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鲁迅前后期杂文的比较
摘要：杂文创作，几乎倾注了鲁迅先生的大部分心血。鲁迅的杂文是有极强烈的战斗性的，这种战斗性借助于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强烈的艺术魅力而表现出来，它是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通过具体材料的和谐统一。鲁迅的文章前期只着重于言辞犀利。后期杂文将人的行为放在现实的环境下予以审视，是执著于现在的剖析，后期更多用于反语，讽刺意味更加强烈。本文将从鲁迅杂文特点和艺术特出发，分析比较了鲁迅前后前杂文的不同。
关键词：鲁迅杂文；前期；后期；艺术特
一、鲁迅及其杂文特点
鲁迅（1881.9.25——1936.10.19）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城里一个破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原名樟寿，后改名树人，字豫才，“鲁迅”是发表《狂人日记》时开始用的笔名。鲁迅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鲁迅著作二十卷，继往开来，博大精深。《阿Q正传》的发表，为新文学史树立了一面丰碑，对中国作家和世界作家产生了巨大影响。
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这是给予鲁迅的评价。这三“家”，不是并列的，各自孤立的。作为伟大文学家的鲁迅，是以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为前提条件的；
作为思想家和革命家的鲁迅又主要是通过文学家的鲁迅得到体现的[1]。鲁迅在文学史的成就，不仅仅是由于他的小说和诗歌的创作，更由于他的杂文。因为杂文在鲁迅作品中占有极大的比重。鲁迅曾经解释自己杂文的特点是：“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不留面子”和“常取类型”正好适应了这样的要求。从杂文的直抒己见而言，和论文较为接近，需要有论文的条理和层次。但杂感展开逻辑的方式又不完全和普通的论文相同，因为它是艺术品。鲁迅说过：“通烈的攻击，只宜用散文，如‘杂感’之类，而造语还须曲折[2]。”
杂文和报刊是合而为一的。鲁迅政治散文首先是在报纸上发表，然后才汇总成集。尽管对他的文章存在很大争议，但它们有着一种在中国无以伦比的现代性：（1）作为新闻文体的固定组成部分，它是一个现代的文学体式。（2）它是一种瞬息即逝的实存的表达和手段，这种实存要求对一切领域的一切事物做出直接的反应。要言之，杂文就是：现在。（3）这种散文以积极干预的姿态登场，它具有道德性。它要迅速介人，直截了当地促成变化。（4）它是片断式的，没有固定的形态。由于它似乎能同时兼容所有的形式和思考内容的东西，因此是一种“无体的自由体式”。也正由此，要做出清晰界定是相当困难的。
1、批判性的特。鲁迅在反对“恕道”的传统精神和“中庸”学说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原则“战则不止”。他的社会和文化批判的主要目标除了前面提到的中国人的奴性、中国社会中无处不在的压迫，还有他那时代的右倾政策：他既反军阀势力，又反国民党，既反各种封建复辟势力，又反狭隘的民族主
义
文学，既反国粹，又反国学。在他的14卷政治杂文中，《坟》是最有名也是最少争议的。相反他的很多集子，特别是1927年后撰写的，在不少文学批评家看来纯属诽谤中伤。不过，即使他的论争文章中也包含需要在今天做一番全新思考的挑战。他在1925年的《灯下漫笔》文中写了下面这段著名的话：但是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人们多起来了，加之以外国人。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2、多疑性。中国传统中较少有不断陷入绝望的意义上的怀疑精神。中国传统中较少有不断陷入绝望的意义上的怀疑精神。中国只有片刻的思想混乱，由自我修养就可以克服。这种状态在知识分子当中一直维持到了20世纪。鲁迅是个极大的例外，怀疑就犹如他第二层皮肤，在他的杂文里有特殊表达的生活感觉。作者对日常事物，在他的杂文里有特殊表达的生活感觉。作者对日常事物，对自己都充满疑心。他对日常情景进行分析，对自己都充满疑心。他对日常情景进行分析，对自身进行解剖。即便是一句骂人话也可能成为他批判性地审视中国历史的目标。作者喜欢借助价值重估和悖论的技巧来展开其追问。1933年4月10日，鲁迅就曹聚仁在同一天写的主题为“杀错了人”的杂文提出不同看法。就后者的论点，即每次革命都难免会有牺牲，只是不要错杀人，即杀错了自己人，他作了进一步发挥：袁世凯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之后并不是错杀了人，而是专杀自己阵营的人，杀革命党人，以便日后自己能
做上皇帝。鲁迅在这里也是把过去和现在总结为一个历史循环，他得出以下结论：“中国革命的闹成这模样，并不是因为他们‘杀错了人’，倒是因为我们看错了人（袁世凯）。”
