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阅读孔⼦》第⼗章：《学习⽬的》
孔⼦在《论语》的“述⽽篇·6章”中说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四点，就是对⼀个⼈学习⽬的具体阐述。意思是说，我们学习的最⾼境界，应该是⽴志悟道，当我们的思想确实被道所武装，体现于外在的就称为德，或者说，我们的⾏为处事就以德为依据。这个德，现在通称道德，⽽在古代，道和德却是被分开来理解。⽽孔⼦所说到的仁，有两个⽅⾯的内容，⼀⽅⾯是指⼈⾃⾝固有的善美之⼼；另⼀⽅⾯，是指后天学习所陶冶的善美之⼼。这后⼀点，与“德”的意思是⼀样的。如果从⼈⾃⾝固有的善美之⼼来理解，孔⼦所说的“依于仁”就是让我们充分发挥这种仁爱之⼼；如果从后天陶冶来理解，那就是让我们认真修⾝，剔除邪恶之⼼，使⾃⼰浑⾝充满浩然正⽓。关于艺，是指六艺，有礼、乐、射、御、书、数的内容。这些内容可以理解成技艺，即⼈所赖以⽣活的⼀门技艺，或是理解成⼈⽣活的⼀些起码要求。
莫以善小而不为
这样看来，学习⽬的中的这四个要求，实际上就是⼈通过学习所要达到的四个境界。最⾼的是“志于道”，次⼀等的是“据于德”，再次⼀等的是“依于仁”，最低的是“游于艺”。然⽽我们在具体实施时，应该将其反过来，⾸先做到“游于艺”，掌握做⼈的基本要求或某种技艺；然后调动⾃⾝所固有的仁爱善美之⼼，给社会做有益的⼯作；接着，把悟道后所形成的正确的思想品德表现出来，做⼀个君⼦式的⼈才；⽽最⾼的境界就是悟道和传道。所谓悟道，主要指对⾃然的感悟；所谓传道，是指将这种感悟的成果迁移到社会之中，形成⼀种社会运⾏的规律或思想品质。能够具有这样能⼒的⼈，或者称为仁者，或者称
为圣贤。
下⾯，我们分开来具体阐述。
⼀、游于艺
不论任何⼈，来到这个世界上，都要吃饭穿⾐，都要⽣活。为了⽣活，你就必须有⼀份⼯作，有了这份⼯作，你就需要掌握做好这份⼯作的能⼒或者技艺。最简单的⼯作莫过于卖苦⼒，但卖苦⼒也需要⼀定的能⼒和技艺。孔⼦在《论
语》“⼦罕篇·6章”中有这样的记载，吴国的太宰伯懿问⼦贡说：“孔夫⼦是个圣⼈吧，他为什么能掌握那么多的才艺呢？”⼦贡回答说：“这本来就是上天使他成为圣⼈，并且使他多才多艺的。”孔⼦听到这个事情后说：“太宰他了解我这个⼈吗？我少年时很贫贱，所以学会了很多社会底层⼈民的劳动技能。⾼⾼在上的君⼦们会有这多么技能吗？我想是不会的。”孔⼦在他所⽣活的时代，就被视为圣⼈，然⽽他却说⾃⼰⼩时候家庭贫苦，出⽣于社会底层，为了穿⾐吃饭，所以他学会了很多劳动的技能，再加上他后来天才的悟道能⼒和执着的传道精神，将这些才艺综合起来，就打造成了⼀个在别⼈看来是⽆所不能的圣⼈。
孔⼦做为⼀个圣⼈，他的任务是悟道和传道，⽽不是做具体的体⼒劳动⼯作。但有个叫达巷地⽅的⼈
提出这样⼀个问题：“孔⼦这个⼈很了不起，只可惜学问⼴博但不能以专长成名。”孔⼦听到这个话后，对门下的弟⼦说：“我该做什么呢？是赶车好呢，还是做射⼿好呢？我还是去赶车吧。”孔⼦不仅能够悟道和传道，⽽且还会赶车和射箭。他在教学⽣六艺时，其中就有“御”和“射”两个科⽬。然⽽他的主要任务却不是赶车和射箭，但在没办法的时候，他仍能做这些营⽣。
