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特曼的⾃我⼼理学与适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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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曼的⾃我⼼理学与适应问题
哈特曼(H•Hartman1894—1970)是精神分析⾃我⼼理学的创始者，也是第⼆次世界⼤战以来精神分析学最著名的理论家之⼀。
本书是哈特曼在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上所作的⼀系列讲演的专辑，被誉为同弗洛伊德《本我与⾃我》相媲美的重要著作。它对现代⾃我⼼理学的建⽴与发展具有重⼤的影响。他的主要贡献在于，⼀⽅⾯澄清了弗洛伊德体系中关于⾃我⼼理学的⼀些模糊思想，另⼀⽅⾯⼜把精神分析学中⼀些命题的表述恰当地纳⼊普通⼼理学的范畴，试图建⽴精神分析学与普通⼼理学的联系。
本书1939年出了德⽂版，1958年⼜出了英⽂版。这⾥，仅摘译了第⼀、⼆、六、九章中的部分内容。主要思想：(1)承认⾮冲突的⾃我领域的存在，把⾃我视为独⽴于本能冲动的⾃主机能;(2)肯定⾃我机能的适应性，把适应视为机体与环境不断交互作⽤的动态过程;(3)强调⾃我的整合机能和⾃我环境间的相互调节作⽤，把精神分析从本我⼼理学的理论框架中解放出来，推进了正常⼈的发展⼼理学。当然，由于
他承认了⾃我有两级⾃主性的存在，即除了有那些先天独⽴于本我的⾮冲突的⼀级⾃我⾃主性⽽外，还有⼀种从本我的冲突中发展出来的⼆级⾃我⾃主性，因⽽哈特曼最终仍然没有彻底逃脱本我内驱⼒的羁绊，真正给⾃我以独⽴的能量。
免于冲突的⾃我领域
精神分析以三种形式处理适应问题：即把适应当作⾃我⼼理学的问题，当作的⽬的和⼀种教育思想。令⼈奇怪的是，尽管“⾃我谐调”的概念得到了很好的规定，但经验表明，现实谐调的概念却歧义多变，包含了各种对⽴和⽭盾的观点。
精神分析单门学科解决不了适应问题。适应也是⽣物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题。但是，精神分析对适应所作的和将要作的重要探讨是其他学科和⽅法所⽆法达到的。因此，我们有理由期望，任何关于适应问题的研究都要考虑精神分析发现的基本事实和关系。我们对适应问题兴趣的增加主要是由于随着精神分析的发展，我们的注意焦点转向⾃我的机能。但是，我们对于整个⼈格兴趣的增加以及应⽤顺应现实这⼀标准探索⼼理健康的某些理论原则，也促使我们关⼼适应问题。
……我认为，在⼴义上说，正是由于精神分析的努⼒，⼈格核⼼领域的某些具体问题才可能扩展于⼼理⽣活的其他领域，另⼀⽅⾯，其他领域也为精神分析研究⼈格概念的变化创造了条件。
我⾸先要评论我为⾃⼰规定的某些问题的范围，在此，我不打算系统地阐述这些问题。心理自我
