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眼中的鲁迅及其他
杨建民
新学年伊始，各地中学语文教材纷纷做出调整，有网友列举了20多篇“被踢出去”的课文，有《药》、《阿Q正传》、《记念刘和珍君》、《雷雨》、《背影》、《狼牙山五壮士》等，其中涉及鲁迅的作品多篇，遂名之为“鲁迅大撤退”。此说一出，舆论哗然。
张梦阳先生写来文章，认为“调整”不等于“撤退”，“调整”之目的，是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使之更加符合语文教学的要求，是“正常事情”，“不必过于大惊小怪”。杨建民先生亦爬梳出一段史料，说的是因政见不合，鲁迅与胡适由少来往发展到鲁迅常常嘲讽或调侃胡适，而胡适却几乎没有发过一句恶声。1929年，胡适应国民政府教育部之邀，起草了一份“高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第二次草案”。其中“选读名著举例”里，除《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古典文学外，署名现代作家作品的，只有一个“鲁迅的小说集”。两相参照，倒也饶有趣味。
从胡适一生写的作品看，较纯粹文艺方面的，数量并不多。新诗“尝试”一番外，小说、戏剧等体裁，真正屈指可数。可他毕竟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对于新文学家及作品，予以评骘，自然难免。倘以较现代的艺术观看，胡适不能说多么深通，可长时期地关注并实践，总算不陌生。他于作家及作品的臧否，有些虽然寻常，可许多却颇有见地。这里，我们暂时搁下他对新诗人及作品的看法（数量可另成一
文），仅从零散的相应内容中，钩沉出他对其他文学式样的一些言说，以见当时的文艺状况及人物情态。这或者还会有一点意义。
对周氏兄弟青眼有加
胡适对周氏二兄弟的作品，一直就比较欣赏，评价颇高。在1922年8月的一篇日记里，胡适曾说：“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按：鲁迅）兼有赏鉴力与创造力，而启明（按：周作人）的赏鉴力虽佳，创作较少。”胡适这里说周作人的创作较少，应该是指小说之类，他的小品文，数量并不少。
在当年早些时候，胡适写了一篇重要论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其中几处涉及周氏兄弟，可以一观。在论及外国文学难以古文翻译成功时，胡适举了“一个最明显的例。”“十几年前，周作人同他的哥哥也曾用古文来译小说。他们的古文工夫既是很高的，又都能直接了解西文，故他们译的《域外小说集》比林（纾）译的小说确是高的多。”在举了一段译文例子后，胡适说：“这种文字，以译书论，以文章论，都可算是好作品。但周氏兄弟辛辛苦苦译的这部书，十年之中，只销了二十一册！这一件故事应该使我们觉悟了。用古文译小说，固然也可以做到‘信，达，雅’三个字，——如周氏兄弟的小说，——但所得终不偿所失，究竟免不了最后的失败。”
胡适在这里，是说古文译小说的失败，可对周氏兄弟的“古文工夫”，“文章”，“文字”水准，却是颇表欣
赏的。说到当时新文学（胡适有时称“白话文学”）的成绩，因为起步未久，胡适的估价并不高。可就在这估价中，惟独对周氏兄弟青眼有加：“短篇小说也渐渐的成立了。这一年多（一九二一年以后）的《小说月报》已成了一个提倡‘创作’的小说的重要机关，内中也曾有几篇很好的创作。但成绩最大的却是一位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注意，新文艺小说创作成绩，这是惟一提到作家的地方。这惟一，给了鲁迅。
那么，散文方面呢？“白话散文很进步了。长篇议论文的进步，那是显而易见的，可以不议。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的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对于此类小品文的特征概括，颇为准确，对于周作人文字的评价，真正不低。小说，散文两个大类，在胡适眼里，由周氏二兄弟各自领军。这一方面符合实际，同时可以见出胡适对二人文学才能的特别看重。
因为政见未合，鲁迅与胡适，后来便由少来往发展到鲁迅常常地嘲讽或调侃胡适，而胡适，却几乎没有发一句恶声。1929年，胡适应教育部之邀，起草了一份“高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第二次草案”。其中“选读名著举例”里，除《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古典文学外，署名现代作家作品的，只有一个“鲁迅的小说集”。这样的位置，实在显现了胡适对鲁迅创作成绩的推重。