这样说体现两个要点，第⼀是能上也能下。正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第⼆，虽然社会有⾼低贵贱之分，但劳动的本质却没有⾼低贵贱之分。正如孔⼦在《论语》述⽽篇·12中所说：“富⽽可求也，虽执鞭之⼠，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意思是，财富如果在不违背道义的原则下，可以追求得到，就算当车夫我也愿意。如果是违背道义的追求，那还是去做我喜欢的事情吧。”这段话⼜将劳动的性质按照道义与不道义分成了两类：去追求富贵但不符合道义是可耻的；去追求富贵，符合道义就是光荣的。
⽽社会有严格的分⼯，这些分⼯确实存在着⾼低贵贱等级层次的，这当然⼜另有划分的标准。如果说具体的体⼒劳动是底层的⼯作，那么悟道和传道就是⼀种⾼贵的⼯作。然⽽浅薄的⼈总是混淆这种层次等级的概念，总是强调孔⼦要有⼀技之长，甚⾄有⼈强调孔⼦应该去耕⽥种地。⼦路在向荷蓧丈⼈问孔⼦在哪⾥时，那丈⼈就曾说：“四体不勤，五⾕不分，何谓夫⼦！”孔⼦可以耕⽥种地，可以去赶车射箭，⽽问题是，耕⽥种地的⼈和赶车射箭的⼈能做了孔⼦悟道和传道的⼯作吗？
正因为这样，樊迟向孔⼦请教种庄稼和种蔬菜的技能时，孔⼦说我不如⽼农和⽼圃。樊迟出去后，孔⼦骂他是⼩⼈。这个⼩⼈有两解，⼀解是说樊迟胸⽆⼤志，不能⽴志于道，不是⼀个君⼦，⽽是⼀个⼩⼈；另⼀解，⼩⼈就指⽼农和⽼圃。在古代社会，对从事体⼒劳动者可称作⼩⼈，当官者称⼤⼈。
如果把这个“⼩⼈”理解为前⼀种意思，那就是孔⼦在责骂樊迟；若理解成后⼀种意思，那就是指出樊迟应该做何种⼯作。
确实，社会有不同的分⼯。⼦夏曾转述⽼师的话说：“百⼯居肆以成其事，君⼦学以致其道。”百⼯在作坊⾥完成他们的⼯作，⽽君⼦是靠读书学习来达成其道。
这作坊⼯作和悟道传道，就存在着⾼低贵贱的等级之分。当我们还做不了⾼贵的悟道传道⼯作时，那么你就应该⽼⽼实实地去做低贱的“作坊”⼯作。——这就叫“游于艺”。这就是我们学习的最基本的⽬的和最起码的要求。
⼆、依于仁
仁是什么？孔⼦认为，仁是⼈本性的⼀个⽅⾯。所谓本性，就是⼈先天固有的与⽣俱来的最为原始⽽质朴的属性。但仁只是这种本性的⼀个⽅⾯，另⼀个⽅⾯就是恶。这是符合阴阳正反的创世法则的。有⼈将孔⼦的理论定性为“性善论”，把荀⼦的理论定性为“性恶论”，这实在是对孔⼦的⼀种歪曲，准确
地说孔⼦的理论应该是“善恶论”，你不见孔⼦在《论语》中只要提到君⼦时，就有⼩⼈相伴吗？如果只是浅薄地认为他的理论是“性善论”，那么他所创⽴的阴阳哲学法则⼜该如何解释呢？
现在我们再反回来说仁。当孔⼦把仁看成是⼈的⼀种本性时，他就说：“我欲仁，斯仁⾄矣。”意思是说，我⽣来就具有仁的本性，那么，我想让仁充满我的⼼胸，它就能充满我的⼼胸。反过来说，恶也是⼈的⼀种本性，所谓“怒从⼼头起，恶向胆边⽣”就是这个意思。
当然“仁”还在于“呼唤”。我欲仁，这仁才能到来，假如我不欲仁，那么仁就只能在你的躯体⾥沉睡。
问题的关键是，怎样才能使你“欲仁”？孔⼦提供的第⼀个⽅法是：“亲仁”。他说：“弟⼦⼊则孝，出则弟，谨⽽信，泛爱众，⽽亲仁，⾏有余⼒，则以学⽂。”这⼀条，可以看成是《论语》的总纲，因⽽清朝的季毓秀先⽣据此编写了《弟⼦规》⼀书。这⾥除了孝悌、谨信、爱众、学⽂⽽外，所强调的就是“亲仁”，亲近那些有仁爱之⼼的⼈。所谓“近朱者⾚，近墨者⿊”就是这个意思。第⼆个⽅⾯是择仁。有个成语叫“千⾦买邻”，源⾃《论语》：“⾥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智）？”意思是，村⾢中有仁⼈，你能去接近这种仁⼈，那么你就应该以此为美。如果你选择居所不注意选择有仁爱之⼼的邻居，这样的话，怎么能说你是个有智慧的⼈呢？
