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契诃夫译介及其他
◊张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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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鲁迅对契诃夫早期带有幽默小品气息的《坏孩子和别的奇闻》进行了集中翻译。实际上，鲁迅对契诃夫作品的翻译风格选择、批评指向和本人同时期小说创作实验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相向而行的交错态势。更进一步，此种交错同样也体现在作为创作主体的鲁迅与契诃夫的风格演化的差异之上。鲁迅对于契诃夫的接受，体现了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接受俄罗斯影响的有机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鲁迅契诃夫坏孩子和别的奇闻故事新编
对鲁迅的评价鲁迅与俄苏文学的关系极为密切。1926年，鲁迅在一次访谈中认为中俄之间在“文化和经验”上有某种“共同的关系”，他将19世纪俄罗斯的伟大作家罗列出来，认为契诃夫和果戈理是他比较喜欢的作家。通过阅读鲁迅对契诃夫的译介及评价，我们可以知道鲁迅对契诃夫的接受态度同样和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而那些没有被翻译过来的中长篇作品（《草原》《在峡谷里》等），也体现了鲁迅对契诃夫在文学上极为欣赏的一面。从整体来看，他们两人的小说创作轨迹也很有趣，契诃夫是从诙谐讽刺走向沉郁伤感，而鲁迅则从严谨逼促走向诙谐放松。而这种“相向而行”的创作路径，也正体现了他们在面临19世纪、20世纪不同的时代环境时极具文学个性与时代紧张感的文学品格。
•张芬，清华大学写作中心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比较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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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契诃夫译介及其他2019.No.2 -《坯孩子和别的奇闻》及具“悲观气息"
我们知道，鲁迅和俄国文学之间关系相当密切，他翻译过大量俄苏文学作品。这种行为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20世纪30年代，鲁迅集中翻译了大部头的《死魂灵》《毁灭》，还翻译了契诃夫的早期短篇小说集《坏孩子和别的奇闻＞□1935年，鲁迅在给叶紫的小说集写序时，又强调了相比于雨果，他对契诃夫的喜爱；相比于《水浒传》《三国演义》，他对《儒林外史》的喜爱。因为后者都更“接近现实”①。可见，他对俄罗斯文学的“写实性”充满了一种坚定的偏好。
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就和弟弟周作人翻译过两册《域外小说集》，重点介绍了俄国以及东欧、北欧等弱小民族国家的作品。其中，周作人译了契诃夫的两个短篇《戚施》《塞外》②，并且对契诃夫做了简单介绍③。这两个短篇都是契诃夫后期小说，一则重批判，另一则重写实，都具有很强的“批判现实主义彩”。④与此并行，中国对契诃夫作品的翻译从1907年的《黑衣教士》到逐渐有耿济之、耿勉之、郑振铎、曹靖华等译者参与，翻译的作品内容也变得丰富，例如《套中人》《第六病室》以及一些经典的剧作《伊凡诺夫》《万尼亚舅
