平常心态所替代，诗人成为了普通的一员，诗歌或许更多成为诗人自我的梦呓和赏玩。也正因为如此，远离读者的诗歌也自然遭到读者的远离，而读者对诗的冷漠又如此令诗人难堪，它决非简单地不喜欢或一时的疏远，而是一种彻底的拒绝与抛弃。甚至连学文学的大学生和研究文学的人，
也很少有阅读和关注当下新诗的。当时，一份有关大学中文系学生新诗阅读的调查报告表明，只有不到5%的中文系学生还在偶尔阅读一下报刊上的新诗。一个并非夸张的说法是，泱泱13亿人口的诗国，除了诗人自己和诗歌的编辑不得不阅读诗歌外，再也没有人来阅读诗歌了。
边缘化的20世纪90年代诗歌，自然是诗歌发展内外交困、矛盾激化的结果。90年代我国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进，商品经济的洪流裹挟，西方后现代文化的渗透，构成了诗歌转型的最为重要的外因。大家知道，在经历了20世纪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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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加之市场经济建设的发展与确立、商品大潮的持续
涌动，使人们的思想有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和自由。加之，
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等理论著作大量翻译与引进，国
内文学文化界出现的反现代、反传统、反权威的解构思潮
使得90年代中国文化与思想呈现出“多种冲突和对立并存
构成了无名状态”[3]。与此同时，为了适应市场经济与商
业化社会的文化生产，也不得不以“满足”读者需要为前
提，市侩化、世俗化甚至于庸俗化成为文学艺术等精神生
产的重要特征。而诗歌创作作为一种最纯粹的精神生产
劳动，其对生命意义的探询和人文价值的关怀自然遭受冷
落。媚俗的大众传媒为了的追求经济利益更是迎合一些低
级趣味，将文化消费理念强制性地植入人们的头脑中，世
俗化的大众文化占据了几乎整个文化市场，精英文化被无
情地挤向边缘，人们长期以来培育起来的审美心理不得不
面临重塑。
当然，网络时代信息化的发展和科技进步，同样对诗
歌的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在诗歌的边缘化过程中起到
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与进步，给
消费主义者提供了物质保障的可能。科技的发展、物质的
高度丰富，使人们对物质和精神的消费形式更趋多元化，
酒吧、会所、家庭影院、卡拉OK、网络游戏、虚拟的社交
空间、通俗文学、美食文化无处不在地“充实”着人们寂
寞空虚的心灵。尤其是互联网络时代的到来，已将现代人
们心理、情感、思维方式全面颠覆性改变，人们思想情感
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大大削弱。网络时代下一切消融诗意生
活，以满足人们感官需求的诸多因素，正慢慢地使我们的
文学艺术变得大众化、通俗化、世俗化，甚至于无聊化、
庸俗化、情化。诗歌这种最需激情、最需沉思、最需深
度的艺术形式，在这样一个情感日益淡漠、贫乏，思想日
益肤浅、简单的年代里，被读者抛弃与远离似乎也是情理
之中的事了。
二、边缘化后的中断与转型
在20世纪90年代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思
想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文化语境和由此形成的文
学艺术生态，最终导致了诗歌的边缘化。面对边缘化的诗
歌处境，诗人自身不得不做出主动地调整与适应，诗歌在
90年代发展出现了明显的中断与转型。
首先是诗人队伍的迅速分化。除当时已成长起来的
少数诗人如于坚、西川、瞿永明、王家新、王小妮和一些
在20世纪40、50年代就已成名的老诗人如郑敏、李瑛、牛