这⾥的“择仁”，其实就是亲仁；⽽亲仁，就是为了呼唤起⾃⼰⼼中潜藏着的仁。如果呼唤不出⼼中潜藏着的仁，那么邪恶就会乘虚⽽⼊。这种邪恶在《论语》中也称“不仁”。孔⼦说：“⼈⽽不仁，如礼何？
⼈⽽不仁，如乐何？”这句话可以从两个⾓度理解。⼀个⾓度理解为，当这个⼈不遵守礼法时，也不遵守等级制度时，你就可以知道他是个不仁的⼈；另⼀个⾓度理解为，当⼀个⼈内⼼不仁的时候，那么礼乐对他来说就不起作⽤了。孔⼦还说：“巧⾔令⾊，鲜仁矣。”所谓巧⾔令⾊，按照朱熹的说法就是：“好其⾔，善其⾊，致饰于外，务以悦⼈。”也就是说，⽤巧妙的语⾔迷惑⼈，⽤和颜悦⾊来巴结⼈，这样的⼈是很少有什么仁德的。
从“欲仁”到“亲仁”，再到“择仁”，然后转向了“不仁”和“鲜仁”，我们就⼤体上知道了孔⼦“仁”的内涵了。
第三个⽅⾯是问仁。我们来看孔⼦是怎样回答他的⼏个学⽣问仁的。
1、颜渊问仁。孔⼦说：“克⼰复礼为仁。⼀⽇克⼰复礼，天下归仁矣。为仁由⼰，⽽由⼈乎哉？”颜渊说：“请您说得再具体⼀些。”孔⼦说：“⾮礼勿视，⾮礼勿听，⾮礼勿⾔，⾮礼勿动。”（颜渊篇·1章）孔⼦这段话有两个要点。其⼀是强调克制⾃⼰的贪念和私欲；其⼆是恢复周礼，⽤周礼来约束我们的视、听、⾔、动。所谓礼，⼤体上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法律的⼀部分和道德标准。这两个要点，第⼀个是⽬的，第⼆个是⼿段。
这段话中的的礼，约等于现在社会的法，但⼜不完全等同，因为这礼之中还包含道德标准、礼仪规范的内容。古代的法，也不能等同于现代的法，因为古代的法主要指帝王之术，其中也包含⼀些律⽂制度。我们现在所说的法，或者说我们中国的法，笔者认为，应该由这样⼏个部分组成，⾸先是承继古
代的礼和法中属于法律部分的内容，其次是吸收外国司法理论的合理内容，然后是根据现在本国国情所创制的内容。
在我看来，法，应分为法律和法规两个部分。法律与我们现在的理解⼀致，不⽤解释。法规，应该指上⾯提到的周礼中属于道德标准和礼仪规范的内容，结合时代的特点，修定出具体⽽明确的规矩，来教化国民，塑造后代。
2、仲⼸问仁。孔⼦回答说：“出门在外时刻要保持⼀种虔敬的⼼情，就好像要接见贵宾⼀样；役使下民就好像⾯临重⼤的祭祀⼀样恭敬；⾃⼰不想得到的，就不要强加于别⼈。在朝廷，没有怨意，在家族也没有怨意。”
这段话也强调了两个要点，第⼀个是要有谨慎虔敬的⼼，第⼆个是“已所不欲，勿施于⼈”。（颜渊篇·2章）
3、司马⽜问仁。孔⼦回答说：“具有了仁⼼的⼈，他说的话都⾮常谨慎。”司马⽜说：“假如⼀个⼈说话已经很谨慎了，这样就可以说达到仁的境界了吗？”孔⼦回答说：“做事很难，说话能不慎重吗？”（颜渊篇·3章）这段话强调了说话的慎重，原因就是做事很难。
4、樊迟问仁，孔⼦回答说：“爱⼈。”问智。答：“知⼈。”樊迟听不⼤明⽩。孔⼦解释说：“选拔正直的
