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鲁迅的评价
对于鲁迅的评价以正面为主，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及海外的普遍都很高。
正面评价
在中国，鲁迅是一位地位独特的作家。大多数人承认他是最重要的现代作家之一。
两岸政府对他的不同的政治化评价，使当代对鲁迅的真实思想需要重新澄清。比较重要的当代鲁迅研究学者有王瑶、林辰、朱正、王得后、钱理、李欧梵、周策纵、王富仁、陈漱渝、汪晖、张梦阳、徐麟、王乾坤等。学者严家炎、何满子、邵燕祥、林贤治、王元化等对鲁迅先生多有著述；而作为艺术家的张仃、吴冠中、陈丹青、范曾等大家对鲁迅先生也有精彩的论述。
大多数人认为他文笔犀利、思想深刻，是“新文学”的奠基人。他的小说使用富有创造力的形式对中国人的国民性、中国社会的弊端予以深刻的阐释，是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散文诗集《野草》被认为是当时少有的展现出现代主义特质的作品；其杂文，由于特殊的发表环境，在嬉笑怒骂的文字背后蕴含着坚定的政治立场的。这一政治立场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彩，是鲁迅思想中最为复杂的地方之一。
中国共产党对鲁迅有高度评价。早在延安时期，就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鲁迅评价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
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并将中共在延安创办的文学院取名鲁迅文学院，后改为鲁迅艺术文学院。共产党掌权后，鲁迅的文学地位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高度肯定。鲁迅的众多文章被选为大陆中小学语文教材的课文。现今仍然存在官方的鲁迅研究机构和专门的鲁迅研究杂志。
不过，据2001年出版的周海婴著《鲁迅与我七十年》记载，1957年在回答罗稷南的问题时表示，如果鲁迅仍然活着，“以我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但曾于同年3月在《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说：“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怕什么的，任何人也不怕。不怕别人整不整，顶多没有饭吃，讨饭，挨整，坐班房，杀头，受冤枉”，因此对罗稷南的回答可能只是对鲁迅敢说真话的赞赏。1950年曾有读者向《人民日报》提问：“如果鲁迅活着，党会如何看待他？”当时任国务院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的郭沫若亲自回信答复“鲁迅和大家一样，要接受思想改造，根据改造的实际情况分配适当工作。”
由于鲁迅生前反对国民党的官僚腐化，因而受到国民政府的严重打压。1949年后，鲁
迅在台湾也一直被当作国民党的反面教材加以贬低。不过，近年台湾也有推动鲁迅作品的努力，台北风云时代出版公司在1990年左右出版《鲁迅作品全集》，其出版小引说：“中国自有新文学以来，鲁迅当然是引起最多争议和震撼的作家……全世界以诠释鲁迅的某一作品而获得博士学位者，也早已不下
百余位之多。”出版小引希望“还原历史的真貌，让鲁迅作品自己说话”。的确，鲁迅作品引起的正反两面评价之多、之极端，不但是新文学，甚至是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
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在兼任教育部长期间，有人向蒋介石告密鲁迅隐匿在教育部做特约编辑，蒋介石回答：“这事很好。你知道教育部中，还有与他交好的老同事、老朋友没有？应该派这样的人，去他，告诉他，我知道了这事，很高兴。我素来很敬仰他，还想和他会会面。只要他愿意去日本住一些时候，不但可以解除通缉令，职位也当然保留；而且如果有别的想法，也可以办到。”
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评价鲁迅：“二十世纪亚洲最伟大作家。”
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鲁迅是（中国）20世纪无人可及也无法逾越的作家。
著名作家木心：在我的心目中，鲁迅先生是一位卓越的“文体家”。在欧陆，尤其在法国，“文体家”是对文学家的最高尊称。纪德是文体家，罗曼罗兰就不是。
蔡元培：鲁迅先生的创作，除《坟》、《呐喊》、《野草》数种外，均成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六年中，其文除小说、书信一种外，均为杂文与短评，以十二年光阴成此许多作品，他的感想之丰富，观察之深刻，意境之隽永，字句之正确，他人所苦思力索而不易得当的，他就很自然的写出来，这是何等天才!何等学力！
陈独秀：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