（D"伟大的文学是永久的，许多学者们这么说。对啦，也许是永久的罢。但我自己，却与其看薄凯契阿，雨果的书，宁可看契诃夫，高尔基的书，因为它更新，和我们的世界更接近。中国确也盛行着《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和水浒气的缘故。《儒 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尝在罗贯中下，然而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书就好像不永久，也不伟大了。伟大也要有人懂。”＜叶紫作〈丰收〉序》（1935年1月），载《鲁迅全集》第6卷《且介亭杂文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219页。
②《域外小说集》，东京神田印刷所印刷，1909年3月2日。上署“周作人译述”，但可知从选文、译述到编排，两人应有共同商讨。
③“契诃夫卒业大学，为医师。多阅世故，又得科学思想之益，理解力极明敏。著戏剧数种，及短篇小说百余篇，写当时反动时代人心颓丧之状，艺术精美，论者比之摩波商。唯契诃夫悲观现世，而于未来犹怀希望，非如自然派之人生观，以决定论为本也。”
④《威施》写于1894年，讲述了外号叫作“痢始蝮”的趋炎附势的老地主的故事；《塞外》写于1892年，应该是契诃夫根据1890年的萨哈林经验而写的一个流放犯老谢苗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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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海鸥》《樱桃园》等。①契诃夫逝世二十五周年（1929）时，鲁迅还翻译了苏联文艺家罗迦契夫斯基（Lvov-Rogachevski）的《契诃夫与新文艺》。这篇评论较为完整，堪比之前赵景深翻译的苏联著名文学史家米尔斯基的《契诃夫小说的新认识》②。接着，他在1934年末到1935年上半年陆续根据德文译本翻译了契诃夫的八个短篇作品并在《译文》上发表（《波斯勋章》一度被禁），后来以此出版《坏孩子和别的奇闻》（单行本于1936年由上海联华书局初版印行）。不同于以上提及的大部分契诃夫影响更为深远的作品，这些多是契诃夫以“契洪德”③为笔名创作的早期小说，多为轻松幽默的讽刺小品。鲁迅介绍说，这八篇小说虽然“不能说是契诃夫较好的作品”，但因为有作《未名丛刊》中《十二个》的插画家玛修丁（V.N.Massiutin）的“木刻”，所以才起意翻译。④
翻看北京鲁迅博物馆的藏书目录，契诃夫作品有德文版《女巫及其他短篇/中篇小说》、《在黄昏》（手稿与故事）、《海鸥》（四幕剧）、《波斯勋章和别的奇闻》、《决斗》等和日文版的全集（《契诃夫全集》，中村白叶译，东京金星堂，18册，精装卷）等。⑤可知，《坏孩子和别的奇闻》应译于《波斯勋章和别的奇闻》的德文版。⑥
在《坏孩子和别的奇闻》“前记”中，鲁迅说，他在耿济之的译文《契诃夫的纪念》⑦中读到契诃夫1904年评价自己早期作品为“小笑话”。但鲁迅一方面说自己“并不在严肃的绍介契诃夫的作品”，目的
①戈宝权：《契诃夫与中国》，《文学评论》I960年第1期。
②〔苏）米尔斯基：《契诃夫小说的新认识》，赵景深译，《北新周刊》1928年第20期。
③"契洪德”是契诃夫早期在《闹钟》《蝉》等刊物发表小短篇的主要笔名，除此之外，还有"无脾脏的人”“我兄弟的哥哥”“尤里斯”“安托沙”等。详参〔法）亨利•特罗亚著《契诃夫传》，侯贵信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第40页。
④鲁迅：《〈坏孩子和别的奇闻〉译者后记》，载《鲁迅译文全集》第7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第354—356页。
⑤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一），1959，日文部分第39页，德文部分第29页。
⑥之所以改名“坏孩子”，或因翻译《波斯勋章》后在刊物发表时之一度被禁。见后文。
⑦〔俄）司基塔列慈：《契诃夫的纪念》，耿济之译，《译文》1935年第2卷第5期，第635—646页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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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在木刻版画（这和他为了《死魂灵》而印《百图死魂灵》①有着微妙的差异）；另一方面，他又肯定这些“小笑话”并非“一笑了之”，而是暴露出了“病”，是“生瘤的化妆”“蹩脚的跳舞”。②