⼈放在邪曲的⼈上⾯，就可以使邪曲的⼈变得正直。”樊迟还是听不明⽩，出来就孔⼦的话请教⼦夏，⼦夏回答说：“⽼师的话⾮常深刻啊！舜有了天下之后，从众⼈中选举皋陶来掌刑法，那些邪曲的⼈都离去了。汤有了天下之后，选举伊尹来辅政，那些不仁德的⼈也离去了。”（颜渊篇·22章）
这段话提出了仁者爱⼈和智者知⼈两个命题。
5、这个樊迟虽然愚笨，但好问不倦，在“⼦路篇·19章”中，他⼜向孔⼦请教仁。孔⼦回答说：“即使是闲居的时候，内⼼也要清清明明，⾏事时也要恭恭敬敬，与⼈相处要做到忠⼼于别⼈。哪怕是⽣活在夷狄之地，这些好的品德也不能丢弃。”
这段话有三个要点：内⼼清明、⾏事恭敬、处⼈忠⼼。
概括起来看，孔⼦在回答学⽣如何才能达到仁的境界时，有这样⼏个关键词语：克⼰复礼、谨慎虔敬、不欲勿施、爱⼈知⼈、内⼼清明、处⼈忠⼼。
⼈的欲望是⽆⽌境的，只要机会来临，就会野⼼膨胀，野⼼膨胀的结果可能会粉⾝碎⾻。只有⽤礼乐来约束欲望，才能把⽼虎关在笼⼦中。
为⼈不易，做事很难，只要错⾛⼀步路，错说⼀句话，就会⼈损事败。只有怀着⼀颗谨慎虔诚之⼼，才可能⼀帆风顺。
⼀⼈之⼼，千万⼈之⼼。只许州官放⽕，不许百姓点灯；你家朱门酒⾁臭，他⼈路有冻死⾻，这样的局⾯⼀旦出现，被戮就变成了绿⾊的信号。
饭从⼝⼊，祸从⼝出。⾔语不密，为君的⼀⾔可能丧邦；为⾂的，⼀⾔可能失⾝。导⼈之正，取⼈之悦。
仁者爱⼈，智者知⼈。爱⼈，才能为⼈负责；知⼈，才能恰当⽤⼈。⽤⼈是关键，举直措枉，枉可变直；举枉诸直，直可变枉。⽤⼈不可不慎。
儒家提倡“慎独”，哪怕只有独⾃⼀⼈，动⼼起念也不能违反仁⼼，时刻保持内⼼的清明，光明磊落地做⼈。
不论这个社会上有多少不忠于朋友的⼈，但我们只要交了朋友，就要忠⼼于朋友，不能欺骗朋友。俗云在利益⾯前没有永远的朋友，那是因为以利相交，如果像管鲍相交，就会趋向于仁。
然⽽⼈是不可能不犯错误的，犯了错误，⾸先要知道⾃⼰犯了怎样的错误，也就是说，⽤上述仁的标准来衡量，违犯了哪⼀条，这样才有利于改正错误。⽽且要追究清楚犯错误的根源。孔⼦说：“⼈犯错误，是根源于复杂的社会关系。观看别⼈犯的错误，反省⾃⼰可以引发仁的修养。”为了少犯或不犯错误，我们以史为鉴，还要以他⼈为戒。这样，才能修到仁者的境界。
是仁者，同时也应该是智者，“仁者⽆忧，智者不惑”这两句话应该看成互⽂，是仁智者⽆忧不惑。否则，仁者可能在社会上就成了呆⽊⽠了。宰我就曾经问过孔⼦这样的问题：“⼀个追求仁德的⼈，假如被别⼈欺骗，说‘井⾥有仁德’，那仁德者会跳到井⾥吗？”孔⼦回答说：“你怎么可以这样想问题呢？君⼦可以不顾⼀切地去追求真理，但他不会落⼊别⼈的陷井，他可以⼼知肚明被别⼈欺骗，但是不可以糊涂和将就。”
正直的⼈与邪恶的⼈打交道，吃亏的常常是正直的⼈。⽽达到仁者境界的⼈，可以在事情发⽣之初就应该⼀眼看透对⽅，吃点⼩亏可以，但最终的胜者应该是仁者。
孔⼦在《论语》中对仁的要求很⾼，轻易不许⼈，我们要想成为仁者，就必须按照曾⼦所说，把仁当作⼰任，⼀辈⼦去追求，要死⽽后已。因为仁所赋予我们的使命重⼤⽽路途遥远，不这样做，就完不成仁的修炼。
三、据于德
在上⽂中对德的内涵作了解释，认为它是悟道后外现于⾔⾏的⼀种抽象的东西，我们现在统称为道德。
⼈⼈都可悟道，但未必⼈⼈都可以悟透了道。在这种情况下，有圣⼈出，他们悟透了道，再来传播道，
将这种所传之道深⼊⼈⼼，就成了德，或者称民德。从这个意义上说，民德在于引导。孔⼦在“为政篇·3章”中说：道之以政，齐之以
