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３４卷第１期２０２１年１月
镇江高专学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ｅｎｊｉａｎｇＣｏｌｌｅｇｅ
Ｖｏｌ．３４ Ｎｏ．１Ｊａｎ．，２０２１
肖起帆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福州 ３５０００７）
摘 要：王绩的诗文塑造了鲜明的自我形象，呈现了其复杂的人生历程。其自我形象主要分为３类，即意气风发的进取者形象、无奈落寞的归隐者形象、独树一帜的孤独者形象。关键词：王绩；自我形象；归隐者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２２７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８１４８（２０２１）０１－００３４－０３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５－２３
作者简介：肖起帆（１９９６—），女，河南安阳人，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唐宋文学研究。
王绩（５９０—６４４年），隋末唐初的著名诗人，一生三仕三隐。王绩的诗文创作具有较强的自传性。
王绩主张“诗者，志之所之；赋者，诗之流也”［１］２
、
“题歌赋诗，以会意为功，不必与夫悠悠闲人相唱和
也”［１］１４８，即认为诗赋功能主要在于抒情、言志。因此，王绩的诗歌侧重抒发自身情感，甚至有的作品直接以“言志”“叙志”等词语为题，如《春日山庄言志》《久客斋府病归言志》《未婚山中叙志》《晚年叙志示翟处士正师》等。政治上的不得志使王绩一直在入仕和退隐之间徘徊，在“适人”与“自适”的矛盾中，他最终选择了一种非主流的生活方式，但静谧的田园生活无法抚平其胸中块垒，他的精神世界落寞且孤苦。笔者从王绩在诗文创作中刻画的自我形象入手，探究其孤寂与苦闷的精神世界，这对全面把握其人其诗具有积极意义。
１ 意气风发的进取者形象
早年时期的王绩才华横溢，他以西汉建立以来
第一位以丞相封侯者公孙弘为奋进目标，希望通过建功立业来实现自身广济天下的人生理想。这一时期的王绩是意气风发的进取者形象。
王绩出身于“六朝冠冕，国史家牒详焉”［２］１
的仕宦之家，其兄王通为隋末大儒，深受家族文化的影
响，王绩年少时便有广济天下的抱负。他天资聪颖，自幼“有奇思，八岁读春秋左氏，日诵十纸……性特
好学，博闻强记”［２］１
，熟读儒家经典之余，还通晓阴
阳历数，“望气登重阁，占星上小楼”
［１］１１０
（《晚年叙志示翟处士正师》），“既妙占算，兼长射覆”
［２］３
，言事若神。自诩“无事不兼修”［１］１１０
，憧憬“明经思待
诏，学剑觅封侯”［１］１１０
，王绩１５岁便开始了长安干谒
之行。“谒越公杨素……因与谈文章，遂及时务。君瞻对闲雅，辩论精新，一座愕然，目为神仙童
子。”［１］２此时的王绩被称为“今之庾信”［２］２
，“高情
胜气，独步当时”［２］２
，对未来充满信心与期待。
王绩非常敬重、仰慕公孙弘，其强烈的致仕之心也是受到公孙弘传奇经历的影响。《汉书》记载：“公孙弘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武帝初即位，招贤良文学士，是时弘年六十，以贤良征为博士。……凡
为丞相御史六岁，年八十，终丞相位。”［３］２２７３－２２８１公孙
弘在不惑之年始学《春秋》，耳顺之年才开启仕途之路，并最终升至丞相之位，这给有少年天才之称的王绩带来无限希望。王绩甚至曾效仿公孙弘年少时的“牧猪”行为。史书记载公孙弘“少时为狱吏，有罪，