从很早开始，也许从精神分析的发端开始，精神分析就有狭窄和⼴泛的两种⽬标。它开始于研究病态和处于正常⼼理学与病态⼼理学边缘的现象。在这⼀时期，精神分析⼯作主要围绕着“本我”和本能驱⼒。但是不久之后，出现了新的问题、新的概念、新的原理和新的解释的需要，这些新问题超出了狭窄领域，⾛向⼼理⽣活的普通理论。这⼀⽅向的最关键、最有代表性的⼀步是我们最近的⾃我⼼理学：弗洛伊德最后15年的⼯作以及遵循他开拓的研究⽅向的安娜•弗洛伊德的研究和英国学派在另⼀个国度的研究。现在，我们不再怀疑在最⼴泛的词义上，精神分析可称为普通⼼理学了。我们的⼯作⽅法的概念可以看作是精神分析的，它变得更⼴泛、更深刻并更具特⾊。
安娜•弗洛伊德(1936年)把精神分析的⽬的定义为尽可能地获得三种⼼理结构的知识。但是不能说⼼理学中每⼀朝向这⼀⽬的的努⼒都算作精神分析的。精神分析的独特特点不在于它研究的内容，⽽在于它独特的科学⽅法和它使⽤的概念结构。所有的⼼理学研究都分有精神分析的某些⽬标。因此，弄淸这些精神分析和⼀般⼼理学共有的⽬标反⽽会突出精神分析思想的特⾊(例如，设想精神分析的⾃我⼼理学与阿德勒⼼理学之间的⽐较)。精神分析的最近发展并未改变其基本特⾊，既未改变精神分析的⽣物学倾向，遗传、动⼒的、经济的和拓朴学的观点，也未改变其概念的解释性。因此，当精神分析与⾮精神分析的⼼理学研究同⼀主题时，两者必将取得不同的结果。在最后的分析中，两者对事物的本质会有不同的见解，⽽这⼀不同的见解必然导致不同的描述和关系命题。……⼀般来说，某⼀特点越是与⼴泛的理论有关，也就越与特殊有限的理论⽆关。这虽然只是⼀个类⽐，却是⼀个有效的类⽐，
因为精神分析在假设和研究范围⽅⾯⽐任何其他⼼理学都更加⼴泛，有可能成为⼼理发展的⼀般理论。然⽽，若要认识这⼀潜能，我们必须从精神分析⽴场和我们的理论中观察和综合某些⼼理现象，这些⼼理现象既包括精神分析出现之前的⼼理学的研究主题，⼜包括现代⼼理学中⾮精神分析研究的主题。
有⼈常说，本我⼼现学过去、现在都是精神分析的“保留地”，⽽⾃我⼼理学则是精神分析与⾮精神分析⼼理学的“按触地带”。有⼈反对精神分析的⾃我⼼理学，但这种反对不同于对本我⼼理学的讨伐，反对⾃我⼼理学的呼声颇象⼀般的科学的批评，不那么有敌意，也不那么系统。在某些精神分析学家看来，这⼀现象说明⾃我⼼理学的发现不是⽆效的，就是不重要的。但这⼀观点并不正确：对于新发现的抵抗并不是直接指向其科学的意义。有理由相信，⾃我⼼理学遇到的批评之所以更为温和，只是因为⾮精神分析者很少掌握其背景和含义。弗洛伊德正确地宣称，精神分析应被看作是⼀个“体系”，它是⼀些命题的有机联系，任何将其部分与整体分开的企图不仅会损害其整体的意义，⽽且会改变其部分的含义并使其部分失效。所以，精神分析的⾃我⼼理学根本不同于“表层⼼理学”，尽管正如菲尼奇尔最近指出的那样，精神分析⾃我⼼理学将⼀直对⾏为的细节和意识经验的范围感兴趣，它很少研究前意识过程以及潜意识、前意识和意识⾃我的关系。动⼒和经济的观点虽然可应⽤于所有
⼼理⽣活，但很少应⽤于⾃我⼼理学的问题。精神分析的发展史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迄今为⽌仍不太清楚这些与适应成就有关的⼼理过程和研究⽅法。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我看作⼈格的⾮⽣物学部分，