深⼊⼈⼼，就成了德，或者称民德。从这个意义上说，民德在于引导。孔⼦在“为政篇·3章”中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对⽼百姓来说，⽤政令来整治他们的秩序，⽤刑法来惩罚他们的罪⾏，这是必要的，因为⽼百姓为了免于处治⽽服从政令和刑法。但是这样的做法并没有培养起羞耻之⼼。如果在政令与刑法的基础上再⽤仁德来引导他们，⽤礼乐来约束他们，那么百姓就会产⽣羞耻之⼼，进⽽就能够⾃律。
民德在于引导。⽤仁德和礼乐来引导。孔⼦在“学⽽篇”中指出：“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我们这⼀讲讨论“德”，但仁的⼀部分内容与德相通，故可以将仁与德并列使⽤。孔⼦将孝悌看成是体现仁德的根本，就是说，在培养仁德时，要⾸先培养孝悌。⽽且，孔⼦还强调指出：“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所谓“慎终”，⼈死为终，这⾥指每个⼉⼥都要慎重地⾯对⽗母的去世。所谓追远，“远”指祖先，追远者，祭尽其敬。整句话的意思是，每个⼈都要⼩⼼谨慎地处理⽗母的⽣死⼤事，并且按时按节祭祀远祖。如果能够这样做，就能使民风民德⾃然地归于淳厚。
慎终追远，还可以产⽣⼀种民族的凝聚⼒。⾯对中华民族的祖先，我们遥想他们“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地”的艰⾟，我们缅怀他们创制中华⽂明的辉煌。这个民族的所有⽂化，都见证了祖先的智慧，
如果我们不能保其所有，那就会成为这个民族的罪⼈，就会⽆颜⾯对祖先。每当想于此，我们就不得不检讨⾃⼰的德⾏。
慎终追远，报本反思，是使民德归厚的⼀种激励机制，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孔⼦还有这样的教诲：有⼀次樊迟问孔⼦三个问题：崇德、修慝（tè）、辨惑。孔⼦回答说：“先事后得，⾮崇德与？攻其恶，⽆攻⼈之恶，⾮修慝与？⼀朝之忿，忘其⾝，以及其亲，⾮惑与？”意思是，但⾏好事，莫问前程，不就是崇德吗？反省消除⾃⼰的过错，不去攻击别⼈的过失，不就是消除恶念吗？⼀时愤怒之下，就做出了傻事，不但忘了⾃⼰的⽣命安危，也忘了最亲近的⼈所寄予的厚望，这不就是⼤惑吗？”
崇尚仁德，从正⾯讲，就是积善成德，积德成厚。从侧⾯讲就是修慝、辨惑。只要能做到积善、修慝、辨惑，就可以称为崇德了。
孔⼦在《论语》中赞扬过⼀个⼈：“泰伯，其可谓⾄德已矣。三以天下让，民⽆得⽽称焉。”
泰伯这个⼈是周王朝始祖古公亶(dǎn)⽗的长⼦，他多次辞让国君的位置，让给了季历。⽼百姓都不知道怎样来称赞他。孔⼦认为他可以称得上品德的最⾼标准者了。
看来，我们这个民族对道德的要求不仅有积善、修慝、辨惑，⽽且还有谦让。
那么做为政治家在治理国家时也能做到这四样，就可以称为德政了。所以孔⼦在“为政篇”中说：“为政
以德，譬如北⾠，居其所⽽众星共之。”意思是说，国君在治理国家时，不仅能⽤道德来要求⾃⼰，⽽且能⽤道德来感化百姓，那么，他就如同北⽃星，处在了⾃⼰该处的位置，⾃然会有众多的星⾠来围绕在他⾝旁。