其实胡适与鲁迅，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是有过颇为相得的相互借重的。具体详情，因在本文内容范围之外，暂且不提，可胡适对鲁迅在这方面的评价，却值得拈出。胡适在1928年写的《白话文学史》的“自序”里这样说：“在小说的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颇有一点点贡献。但最大的成绩自然是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和研究过程的彼此交流，胡适才在鲁迅逝世后遭到苏雪林攻击时，负责任地指出：“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按：陈西滢）先生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从先前举例看，说鲁迅早年文学作品及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绝非虚饰，这是胡适坚信的认识，无论先前鲁迅曾用怎样一支犀利的笔嘲讽过他。
胡适与周作人的友谊，保持得长久得多。两人后来有诗词唱和，更有抗战初期胡适从伦敦以一首诗作，劝周作人尽早离开北平去南边，可惜周作人以家累为由没有听从忠告，终于落得浑身沾满污泥。在当时，文人间是不作兴当面相互恭维的。可由衷之言，有时也不能不发。1936年元月，胡适在复周作人的一封信中，对周的文章，说了这样几句：“吾兄自己也是有心人，时时发‘谆谆之言’，但胸襟平和，无紧张之气象，故读者但觉其淡远，不觉其为‘谆谆之言’。此是涵养功深，不易学到。”胡适说的
是周作人文章的长处，读者大都是这样感受的，所以写在信中，也并不觉着什么不当。
“《雷雨》实不成个东西”
印象中，除去新诗，胡适对其他体裁文艺作品，发表的看法并不多。即使偶有阅读，记下来的评价也寥寥数语。可这数语中，常常有一些与今天别样的判断。例如1930年7月间，胡适读到了茅盾的小说，在日记里留下了这样的评价：“夜读沈雁冰先生的小说《虹》，此书作者自说要为近十年中的壮剧留一纪录。前半殊不恶；后半写梅女士到上海后的演变，似稍突兀，不能叫人满意。此书未写完，不宜骤出版。”《虹》是茅盾1929年所写的一长篇小说（未完成），虽较其他作家更擅长小说写作，可此时的茅盾总体仍在探索阶段，故作品给胡适留下了这样不成熟的印象。日记后面，胡适还加了判断：“作者的见地仍不甚高。”读了《虹》之后，胡适大约为了印证看法，又取来茅盾另一部《幻灭》来读，结果看法更差：“此篇浅薄幼
对鲁迅的评价稚，令人大失望。”
当时胡适正在续写他的“中国哲学史”。写到“儒教的成立”一章，很不顺。起了几次头，都不满意，于是又来翻读小说。接续前一天，胡适又读了茅盾的《动摇》和《追求》两篇。此两篇与《幻灭》，是三个略带连续性的中篇，后来被称为“三部曲”。出版时总名为《蚀》。胡适应该是在一个集子中读到的：“读沈雁冰的小说，《动摇》与《追求》。《动摇》结构稍好，《追求》甚劣。”胡适在美国留学时，
曾读了大量西方小说，留有印象，成了他后来评价国内新小说的基础。当时新小说还处在探索阶段，茅盾初期小说给胡适的不良印象，应该可以理解。
茅盾而外，胡适还读过曹禺的东西，并在日记中记下印象。那是1937年2月的旧历除夕，当天来访客人很多，可到了晚间，胡适却拿起了曹禺的两部名剧《雷雨》、《日出》来读。“读曹禺（萬家宝的笔名）的《雷雨》、《日出》。杨金甫（按：即杨振声）赠此二书，今夜读了，觉得《日出》很好，《雷雨》实不成个东西。《雷雨》的自序的态度很不好。”为何这样看《雷雨》呢？胡适略加探讨：“《雷雨》显系受了Ibsen、O'Neil（按：易卜生，奥尼尔）诸人的影响，其中人物皆是外国人物，没有一个是真的中国人，其事亦不是中国事。”胡适到底博览书，一眼便看出曹禺受到易卜生及奥尼尔的影响。大约由于这种影响，20岁出头的曹禺没有从其中跳出，所以剧情虽动人心魄，可胡适却以为其中人物不是中国人，“皆是外国人物。”
《日出》一剧，在专业人士眼里，的确如胡适所言：“是一大进步……”胡适还有剧情分析：“其中人物稍近情理，也稍有力量。然不近情理处也还不少。如‘小东西’，金八早要淫她了，而她卖到下处，却总因为‘太小’，接不着客，岂非矛盾？《日出》写胡四，顾八奶奶都太不近情理。”第二天，是春节，胡适还将自己对曹禺两部戏的看法，说给前来拜年的朱光潜夫妇。应该是因为朱光潜从事文艺批评之故吧。以较现代的文艺观看，胡适的见解并不多么深入，可到底有他的眼光，判断力是不差的。
此外，胡适还对郑振铎著作有过一点议论，不过也是写在日记中的。那是1935年5月21日，大约为了备课，胡适翻读了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看郑振铎《中国文学史》三、四册。”胡适评价道：“此书材料颇好，但他写的太糟，判断既平庸错误，而文字太不修饬，使人不愉快。周岂明说他受著作之累，是不错的。”郑振铎的这部文学史，材料的搜集颇丰富，出版时又加附插图（后来出版时便名《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以示特），本应为读者喜欢，可惜确如胡适所言，判断平庸，文字不讲究，读来“使人不愉快”。日记后面提到周作人的看法，可见在学人中，对此著述意见是大体一致的。
“沈从文是天才”