⽽把本我看作是⼈格的⽣物学部分，适应问题反对这种划分，关于这个问题的细节我们后边还要讨论。显然，对于⼼理表⾯的细节进⾏纯现象学的描述从前是受唾弃的，但这种描述对于⾃我⼼理学却特别重要。我们也许⼀致同意，这些现象学的细节之所以能引起我们的兴趣，仅仅是因为它们为我们提供了起点。最⼤限度地收集描述的细节这⼀⽬的是现象学⼼理学的⽬的，⽽不是精神分析⾃我⼼理学的⽬的：⾃我⼼理学有赖于两者的基本差异。例如，费德的⾃我⼼理学集中探讨各种⾃我经验，却不单单是现象学的：各种经验的作⽤是作为其他过程(⼒⽐多)的指⽰器，处理经验是依据解释概念⽽⾮描述概念来进⾏的。
理论和技术的密切关系构成了精神分析的特点，这⼀关系可以解释为什么直接介⼊⼼理结构冲突的⾃我机能⽐其他⼼理机能更早引起我们的注意，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其他⾃我机能和顺应环境的过程，不包括那些⾃⼀开始就存在于精神分析中的棘⼿问题，直到精神分析科学发展到近期才成为研究的主题。精神分析的观察常常是基于与⾃我的其他机能有关的事实和思想，但很少形成细致的研究和理论的反映。我相信，经验事实会表明，这些机能对于理解和⼀直作为精神分析兴趣中⼼的⼼理疾病并不重要，⽽对于理解作为每⼀神经症根源的冲突⼼理学却⼗分重要。然⽽，我并不想低估这些机能的重要性，我在此主要涉及这些机能的理论意义，甚⾄只是从理论意义出发。我们务必认识到，虽然⾃我确实在冲突的基础上成长，但冲突并不是⾃我发展的唯⼀根源。我们许多⼈希望精神分析成为⼀般的发展⼼理学，为达此⽬的，它⼀定要包含⾃我发展的其他根源。我们要重新分析精神分
析的观点，并运⽤精神分析的⽅法重新分析其他⾮精神分析⼼理学获得的成果。这⾃然使精神分析学家对于发展过程的直接观察(⾸先直接观察⼉童)赋予新的重要性。
并⾮每⼀对环境的适应或学习及成熟过程都是冲突的。我可以举出冲突之外的知觉、意向、对象认识、思维、语⾔、回忆现象、创造性、运动发展阶段、掌握、爬⾏、⾛路、成熟及学习过程等等的发展。许多众所周知的精神分析研究，我在此不⼀⼀列举，把这些过程当作起点。⾃然，这些研究并没有从当前⾃我⼼理学的观点来对待这些问题。(E•毕柏灵考察了精神分析动机⼼理学与⾃我⼼理学的兴衰。)在此，我不需要罗列这些机能：诸位都了解这些机能。我并不是说，我刚才列举的和其他有关的⼉童活动是与⼼理冲突⽆关的；我也并不认为，这些活动发展的挫折不能引起冲突，或能够避免卷⼊其他冲突。相反，我欲强调的是，这些活动的发展不仅在典型的个⼈发展和本能驱⼒的冲突中发挥重要作⽤，⽽且在促进或加速个⼈掌握这些活动的能⼒⽅⾯也具有重要作⽤。我采⽤“免于冲突的⾃我领域”这⼀暂定的术语来表⽰这些机能，也就是说，这些机能在既定的时间内在⼼理冲突范围之外发挥作⽤。我并不想引起误解：我在此讨论的并不是其发展可以免于冲突的⼼理领域，⽽是就个体⽽⾔，能够在经验上存在于⼼理冲突领域之外的过程。⼈们有可能说，个⼈⼼理⽣活的纵向和跨越⼼理结构的横向均可属于这⼀免于冲突的领域。但我们对于这⼀领域尚缺乏系统的精神分析知识。我们只是部分地了解了正常发展过程中的现实惧怕：防御过程，以及免于冲突领域对于防御的种类和后果的贡献，对于本能驱⼒⽬的位移的贡献等。我们⽏需证明，免于冲突领域的研究象学院⼼理学的研究⼀样，必然要忽视基本的⼼理学关系。