⼈不仅如此，就连⼀匹马都应该如此。孔⼦在“宪问篇·33章”中说：“骥不称其⼒，称其德也。”⽤世俗的观点来评价千⾥马，常常是指它的能⼒，但孔⼦却明确地告诉我们：对于千⾥马来说，我们不是称赞它快跑的能⼒，⽽是称赞它与主⼈协调的能⼒。⾯对德与才，孔⼦更关注的是德。
然⽽，孔⼦所⽣活的时代，处于春秋末期的诸侯兼并的⽆义之战中，他所推⾏的仁德举步维艰，因此，他感慨地
说：“中庸之为德也，其⾄矣乎！民鲜久矣。”（雍也篇·29章）他认为中庸是⾄德。所谓中，可以理解成中和，也可以理解成集中精华；庸，可以理解成正反两⾯。⼀个⼈能够达成内⼼平和，能够正确取舍，能够动态思维，孔⼦认为，你就达到了⾄德的境界。然⽽⾝处乱世，社会乱象迭出，⽼百姓缺乏这种道德已经很久了。
孔⼦在“卫灵公·4章”中⼜⼀次发出了这种慨叹，他说：“由！知德者鲜矣。”鲜，就是少的意思，因此，孔⼦才再三地讲修德的问题，以引起⼈们的关注。
鲜，并不等于⽆，唯其少才觉珍贵，唯其少才更能体现出中坚的作⽤。世上的事情永远处于矫枉过正之中，但不会消失。正因为这样，孔⼦在“⾥仁篇”中说：“德不孤，必有邻。”世上的有德之⼈虽然少，但你仍然能到同志，到知⾳。⽽且，有德者常在，有德者虽然吃些⼩亏，但有德者是最终的赢家，因为⼈们相信有德者。
四、志于道
有⼀个说法叫“天法地、地法⼈、⼈法道，道法⾃然”。这⾥的“法”应该理解成“效法”。“道法⾃然”就是指“道”是效法⾃然⽽得来。所谓悟道，就是指感悟⾃然。
孔⼦将⼈分成四等，第⼀等⼈为“⽣⽽知之者”，这种⼈也称圣⼈，他们就具备⼀种超凡的感悟⾃然的能⼒。但凡⾃然规律，都是他们感悟出来的。然后将这种感悟的结果迁移、运⽤到⼈类社会，形成社会运⾏法则或⼈⽣法则，这就
律，都是他们感悟出来的。然后将这种感悟的结果迁移、运⽤到⼈类社会，形成社会运⾏法则或⼈⽣法则，这就
叫“道”。
所谓悟道，有直接悟道和间接悟道两种。直接从⾃然界所获得知识，可以称直接悟道。例如孔⼦站在
黄河边上，看着滚滚东流的河⽔，不由⾃主地感叹说：“逝者如斯夫。”意思是说，这逝去的时光啊，就像这东流的河⽔⼀样啊。再如，有⼀次孔⼦和弟⼦们在路上⾛着，附近树上的鸟看见来⼈⾯⾊不善，就飞起来落到了离⼈很远的地⽅。见此情景，孔⼦抒发感慨说：“时矣，时矣。”意思是说识时务者为俊杰。
上⾯两例中的“⽔”“鸟”就是⾃然，“逝者如斯夫”“时矣”就是对⾃然感悟的结果，也就是“道”。这种道直接从⾃然中来，所以称为“直接悟道”。
另外⼀种为间接悟道，即古圣先贤已经从⾃然中悟出了道，形成了智慧的结晶，我们学习这些智慧的结晶，能够举⼀反三，触类旁能，从⽽指导社会，指引⼈⽣。例如孔⼦对《易》的修编，他在伏羲、⽂王、周公创制的基础上⼜加了⼗翼，形成了与本经相对应的传。我们把这⼀⾃我见解的发挥，就称为“间接悟道”。
不论是直接悟道，还是间接悟道，这都是君⼦们的使命，所以⼦夏转述⽼师的话说：“百⼯居肆以成其事，君⼦学以致其道。”（⼦张篇·7章）这两句话是类⽐关系，⽤百⼯来类推君⼦，他们的分⼯虽然不同，⼀个是“成其事”，⼀个是“致其道”，但本质却是相同的：都有所为。只不过君⼦“谋道不谋⾷”⽽已。
关于“闻道”，孔⼦把它放到了与⽣命同等的地位，他在“⾥仁篇”中说：“朝闻道，⼣死可矣。”有⼀次，
孔⼦和他的弟⼦们被围困在陈国与蔡国之间，断绝了粮⾷，弟⼦们个个垂头丧⽓，对传道丧失了信⼼。孔⼦问⼦贡说：“你是不是认为⽼师是先知先觉？”⼦贡回答说：“⽼师，难道不是这样吗？”孔⼦说：“我不是先知先觉，我只不过在悟道传道的问题上始终坚持如⼀，从来没有动摇过⽽已。”（参见“⾥仁篇·15章）