汉等仍在坚韧地守望诗歌外，另一大批诗人如北岛、江
河、杨炼等纷纷“逃亡”去了海外，韩东、海男、朱文等
人在迫于精神危机与生活困境的双重压力下则改弦易张，
或扑入商海或转写小说、散文、电视剧。二是在20世纪80
年代初形成的、以诗歌团体出现强调整体的诗派的崛起，
强调诗人以流派的方式为自己命名，注重体性的诗歌
真正“个人化写作”年代。90年代诗坛的格局是：体流
派的难以维系或自身自灭，诗人变成个体性写作的基本单
位。诗人们已“自觉地摆脱了、消解多少年来规范性意识
形态对中国作家、诗人的支配和制约，摆脱对于‘独自去
成为’的恐惧，最终达到能以个人的方式来承担人类的命
运和文学本身的要求。”[4]诗歌从意识形态写作、集体写
作以及青春期写作向个人化写作的转型，诗歌创作意义与
价值的自我认定、对个体生命体验的绝对服从、自我诗意
言说方式的充分自信构成了当时个人化诗歌创作的基本特
征。三是在走向个人化后，诗人的价值观念、诗写对象和
诗意言说方式上同80年代相比已产生了显著中断和全面转
型。进入90年代，诗人因自身和诗歌的遭遇而自觉地摆脱
了意识形态的束缚，摆脱了对时代大话语的抒写和对政治
意识形态的印证式诠释性写作，完成了诗写从工具理性到
价值理性的转变，诗的创作真正成为了一种出自内心召唤
而抵达心灵深处的写作。如已经摆脱了朦胧诗人影响的王
家新，开始进行自己的精神历险的新表述。孙文波在清算
了80年代是个问题以后，“写一种更实际的、更不哲学化
和更进入我们的处境，或者说写一种干脆就称之为经验主
义的诗”。[5]同样，欧阳江河也有着明显的写作“中断”：
“我们已经写出和正在写的作品之间，构成了一种的中
海子的诗歌断，每个人心里都明白，诗歌写作的某个阶段已大致结束
了，许多作品失效了。”[6]
这种断裂与转型还进一步体现在诗歌生存语境的彻
底改变。诗人的写作态度、写作价值观念、诗写内容的全
面转型。边缘化后的被抛弃的痛切感受，使诗人在诗意言
说方式上，更以一种自由的无所顾忌甚至无所谓的态度进
行，一种以纯粹个人的写作行为方式大胆地进行着诗歌的
语言实验与诗歌形式的探讨。因诗人对诗歌的信仰与虔诚
的丧失，对诗性的麻木与迟钝，对诗艺的游戏与玩弄，以
及诗评者对诗歌庸俗化的冷眼旁观，无不把诗歌推向非诗
的绝境。叙事、反讽、戏剧化、口语写作等粉墨登场，诗
人们对已有的诗歌传统、审美观念、审美趣味毫不顾及，
“诗到语言为止”的诗歌语言本体论，使许多诗人把诗歌
仅仅看作语言中心的艺术形式。于是，远离了现实、远离
了大众的生活情感和审美趣味的个人孤芳自赏的实验性的
诗歌文本大量涌现，诗歌真正成为了一种诗人“个人的写
作”。同以往那种集体言说和为大众代言，因而也受到读
者欢迎的写作不同，90年代的这种诗歌也必然遭遇冷落，
以往诗歌在读者心目中的神圣地位和读者对诗的态度已有
了深刻的变化，诗性的缺失与读者的缺席构成了20世纪90
年代诗歌发展的整体特征。
三、转型后新诗的处境与发展的反思
或许20世纪90年代本身就是一个处处都充满悖论
的时代。按理说，诗歌在摆脱了以往意识形态强制性束
缚，在真正走向长久以来诗人们所渴望的自由的个人化
写作后，90年代的诗歌应该走上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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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新诗发展的又一次辉煌。但90年代诗歌的遭遇，却让我们感到了新诗发展的莫名的尴尬，显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诗歌在现实中的处境，读者对诗歌的彻底拒绝，诗歌、诗人所遭受社会各界的毫不留情的批评甚至尖刻的嘲讽与批判，新诗危机的呐喊与重建的呼吁，这一切无不让我们发出疑问，90年代诗歌怎么了？90年代诗歌是否真的面临消亡的可能？