研究这⼀免于冲突的⾃我领域虽然不⼀定没有技术意义(例如，分析抵抗)，但⼀般来说，⾃我领域不象研究冲突和防御那样对精神分析的技术有很⼤贡献。我们在此并不关⼼这—问题。也许有⼈会争论说，免于冲突的⾃我领域所包含的⼼理过程是处于精神分析的研究之外，最好留给其他⼼理学原则去讨论。我已经指出了这种规定为什么不对。⼼理学不能被分为精神分析的和其他⼼理学的原则，因为这样划分使⼼理学原则忽略了发展的事实，⽽这⼀事实对于⾮精神分析的⼼理学也常常是⼗分重要的。如果我们认真考虑精祌分析欲成为⼼理发展的普通理论之要素，我们必须从我们的观点和⽴场出发，借助精神分析和对婴⼉发展的直接观察研究这⼀⼼理学的发展领域。现在，免于冲突的⾃我领域象整个⾃我⼼理学的传统地位⼀样，是“另⼀领域”，这⼀领域虽然在每⼀转折点上都⼗分重要，但尚不能加以系统的理论描述。然⽽，这⼀局限性很快就会消失。
显然，适应既包含与冲突情境有关的过程，⼜包括免于冲突领域的过程。我在此⾸次联系适应问题讨论免于冲突的⾃我领域。例如，⼀个颇为诱⼈的任务是在具体病例中探讨那些吸收外部和内部刺激⼼理过程的相互作⽤，这些过程导致⽇常的适应和正常的适应。我们对于这些过程的机制⼗分熟知，并把这些机制看作阻碍发展的原因。在性格发展的诸多问题中，探讨上述过程的相互作⽤也是很有趣的，我们把⼈格的这⼀⽅⾯叫作“⾃我兴趣”。例如，特殊才能对“纳西施”的分配、对象⼒⽐多和攻击本能的影响，特殊才能在促进冲突问题的解决及决定防御的适当选择等等，在临床⽅⾯⼗分重要，尽管不⾜以研究问题。赫曼对于精神分析研究特殊才能有很⼤贡献，但他的观点不同于精神分析。在
具体研究精神病患者的⾃我障碍以及⼼理⽣活的相互作⽤时，务必考虑免于冲突的⾃我领域。根据本能驱⼒和冲突不能完全解决这类问题。
我们对于⾃我的了解始于⾃我的防御机能，安娜•弗洛伊德(1936年)的经典研究表明了这点。然⽽，我必须强调，精神分析领域出现的⼀些问题使我们必须研究⾃我的其他机能和⾃我活动的其他⽅⾯。只有追溯⾃我解决与本我和超我⽃争的过程，我们才能描述⾃我的发展。如果冲突包括与外界的冲突，我们就会看见，与外界的冲突处于⼼理结构冲突的前沿。这⼀情形可⽐作⼀个国家，⼀个国家除了与邻国发⽣战争以外，其内部各地区的界限争端以及和平时期跨越这⼀界限的交通冲突也时有发⽣。同时，⼀个国家还包括⼈⼝、经济、社会结构和管理等的和平发展。⼀个国家可看作是⼀个成体系的制度，国家通过⽴法、执法实现⾃⼰的职能。显然，在各种机构之间具有系统的关系，回到⼼理学问题上来，也就是说，我们最感兴趣的是结构之间的关系。我们的任务是研究内部的⼼理冲突和和平发展如何相互促进、相互钳制的。我们⼀定要研究冲突和发展⽅⾯的相互作⽤，我们只有了解⼼理与外界的关系才能研究这种相互作⽤。举⼀个简单的例⼦，学习直⽴⾏⾛既包括⼼理组织的成熟、体质和学习过程，⼜包括⼒⽐多过程、认同以及可引起机能障碍和冲突的内源和外源因素(本能驱⼒和环境)。任何单⼀过程均不能解释发展中的重要步骤。
然⽽，将冲突情形和和平发展的对应直接看作是病态和正常的对应则是错误的。正常健康的⼈不可以免于冲突和问题。冲突是⼈类⽣存的⼀部分。当然，在病态中，冲突的范围和强度都是有别于正常情
形的。病态和正常的对应、先天的防御和后天防御的对应(或来⾃冲突的发展与免于冲突的发展的对应)并不是同时发⽣的：前者是就挫折与成就的.对⽐⽽⾔，后者是就冲突与⽆冲突的对⽐⽽⾔。“成功”的防御可等于成就⽅⾯的失败，反之也是。由于经验表明，两种对应之间常常没有什么差别，所以，这⼀浅显的道理并不肤浅。我并不是说，研究冲突问题的最有效⽅法是研究病态的机能，也不是说，探索免于冲突的领域