从上述两段引⽂中可看出，圣⼈对于闻道是何等地重视。当然闻道不是⼀朝⼀⼣就能完成的，直到今天，我们对⾃然界的秘密才只掌握了百分之五，⽽在两千六百年前的孔⼦时代，掌握得就更少了。难怪⼦贡说：“夫⼦之⽂章，可得⽽闻也；夫⼦之⾔性与天道，不可得⽽闻也。”（公冶长篇·13章）意思是说⽼师所教授的诗书礼乐，可以听到；但他谈论⼈性与天道是难得听到了。原因就在于这“形⽽上”的天道很深奥，在没有悟透之前，是不能乱说的。《论语》中多次提到了天命和天道，但⼏乎没有具体的说明。他把这道难题推在了我们的⾯前。
但是道还得悟。我们从“公冶长篇·16章”中看到孔⼦借评论郑国的⼦产对君⼦之道提出了四点要求：“其⾏⼰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对⾃⼰的管理要严谨，对待主上要恭敬，对百姓要施以恩惠，使⽤百姓要符合法度。他在“宪问篇·28章”中对君⼦之道⼜提出了三点更⾼的要求：“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对这三样孔⼦说他⾃⼰连⼀样也没有做到，但⼦贡说这是⽼师谦虚，不肯标榜⾃⼰，⽼师是可以做到这三样的。
怎样理解这三条要求呢？就是去做⾃⼰应该做的事情。当你⽤孔⼦所提出的道德标准定位出了哪些是⾃⼰应该做的事情，你就应该⽆忧⽆虑⽆畏地去做，不问利害得失的结果，只专注于过程。那么你就可以说达到了这三条要求，从⽽也就变成了⼀个最快乐最幸福的⼈了。
确实，这三样的境界是很⾼的，能悟到这个境界的⼈很少，那么⼀般⼈确实很难做到。
⽽且，更为难办的是，孔⼦在“公冶长篇·21章”中赞扬⼀个叫宁武⼦的⼈说道：“邦有道则知（智），邦⽆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这⾥边的“有道”和“⽆道”怎么区别，判断的标准是什么？我们只能从对“道”的理解上⼊⼿，认为顺应⾃然规律，符合社会运⾏法则，遵守道德标准就为有道，反之就是⽆道。做为君⼦，只能促进有道，⽽不能促进⽆道，因此，邦有道则智，邦⽆道则愚。
这样看来，坚持有道，就成了君⼦做事处⼈的⼀条原则了。对于这种道，孔⼦号召君⼦不惜⽤⽣命来捍卫。既然这样，如果我们所遵循的“道不同”，那也就“不相为谋”了，关于这⼀点，孔⼦认为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因此，他被困于陈蔡之间，问⼦贡说：“我所传的道是不是不正确呢，我们为什么落到这样的地步？”他说这句话时并不是对⾃⼰所传之道的怀疑，⽽是想检验⼀下弟⼦对道的忠于程度。当⼦贡说：“您的道深⽽且⼴，所以天下⼈难以理解，理解不了也就不容。”孔⼦⼀听就⽕冒三丈，责备⼦贡说：“你⼩⼦不考虑怎样传道，只考虑天下⼈容不容，你⼩⼦的志向不⾼啊！”
我们今天来谈学习⽬的，能够达于道的境界，就算修成正果了，然⽽⾼度危乎哉，连⼦贡尚且挨孔⼦
的骂，我们这些后⽣⼩⼦，不穷⼀⽣之⼒去追求，恐怕连道的边缘都沾不上。尽管这样，我们还是要循序渐进地，由低到⾼地，⼀步⼀个脚印地往上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