免。家贫，牧豕海上”［３］２２７３。王绩在《薛记室收过庄见寻率题古意以赠》中回忆：“忆我少年时，携手游
东渠。梅李夹两岸，花枝何扶疏。同志亦不多，西庄有姚徐。尝爱陶渊明，酌醴焚枯鱼。尝学公孙弘，策
杖牧猪。”
［１］５５
为了实现“觅封侯”的理想，王绩“弃?频北上，
怀刺几西游”［１］１１０（《晚年叙志示翟处士正师》），终
于在“大业末，应孝悌廉洁举，射策高第，除秘书省
正字”
［２］２
，开启了其首次仕宦生活。此时的隋朝处于风雨飘摇的末世，王绩也清醒地认识到政治的黑暗、官场的凶险，但他始终心系苍生、胸怀国事。“伊
昔逢丧乱，历数闰当馀。豺狼塞衢路，桑梓成丘墟。余及尔皆亡，东西各异居”［１］５５（《薛记室收过庄见寻率题古意以赠》），这几句诗生动描写了历年战乱致使百姓流离失所的悲惨现实，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残暴罪行。甚至远涉雁门、胡中之时，王绩也曾以苏武、李陵自喻，“犹擎苏武节，尚抱李陵弓”［１］７９（《在边三首·其二》），报国之情令人动容。
隋朝灭亡后，王绩的济世之心并没有消失，他对刚建立的李唐王朝满怀希望，“乱极则治，王途渐亨，天灾不行，年谷丰熟，贤人充其朝，农夫满于野。……又知房李诸贤，肆力廊庙，吾家魏学士亦申基才，公卿勤勤，有志于礼乐，元首明哲，股肱惟良，何庆如之也”［１］１４９（《答冯子华处士书》）。在友人薛收的举荐之下，王绩于唐武德五年（６２２年）应征入仕，他高呼“皇明照区域，帝思属风云。烧山出隐士，治道送征君”（《被举应诏别乡中故人》），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２ 无奈落寞的归隐者形象
王绩生逢乱世，虽有报国志，却怀才不遇，“起家以禄仕，历数职而进一阶。才高位下，免责而已。天子不知，公卿不识，四十五十，而无闻焉”［１］１８４（《自作墓志文》）。出身士族的王绩无法接受才高位卑的现实，逐渐醉心老庄之道，追寻陶潜的归隐足迹，试图在自然山水中寻心灵的慰藉。王绩身处江湖却“心居乎魏阙之下”［４］５１０，他无法象陶潜那样身心合一地融于自然，只能成为一名无奈落寞的归隐者。
王绩归隐的背后掺杂着很多无奈与辛酸。表面上看，他是因嗜酒耽误公务而被弹劾罢官，但实际是受朝廷复杂的政治局势的影响。隋末唐初政局混乱，为政者“明治若不足，昏暴常有余”［１］７５（《端坐咏思》），官场上“无处不营营”［１］６４（《山中独坐》）、“刑罚不中，谗淫罔极”［１］２１２（《祭杜康新庙文》）。王绩经历过“豺狼塞衢路，桑梓成丘虚”［１］５５（《薛记室收过庄见寻率题古意以赠》）的战乱，对政权斗争的危害极其警惕。王绩时常在诗文中表现对政治灾祸的恐惧，在《古意六首》其三中，王绩以宝龟“一朝失运会，刳肠血流死”［１］１１９的杀身之祸隐喻仕宦生活的变幻无常。在《灵龟》诗中，王绩表现了“本缘末丧，命为才绝”［１］４３的因才致祸思想。此时的王绩以岌岌可危的翠竹自比，“霜霰封其柯， 鸾食其食。刀斧俄见寻，根株坐相失”［１］１１９（《古意六首》其二），感觉自身的命运就像时刻会被伐的翠竹一样，身处混乱的朝局之中需要时刻担心自己的安危。因此有学者认为“隋末唐初社会风云的变幻、官场的凶险、礼乐的崩溃，是造成他难以‘顺适’的根本原因”［５］。面对这样的乱局，王绩“自觉生如寄，方知世如萍”［１］５４（《泛船河上》），开始像魏晋名士那样归隐山林以明哲保身。