通读这八篇小说，大多数的确暴露了当时俄罗斯不同人内在的畸形：虚伪的贵妇和医生、狡黠的农民、深陷贪婪的公务员、无力的知识分子、无聊的待嫁少女、充满阴谋的政客等。的确如鲁迅所说，“中国普通之所谓’趣闻'，却又截然两样"o1935年2月，鲁迅在《译文》第6期登出的《暴躁人》《坏孩子》译后记中这样说：
就作品而论，《暴躁人》是一八八七年作；据批评家说，这时已是作者的经历更加丰富，观察更加广博，但思想也日渐阴郁，倾于悲观的时候了。诚然，《暴躁人》除写这暴躁人的其实并不敢暴躁外，也分明的表现了那时的闺秀们的鄙陋，结尾之不易和无聊；
然而一八八三年作的大家当作滑稽小品看的《坏孩子》，悲观气息却还要沉重，因为看那结末的叙述，已经是在说：报复之乐，胜于恋爱了。③
契诃夫于1880年前后即开始创作，1887年进入创作较为成熟时期的说法，已经在当时被翻译过来的“批评家”不断提及，例如米尔斯基就认为契诃夫的小说以1886年为界④。但通过阅读小说，我们可发现，写于1887年的《暴躁人》仍然带有很强烈的轻喜剧彩。契诃夫在其中塑造了一个致力于文学创作却很懦弱的年轻人。他总是被“女人们”
①俄国画家阿庚于1847年完成，培尔那斯基刻版。鲁迅于1936年7月以三闲书屋名义自费印行。
②鲁迅：《〈坏孩子和别的奇闻〉前记》，载《鲁迅译文全集》第7卷，第315-316页。
③鲁迅：＜〈坏孩子和别的奇闻〉译者后记》，载《鲁迅译文全集》第7卷，第355页。
④“他在社会上的地位一改变，跟着作风就变了一他抛弃了滑稽的作品，努力发展他自己的个性。这种改变在1886-1887年之间所写的小说是很显然的。……契诃夫作小说的经过可以显然的分为两个时期：一八八六年以前和以后。英文的读者和俄国懂得文学的人，都知道他的后期作品，但大多数俄国读者只知道他早年的滑稽小说，而不知道《我的生涯》和《三姊妹》。”〔苏）米尔斯基：《契诃夫小说的新认识〉，赵景深译，《北新周刊》1928年第2卷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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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费时间，内心愤懑“其实不敢暴躁”，最终莫名其妙被送上了和自己不爱的人的婚礼。写于1883年的《坏孩子》，讲述一对年轻的男女偷偷地约会，被女方的弟弟发现，于是后者经常要挟他们，索要一些钱财之类，等到他们正大光明结婚的时候，男方终于得偿所愿地“拉住了这坏孩子的耳朵”令他讨饶。通读下来，这两篇小说在气质上并没有特别大的差异，都充满了诙谐、幽默的生活气息，前者甚至有一丝荒诞彩。所谓“1886分野”并没有在这两部小说之中明显体现出来。然而，鲁迅却说，《坏孩子》“悲观气息却还要沉重，因为看那结末的叙述，已经是在说：报复之乐，胜于恋爱了”。那么，我们看一下结尾：
两个人后来说，他们俩秘密地相爱了这么久，能像在扯住这坏孩子的耳朵的一瞬息中，所感到的那样的幸福，那样的透不过气来的大欢喜，是从来没有的。（《坏孩子》）①
一个皆大欢喜的爱情故事的“恶作剧插曲”，哪里有“沉重”的“悲观气息”？是鲁迅言之过甚了吗？而将鲁迅译文与现在较为通行的汝龙译本比较，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坏孩子》还是《暴躁人》（汝龙译为《摘自脾气暴躁的人的札记》）都有非常明显的风格上的不同：汝龙的译笔很轻快、幽默，似乎重在“小品”；鲁迅的翻译则相对严肃、滞重一些，似重在“讽刺”。试举两段译文为例：
《坏孩子》（1883年）节选（开头）
伊凡•伊凡诺维支•拉普庚是一个风采可观的青年，安娜•绥米诺夫娜•山勃列支凯耶是一个尖鼻子的少女，走下峻急的河岸来，坐在长椅上面了。长椅摆在水边，在茂密的新柳丛子里。这是一个好地方。如果坐在那里罢，就躲开了全世界，看见的只有鱼儿
①〔俄）契诃夫：《抹孩子》，载《鲁迅译文全集》第7卷，第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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