1929年9月，经徐志摩推荐，沈从文这个只有小学学历的湘西人，被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聘为该校讲师，主讲一年级“新文学研究”和“小说习作”。虽则有徐志摩推荐，可胡适若是看不入眼，聘用也几乎不可能。那么，对沈从文的才华，胡适有过具体表述吗？笔者所阅有限，还未见到。可有一则可靠的侧面材料，能够对此有所表达。
沈从文在中国公学当老师，喜欢上了一个女生，这就是他后来的妻子张兆和。可是当时张兆和并不愿搭理这个老师，尽管情书写了一大包，张兆和却并无回应。沈从文急得要自杀，求到胡适。胡适也真有天趣的一面，他竟然插手了此事。当张兆和抱着一大包沈从文的情书
到“胡校长”时：“于是我说了沈先生的事。他（胡适）也把他由沈先生那里得知的事情报告点给我。
他夸沈是天才，中国小说家中最有希望的什么……他又为沈吹了一气，说是社会上有了这样的天才，人人应该帮助他，使他有发展的机会！”这是1930年7月张兆和日记所述。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胡适对沈从文的评价：“沈是天才，中国小说家中最有希望的……”即使其他地方没有说一句，这些对张兆和说的话，也实在可以表达胡适对沈从文小说艺术的高度推崇了。从沈从文的文学成就看，胡适的推崇确实相当有眼光。
令今天读者或者感觉兴趣的，是胡适还与至今仍以遗作掀动波澜的张爱玲有过一段联系，不仅通信，还见过面。这其中，双方都郑重保留下文字，可资后人寻觅。在这里，我们暂且不及其他，主要看看胡适对张爱玲作品的看法。
1954年10月25日，正在香港的张爱玲给在美国的胡适寄去她的小说《秧歌》，请其“指正”。因为很小的时候，张爱玲通过父亲藏书，读到胡适关于《醒世姻缘》和《海上花》两部小说的考证，引发兴趣，便来阅读。“这些年，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为得了不少益处。”这部《秧歌》，张爱玲希望胡适读出那两本书的影响。“假使您认为稍稍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那我就太高兴了。”胡适收到信及书后，搁置了两三个月，后来翻开一看，感到兴趣。他便提笔回了张爱玲一函，对《秧歌》称赞了一番：“你这本《秧歌》，我仔细看了两遍，我很高兴能看见这本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你自己说的‘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认为你在这个方面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这本小说，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也许你曾想到用《饿》做书名，写的真好，真有‘平淡而近自然’
的细致工夫。”
张、胡两人都引用了“平淡而近自然”来作小说的评价标准，从行文看，张爱玲应该是引自胡适，可胡适在这几个字也打引号，似亦引自他人。其实，这话正是鲁迅对《海上花》的评语：“终未有如《海上花列传》之平淡而近自然者。”（见《中国小说史略》）胡适读到，觉得贴切，便在考证该书时，借用了这句话。这话又给张爱玲很深印象，故而又引这话给胡适……
如此评价张爱玲之后，胡适意犹未足，又对具体内容做了一些解析：“你写月香回家后的第一顿‘稠粥’，已很动人了。后来加上一位从城市来忍不得饿的顾先生，你写他背人偷吃镇上带回来的东西的情形，真使我很佩服。我最佩服你写他出门去丢蛋壳和枣核的一段，和‘从来没有注意到（小麻饼）吃起来咵嗤咵嗤，响得这么厉害’一段……”“你写人情，也很细致，也能做到‘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如131—132页写那条棉被，如175、189页写的那件棉袄，都是很成功的。189页写棉袄的一段真写得好，使我很感动。”
在此之前，胡适并没有读过张爱玲的小说，所以在信的末尾说：“你在这本小说之前，还写了些什么书，如方便，我很想看看。”这来往的两封信，双方均未留底稿（胡适在日记里特别注明一笔），可张爱玲的信，胡适捡起来粘在了日记里；胡适的信，张爱玲也妥为保存，后来引在一篇文章中，使得我们对他们的这些交往和看法，有了确切的文字证据。在当时的日记里，胡适更有：“近年所出中国小说，
这本小说（按：张爱玲《秧歌》）可算是最好的了”的评价。因为未留底稿，胡适在日记中，概括记下一笔：“一月廿五日，我答他（她）一信，很称赞此书。我说，‘如果我提倡《醒世姻缘》与《海上花》的结果单止产生了你这本小说，我也应该很满意了。’”由于胡适的推举，张爱玲不仅喜欢上了《海上花》，受影响写出《秧歌》，到后来更用白话翻译一遍，又用英语翻译一遍这部古典小说，这也许又是胡适始所未料的吧。
对于新文学家及作品，胡适一直都有兴趣，可惜他涉足的领域太广，加上纷繁事务，就无暇多读。可是，只要能得手或朋友介绍的作家作品，他都能以很快速度读毕，并予以不外行的评价，显现出在这方面的独有眼光。作为曾经文艺领域的领军人物，他的议论，来自切身感受，来自随新文学过程成长的亲历体验，眼光和感触当然不同一般。这也许是值得后来研究家和读者注意的，也应该是笔者所以乐于努力钩沉出这些评议的一个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