刚归隐时，王绩纵情享受田园的宁静，苦闷情绪在闲适的田园中得到缓解。他时而放声高歌，“青溪归路直，乘月夜歌还”［１］４６（《夜还东溪》）；时而醉酒奏琴，“琴伴前庭月，酒劝后园春”［１］６６（《田家三首》其二）；时而躬耕自足，“耕夫田作业，巢叟树为家。晚谷柔残黍，春园扫落花”［１］１０６（《咏隐》）。王绩跟随陶潜的足迹走进山林，但失意的痛苦始终占据他的内心，因而无法真正拥有陶潜那样“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６］７３的释然，在山林中的日常活动时时凸显与自然的不协调。这种不协调在其诗作《野望》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当他看到落日余晖中驱犊而返、带禽而归的人们，内心没有丝毫喜悦之情，反而由人们归家这一行为想到自己的无处可归，难以自抑的孤独之感由此触发。王绩深刻体悟到自己“相顾无相识”［１］７７的孤单，只能吟唱“长歌怀采薇”［１］７７，遐想与伯夷、叔齐等人为友，以此宽慰自己苦闷的内心。
王绩内心的痛苦使他无法欣赏山林中的处处生机，反而偏爱人迹罕至的荒凉之景，在诗文中大量使用灰调的词语来描写深冷晦涩的景物。如《题黄颊山壁》：“崩臻横古蔓，荒石拥寒苔。野心长寂寞，山径本幽回。”［１］４８崩臻、古蔓、荒石、寒苔都给人一种阴冷、寂寥之感。又如“寂寞坐山家，萧条玩物华”［１］８４（《山家夏日九首》其一）、“空山斜照落，古树寒烟生”［１］９０（《山中独坐自赠》）、“幽人自可怜，避暑更萧然。片云堪度雨，小树即生烟。岩雪频经夏，溪冰定几年？横阶看卧石，隔牖听飞泉。地使炎凉变，人疑岁序迁。讵知来遁俗，更似得逃年”［１］１０４（《山中避暑》）、“秋来木叶黄，半夜坐林塘。浅溜含新冻，轻云护早霜。落萤飞未起，惊鸟乱无行。寂寞知何
事？东篱菊稍芳”［１］１３３（《秋园夜坐》）等，身处万木峥嵘的山林，王绩的目光总停留在萧条的景物上，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差距给王绩带来的无法磨灭的痛苦跃然纸上。
３ 独树一帜的孤独者形象
王绩“孤住河渚，傍无四邻”［１］１４８（《答处士冯子华书》），时常发出“世无钟子期，谁知心所属”［１］１１８
（《古意六首》其一）的感慨。
王绩的孤独由两方面原因造成。首先，王绩选择了归隐这一非主流的生活方式，与家族观念背道而驰，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霍松林认为“家世出身所带来的优越感成为其仕途失意时无法摆脱的阴影，这种家世出身和他实际的仕途命运所形成的巨大反差，也成为加重其孤寂无奈心态的潜在原因”［７］。王绩无法释怀出身高贵却沉沦下僚的事实，因此他只能逃离世俗回归山林，但他的选择却没有得到家族的理解。“家兄鉴裁通照，知吾纵恣散诞，不闲拜揖，糠比礼义，锱铢功名，亦以俗外相待，不拘以家务。至于乡族庆吊，闺门婚冠，寂然不预者已五六岁矣。”［１］１４８（《答处士冯子华书》）王绩性格恣意散漫，家族内部举行婚丧嫁娶、冠礼等活动都将其排除在外，王绩成为有家不能归的孤独者。
当孤寂的内心碰上“言志”“言情”的诗歌，内心的苦闷便借此倾泻而出。王绩诗文中“独”字频繁出现，如独坐、独居、独酌、独游、独处、独往、独悠哉、独为醒等；“自”字也有很多，如自得、自持、自思、自悲、自伤、自言、自可怜等。有时诗人甚至直接以“独”“自”等字眼为题，如《独坐》《独酌》《山中独坐》《山中独坐自赠》《自答》等。在那个以功名为重的时代，回归田园的王绩成为特立独行的“异类”，与世俗毫不相容，只能“僻居南渚”［１］１３４（《答刺史杜之松书》），独自品味孤独。
其次，王绩在现实生活中不到心有灵犀的知己。他高呼“不必与夫悠悠闲人相唱和也”［１］１４８（《答处士冯子华书》），但在现存诗文中有他与道士、处士之间的赠答唱和之作，如《山中别李处士播》《赠薛学士方士》《赠程处士》《秋夜喜遇姚处士义》《寻苗道士山居》《晚年叙志示翟处士正师》《答处士冯子华书》等，这从侧面说明他只是不喜官场上的利益往来，对懂他、理解他的人还是乐于交往的。王绩与仲长子光交往密切，并有《仲长先生传》《游山赠仲长先生子光》《祭处士仲长子光文》等文章留存下来，遗憾的是仲长子光较早离世。王绩也曾与“河南董恒、河东薛收友善”［２］３，但二人皆早卒，王绩只能在文章中缅怀故友。对“自适”生活的追求使王绩的交友圈较小，仅有的几位友人又相继离世，王绩的精神世界较为孤寂，时常发出“世人无所识，谁知方寸心？”［１］８２（《读〈真隐传〉见披裘公及汉滨老夫因题四韵》）、“所嗟同志少，无处可忘言”［１］５４（《春庄走笔》）的感慨。
