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角度分析理解鲁迅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一评价
一、“史家之绝唱”
1.对于《史记》，赵翼称为“史家之极则”，鲁迅视为“史家之绝唱”。谓之“极则”，可能包含体例和书法；谓之“绝唱”，则可能概指其中的实录精神和批判精神。
2.《史记》的实录精神，素为后人称道。《汉书.司马迁传》说学者“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质，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史记》的实录，首先得之于史料的真实性和叙述的科学性。司马迁因职务之便，大量阅读了前代典籍，据《汉书.司马迁传》所述：“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迄于天汉。”
司马迁还参考了皇室所藏文献，如《曹相国世家》之战功报捷，《樊哙列传》之斩首，俘虏人数，皆得之于皇室档案。《史记》的材料，还有得之于调查受访者，如“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游侠列传》）。
对鲁迅的评价
司马迁的几次出游，更为取材提供了实地调查的机会，如“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春申君列传》）。
在文献不足，信息不通的古代社会，司马迁能如此勉励而为，殊非易事。而且司马迁对由上述渠道获取的材料，态度更是审慎的。如，司马迁对传说中的黄帝，尤其慎重。他参酌诸书，实地调查，采访长老，撰成《皇帝纪》，措辞犹留有余地。其撰写《三代世表》《孔子世家》等，态度亦大抵如此。
《史记》的实录，最重要的还在“不虚美，不隐恶”。
刘知几说：“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但史识而外，倘无史胆，也是不能做到“善恶必书”的。
司马迁著史，意在以古鉴今。他对史料的分析，处理过程中，始终贯穿着自己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寄寓了自己的社会理想和人格理想。因此史家必备的才学识胆在司马迁身上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实录精神与批判精神才能在《史记》中并存。
3.《史记》的批判锋芒，首先在于并不回避汉代的最高统治者。《高祖本纪》既写刘邦统
一天下的功绩，也写他好酒贪，奸诈圆滑的市井无赖嘴脸，更写他背信弃义，冷酷自私的本质。《孝武本纪》说：“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司马迁对汉武帝是肯定的。但《平准书》《酷吏列传》相表里，却把武帝的多欲政治与酷吏政治的因果联系叙写得淋漓尽致。武帝好神仙，至死不悟。
《史记》不仅一一实录，还往往语含讽刺。如《封禅书》不言封禅，只揭短处，还说“后有君子，得以览焉”，这样地不避上圣，确是非常大胆的。
4.《史记》还揭露和鞭挞了封建集权社会上层人物之间以利相合的人际关系和他们冷酷自私，荒淫暴虐的品质特征。如《萧相国世家》载，刘邦初定天下，论功行封。萧何封侯，功臣不服。可见其臣僚关系的不和。而后刘邦又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利，不惜杀死自己的开国功臣，不可不谓居心叵测。
5.官场而外，司马迁尤所不齿的，是缘饰儒术，谋取私利的“谀儒”。叔孙通和公孙弘就是这类谀儒的代表。他们对君王阿谀奉承，溜须拍马。据时事而见风使舵，曲意逢迎。虽为相封侯，仍为司马迁所不齿。
6.《史记》一方面对于社会上各种邪恶，腐败，庸俗现象进行了广泛的批判；另一方面又对忠而被谤，死而无悔的伍子胥，屈原；振人之急，已诺必诚的朱家，郭解；重义轻生，慷慨赴死的聂政，荆轲，乃至凡义其物质劳动或精神劳动贡献于社会人生者，凡由其立身行事而表现出高尚情操者，无不给予充分的肯定和由衷的赞扬。
其中最突出的是对于当时游侠的称赞，例如《游侠列传》：“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游侠之行，虽说不轨于正义，其实有足多者。在这里更明白地表达了司马迁的社会道德理想以及是非善恶的判断原则。
7.一部《史记》既有批判，也有歌颂。实录精神，批判精神与社会道德理想，在《史记》中始终是融为一体的。二、“无韵之《离骚》”
1.鲁迅说一部《史记》，既是“史家之绝唱”，又是“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强烈的抒情性，是《史记》成为文学名著的重要原因。出于对现实的自觉干预和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司马迁首创《史记》的论赞体，常于叙事之中，楔入自己的主观论断。又因司马迁发愤著书，字里行间寄托有个人遭遇在内的人生体验，因而《史记》的理性批判，常带有强烈的感情彩；叙事之时，亦不免移入作者的爱憎好恶。
最典型的莫如《伯夷列传》。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司马迁于传中设论，愤然质问：贤人“糟糠不厌，而卒早夭”；恶人“暴戾恣睢”，“竟以寿终”。天道是否公正，作者深表怀疑。《伯夷列传》叙事少而慨叹多，其云天道可疑，实言人道不公；其为古人伤怀，实为今人抒愤。因而这样的文章，既是古人的纪传，又是抒情的小品。
2.在《史记》其它篇章，如《季布栾布列传》《孙子吴起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淮阴侯列传》《游侠列传》《刺客列传》一类极写处死者难，处生者亦难的篇章。其中处处都有作者自己的影子在，抒情性是十分强烈的。
刘熙载说：“太史公文，兼括六艺百家之旨；第论其恻怛之情，抑扬之致，则得之于《诗三百篇》及《离骚》者居多。”又说：“学《离骚》得其情者为太史公。”之所以如此，实因其感愤与屈原相同，甚而更为深广。
故一部《史记》，仿佛《离骚》，只是无韵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