郁达夫：如问中国自有新文学运动以来，谁最伟大？谁最能代表这个时代？我将毫不踌躇地回答：是鲁迅。鲁迅的小说，比之中国几千年来所有这方面的杰作，更高一步。至于他的随笔杂感，更提供了前不见古人，而后人又绝不能追随的风格，首先其特为观察之深刻，谈锋之犀利，文笔之简洁，比喻之巧妙，又因其飘溢几分幽默的气氛，就难怪读者会感到一种即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凄厉的风味。当我们热衷去掌握现实时，他已把握了古今与未来。要全面了解中国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以外，别无捷径。
瑞典著名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终审评委马悦然曾澄清鲁迅拒绝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传闻说：“鲁迅是在1936年去世了，那个时候，1930年代根本就没有外边的人知道鲁迅是谁，也没听说过他的名字。《呐喊》、《彷徨》是1950年代才翻成外文（原话如此，经查证，鲁迅作品最早被翻译为西方文字，是1936年8月英国乔治·C·哈拉普公司出版的《活的中国
——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收录了《药》、《一件小事》、《孔乙己》、《祝福》等多篇作品），是杨宪益翻译的，（真实译者为斯诺）翻译得很好，但是那个时候鲁迅已经不在了。”
著名学者胡适：“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绝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
叶公超写《关于非战士的鲁迅》—文，发表在1936年11月1日的天津《益世报》增刊上说：“我有时读他的杂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时又感到他所瞄准（鲁迅最爱用各种军事名词的）的对象实在不值得一粒子弹。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
日本文学家尾崎秀实：“左联的泰斗”。
日本作家山上正义称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主流的唯一代表者”。
日本作家增田涉称赞鲁迅为“中国文艺界庞然的斯芬克斯”。
有不少人认为他是个浅薄的激进主义者，主要是认为他睚眦必报，喜好争论。批评尤为激烈者为苏雪林，鲁迅去世时，苏雪林写信阻止蔡元培担任鲁迅治丧委员会成员，称之为“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四史文学传所无之奸恶小人”，“盘踞上海文坛时，密布爪牙，巧设网罗”，“文网之密，胜于周来之狱，诛锄之酷，不啻瓜蔓之抄”，引发与左派作家之间的笔战。台湾学者郑学稼著述的《鲁迅正传》对鲁迅的性格多有微词。唐绍华认为，鲁迅“对任何现实永远不会满意，因而变成真正的为反对而反对的反对者。”
薛涌认为鲁迅“国人心灵不医治的话，肉体也不值得救治”的言论是挑战文明社会的基本医学道德的宣言；
也认为鲁迅继承了儒家传统社会知识分子对于老百姓的道德和智慧优越感，“没有宪政精神，而充满了僭政精神”；此外，鲁迅“本人并无直接当农民的经验”，其作品中阿Q式的愚昧民众形象的形成受到日本媒体对于中国人妖魔化、丑化的影响；“鲁迅说中国文化吃人，乃是真知。可惜，他自己并没有能跳出这样的文化。”
钱玄同曾总括他有三点短处：多疑，轻信，迁怒。
其他评价
1979年钱钟书在美国表示:“鲁迅的短篇小说写得非常好，但是他只适宜写‘短气’的篇章，不适宜写‘长气’的，像是阿Q便显得太长了，应当加以修剪才好。”
李敖认为鲁迅在中国大陆被过分高估：“鲁迅像写《阿Ｑ正传》和《中国小说史略》，都是非常好的书。可是，鲁迅写的杂文其实不好。第一个，他的杂文是受日本语法影响，也有一种文言文转过来的，不够成熟。所以他的文字很别扭。第二个，他杂文里面情绪表达太多，真正的资料部分并不多。你看我文章，你把那情绪字眼删掉，看的还是资料，就是证据。鲁
迅缺乏这方面的东西。”“到今天如果有人还说鲁迅的文章写得多好，我必须说，这种人没有进步。”李敖还提及鲁迅在胡风问他萧军应该不应该入党时，回信说不要入，进去了就酱死了云云（杂评鲁迅和他的孙子）。
对鲁迅的评价
王朔：“我要说，鲁迅的小说写得确实不错，但不是都好，没有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都好，那是扯淡。而且，说鲁迅的小说代表中国小说的最高水平，那也不是事实。”
夏志清：“鲁迅是中国最早用西式新体写小说的人，也被公认为最伟大的现代中国作家。在他一生最后的六年中，他是左翼报刊读者心目中的文化界偶像。自从他于1936年逝世以后，他的声誉越来越神话化了。他死后不久，二十大本的《鲁迅全集》就立即出版，成了近代中国文学界的大事。但是更引人注目的是有关鲁迅的著作大批出笼：回忆录、传记、关于他作品与思想的论著，以及在过去二十年间，报章杂志上所刊载的纪念他逝世的多得不可胜数的文章。中国现代作家中，从没有人享此殊荣。这种殊荣当然是中共的制造品。当然，在中共把他捧为英雄以前，鲁迅已经是一位甚受推崇的作家。没有他本人的声望作基础，中共也不必费力捏造出如此一个神话。”
王蒙：“文坛上有一个鲁迅那是非常伟大的事。如果有五十个鲁迅呢？我的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