面对新诗的当下困境，作为新诗发展的见证人、“九叶诗派”的代表性诗人与著名的诗评家郑敏，早在1993年就发表了《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一文，面对新诗发展的困境和在现实中面临的尴尬，郑敏由此追问：“为什么有几千年诗史的汉语文学在今天没有出现得到国际文学界公认的大作品，大诗人。”并进而反思与批判新文化运动的激进与矫枉过正，认为新诗的“对汉语的母语本质进行绝对的否定”“无异是一次对母语的弑母行为”。[7]在随后的几年里，郑敏一直致力于从百年新诗
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高屋建瓴地反思当下诗歌的现状，着力新诗的重构。由于她在诗评界的特殊地位和崇高声望，她的每一次发言都在诗评界引起了的巨大反响。
随后，在90年代中后期，随着文学批评界对20世纪文学的全面回顾与反思，90年代诗歌现象自然成了一个热门话题。对90年代诗歌人文精神的丧失、诗性的缺失的问题，许多知名的文艺评论家们都提出过严厉批评，而这种尖锐的批评可以说是新诗发展以来未从有过的。资深诗评家谢冕在1997年的第1期的《诗刊》上发表了《有些诗正离我们远去》，为90年代诗歌“诗的社会属性和公众关怀被消解”“诗歌的传统审美性被冷淡”感到焦灼，认为：“不仅是崇高的命题受到冷遇，甚至连传统的优美和抒情也变得遥远了，由于众多的缺失，众多的诗都因而失去了分量。”[8]而在随后的另一篇诗评中，他对诗歌的当下状况更提出了严厉的责问：“诗不再是激情的喷发，也不再是想象的飞扬，在一些人那里，诗歌只是‘手艺’的制作，只是文字堆积的游戏。告别了高贵精神的诉求，人们心甘情愿地让诗沉沦，成为恶俗的絮语，成为粗鄙的梦呓，成为与世无涉的自我抚摩。”[9]另一资深诗评家孙绍振同样对90年代的后新诗潮表现出了严重的不满甚至愤怒，他用“艺术的败家子”“犬儒主义”“挟洋自重”等字眼批评一些诗人对诗歌的亵渎，对90年代的诗歌给予了几乎全盘的否定。
几乎在批评与反思的同时，呼吁新诗的重建或诗体的重构特别是对诗性精神呼唤也从未间断过。无论是90年代初郑敏对新诗发展的反思，还是在90年代中期文学的人文精神和理想主义和“新诗标准”的大讨论，以及世纪末的回顾与展望，没有不对新诗的审美内质做出新的认识的。而在今天，新诗的“重建”
“二次革命”或“新诗的大规范”的呼吁正引起许多有识之士的共鸣。笔者认为，在今
天，面对新诗今天的现状，新诗的重建问题是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为了新诗的前途，特别是新诗发展已近百年的历史关头，为了诗国的荣光，也为了民族精神的重塑，新诗的美学探讨已刻不容缓。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南省教育厅重点研究课题“新诗发展的非诗化反思与诗美重构研究”，[项目编号：2010A112]。）
注释：
[1][6]欧阳江河：《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中国诗选》，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37页。
[2]王纪人：《个人化、私人化、时尚化：简论90年代的文学写作》，文艺理论研究，2001年，第2期。
[3]陈思和：《试论90年代文学的无名特征及其当代性》，复旦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4]王家新：《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诗探索，1996年，第1期。[5]孙文波：《我理解的90年代诗歌：个人写作、叙事及其他》，诗探索，1999年，第2期。
[7]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文学评论，1993年，第1期。
[8]谢冕：《有些诗歌正离我们远去》，诗刊，1997年，第1期。[9]谢冕：《当前诗歌述略》，广西大学梧州分校学报，2003年，第4期。
（曾方荣 湖南邵阳 邵阳学院中文系 4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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