3. 引申性。鲁迅骂过连布莱希特都很推重的戏剧演员梅兰芳，连布莱希特样的当时名人。我们很容易到以下的辩解理由：作者的批判对象并不是个人或者具体事，而是总体和普遍现象。单个人只不过是总体观察中的附带物。这一点从《论“费厄泼赖”应当缓行》中也能看出，该文以传统的八股文风格写出：这里涉及的并不是单单的一只狗，一只要继续去痛打的落水狗，而是有其引申的寓意。它代表了一人，也就是被打垮的士绅阶层，他们在民国成立后仍然从不同层面上图谋复辟和反革命活动。简而言之，对于杂文家来说重要的并不是单个的
人，而是在整体中的单个人，他要的是在一个典型情景中的具体事物，具体事物由此而能上升为代表性范例。“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就是鲁迅的做法。在此意义上，多次遭他批判的散文家林语堂和梁实秋对他而言乃是代表了“公仇”，而不是“私敌”。
4、双层性。所有杂文的起点都是一个客观事件，然后被予以主观性的过滤。“中国的灵魂”就成了鲁迅的灵魂。这些杂文因此就有一个公开的和一个潜藏的主题。其中最有名的例子之一就是《纪念刘和珍君》，这篇杂文最终与其说是悼念两个女学生被当时的北京政府杀，不如说更多地关系到在暴力时代能否谈政治的问题：在所有谈论都无意义，而所有沉默都意味深长的情况下，我们是沉默还是开口？
反抗如何可能？类似这样的杂文之所以对所谓“68年”一代产生了巨大影响，是因为在中国和德国方面都有着相近的思考。
5、语言特征。在恐怖暴政之下，鲁迅成功地在开口和沉默之间发展了中国语言的各种可能性，他所采用的方式迄今无人能及。他偏爱重复句式、悖论和辛辣嘲讽。他调遣着不同的语言层次：白话文与口语，口语又同文言相交杂。高雅和平白的语言使用、中西文法、本国语和外来词构成了一种需要反复阅读的独特风格。除了使用通常的长短句交替、感叹句、修辞性问句以及传统的对仗结构之外，鲁迅还破坏语法规则，特别是不守逻辑，“有理的压迫”和“跪着的造反”就是两个例子。
二、鲁迅杂文艺术特
鲁迅说：“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这种广义上的杂文，确如鲁迅所说，是“古已有之”的，但在这种广义杂文基础上发展起来，具有了独立含义的中国现代杂文，却是鲁迅的一种独立创造。是鲁迅赋予了杂文这种文体一种新内涵，使其有了完全独立的思想艺术特征，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成了一座光辉的丰碑。《伪自由书》中的《现代史》和《准风月谈》中的《看变戏法》，写的是走江湖的耍把戏，敛钱财，然而意在言外，从作者的暗示中，人们却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国民党政权虏掠剥削、无所不用其极的丑态。沟通这种联想的是由事物
本身的逻辑而引起的相互之间的精神联系[3]。类似的例子在鲁迅的杂感里比比皆是。是一种专门对付“爬”得不耐烦的人的办法：“撞”。发行“航空奖券”，制造投机机会。撞得好，“妻、财、子、禄都有了”。撞不好，“至多不过跌一交，倒在地下。那又算得什么呢，——他原本是伏在地上的，他仍旧可以爬”。这不是论文的推理，因为它借助于生活的形象；也不是小说的描写，因为它仍然以议论为主。这是杂感展开理论逻辑的特殊的手段和方法。
对鲁迅的评价（一）诗与政论的结合
鲁迅杂文中，常常具有诗的因素，表现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具有诗之美。如《夜颂》通过对大自然的夜的赞美来诅咒人间的黑夜。鲁迅是借颂夜来抒发自己在“如磐夜气”重压下的战斗豪情，来歌颂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无比宽广的革命胸怀[4]。在《记念刘和珍君》、《》、一些纪念性的文章里等，也经常采用这种手法来表达对死者的感情，常常熔怀念战友、揭露敌人、歌颂光明的感情于一炉，交织错综，有无比强烈的感人的力量对于文明，它对封建旧文明旧道德、对资本主义文明、半殖民地文明，对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等都进行了毫无保留的批判；深刻地暴露并批判了国民劣根性，对国民卑怯保守的病态心理作了深刻的剖析。
他写小说的目的是要使中国人民觉悟起来，“改良这人生”，因此小说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最关注的是下层社会“不幸的人们”，创作了许多以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小说，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描写题材。
（二）用讽刺的词语传达作者的感情
鲁迅用漫不经心的语言进行嘲讽。如在1924年，杭州西湖上的雷峰塔倒掉了，一些封建复古主义者无限感伤，趁机大做文章。表明了鲁迅对雷峰塔冷漠之情。还可以用敬辞来表示讽刺。如：“得到的禅师”“非凡的人”“脑髓里有点贵恙”等等。
鲁迅还用含蓄的语言来表示讽刺。如：莫他造塔的时候，竟没有想到塔终究是要倒的么。当然鲁迅也用感情彩强烈的词语直接表示讽刺。”突出了法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