王绩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到知音，只能将目光转向历史。他向往魏晋名士纵意自适的生活，视刘伶、
阮籍等人为知音，“但逐刘伶去，宵随毕卓眠”［１］５９（《戏题卜铺壁》）、“散腰追阮籍，招手唤刘伶”［１］６９（《春园兴后》）、“前弹广陵罢，后以光明曲”［１］１１８（《古意六首》其一）、“阮籍生涯懒，嵇康意气疏”［１］６５（《田家三首》其一），多处诗文表达了对他们诗意生活的向往之情。王绩对陶渊明更是推崇备至，高呼“尝爱陶渊明”［１］５５（《薛记室收过庄见寻率题古意以赠》）。王绩在诗文创作中时常效仿陶潜之作，如陶渊明有《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自祭文》，王绩则作《五斗先生传》《醉乡记》《自作墓志文》。王绩最早发现陶渊明诗文的真正价值，并成为初唐时期跨越时空与陶渊明进行心神交汇的第一人。王绩对陶渊明平淡自然的诗歌风格也有所借鉴。如在《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中，“衰宗多弟侄，若个赏池台。旧园今在否，新树也应栽。柳行疏密布，茅斋宽窄裁。经移何处竹，别种几株梅。渠当无绝水，石计总生苔。院果谁先熟，林花那后开”［１］１２７，一连串浅显易懂的问句传神地表达了诗人的故园之思，与陶渊明的诗风有异曲同工之妙。闻一多曾说：“陶渊明死后，他那种诗的风格几乎断绝，到王绩才算有了适当的继承人。在王绩那个时代（隋末唐初），流行的诗风一面是病态的唯美主义，如陈子良、上官仪等人的作品，一面是有些人为功名而做诗，如虞世南、李百药等人作诗的态度。当时只有王绩一个人是退居局外，两条路都不走，独树一帜。”［８］８９
４ 结束语
王绩的很多诗“表现的乃是超拔于世俗之外的形容与投融于自然大化的心态”［９］，这与其坎坷的人
生经历和复杂的思想密切相关。他出身高贵，早年以儒家的政治理想为自己的处世目标，满腹经纶却无用武之地。在同时代文人追求仕途名利之时，王绩醉心于老庄之道，以庄子的“自适其适”为生存原则，试图在静谧的山林中寻心灵的慰藉。王绩身在江湖却心怀魏阙，失意的痛苦使他在山林中时时凸显与自然的不协调，无法做到像陶渊明那样身心合一地融于自然，是以他的精神世界孤独而落寞。王绩一生都在儒、道之间游离，历经沧桑的他选择在诗文创作中宣泄情感，在这里他可以纵情地吟唱自己的心酸与无奈，亲身实践“诗言志”“诗言情”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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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上接第３６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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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 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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