要使⽤同⼀研究⽅法，或对于受挫发展进⾏直接、间接的观察。
就精神分析研究和受之影响的领域⽽⾔，教育学与社会学将受益于我们研究⽅向的扩展，尤其是免于冲突的领域和适应。⼗分显然，这种扩展的起点始于⾃我⼼理学，即从⼀个新⾓度考察⼏个熟知的问题。由于安娜•弗洛伊德的著作包含着有关⾃我重要机能的透彻论述，我将从她的著作中选出论证我的观点的例⼦，这些例⼦只强调某⼀观点或⽴场，并没给精神分析带来新东西。在给布达佩斯国际精神分析会议的有关精神分析的历史的⽂章中，安娜(1937年)指出，精神分析理论的变化以及精神分析焦点的变化体现在精神分析的教育观中；每⼀种理论的认识都导致教育不平衡观点的修正和重新认识。例如，“预防神经症”⼀度被认为是精神分析对教育学的最有贡献之处。当时，⽆论是⾔谈还是在著作中，⼈们都希望教育乃⾄整个⽂化的历史都将成为“预防神经症”的⼀部分。安娜•弗洛伊德还指出，精神分析对⾃我的准确理解⽆论在⼀般⽅向和处理个案⽅⾯均会使教育发⽣改变。我认为，按照我们上述的⽅向训练思想是⼤有可为的。迄今为⽌，精神分析的⾃我⼼理学主要由冲突⼼理学所统治；顺应
现实发展的免于冲突道路只处于其边缘。科学的使命是从某⼀问题的结果开始解决下⼀个问题，经验科学更是如此。教育学总是建⽴在科学或⾮科学的完整⼈格的概念之上，教育的⽬的在于培训有助于适应成就的社会规范(我们后⾯要讨论⼀个例外)。因此，教育的原则只有在考虑⼈的发展的各个⽅⾯，包括⼼理结构、⽣物发展等级及其成就和适应价值时，才可有实现的机会。
例如，本能驱⼒和⼼理发展之间的某些关系是⼴为⼈知的。我们知道本能驱⼒的冲突和禁忌可暂时或永久地妨碍智慧的发展。另⼀⽅⾯，安娜•弗洛伊德曾指出，在青少年期，智⼒的发展可以防御本能的危险，这是⼀种以间接的⽅式掌握本能驱⼒的努⼒。但是，这⼀过程还有另⼀个现实倾向的⽅⾯，即这⼀反对本能的防御机制同时可被看作⼀种适应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安娜•弗洛伊德(1936年，第179页)指出：“本能的危险使⼈类变得更聪明。”我们有理由问：什么因素决定了选择某⼀控制本能驱⼒的⼿段?什么因素决定了⼀个⼈去使⽤智慧的⾼度?我们了解这些复杂的相互关系的⼀部分，例如，婴⼉试图解决问题的发展意义。我们有理由假设，⾃主性的智⼒因素作为⼀种独⽴变量决定了⼈们对防御过程的选择和防御过程的成功。尽管我们并不完全不知或不了解这些过程，但我们对这些过程尚缺少系统知识。⼀般的学习和学习思考是并⾏存在的独⽴⽣物机能，在某种程度上，它们独⽴于本能驱⼒和防御。
顺序思考也总是直接或间接地指向现实的。当反本能驱⼒的防御加强或提⾼了智⼒成就时，这说明某些形式的解决冲突之⼿段可包括适应外界现实过程的⽣物保证性。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防御过程都
是这样，但青少年时期之外的智⼒化过程也可具有这⼀特征。“这⼀本能⽣活的智⼒化，试图联系意识观念处理或控制本能过程，是⼈类⾃我的最⼀般、最早和最必然的要求之⼀。我们不把这⼀过程看作⾃我的活动，⽽是看作⾃我的不可多得的因素之⼀”(安娜•弗洛伊德，1936年，第178页)。
可见，将这⼀智⼒化现象描述为防御并不能充分地规定这⼀现象。充分的定义⼀定要包括其现实倾向、有助于适应和组织等特点。⼀般来说，我们对于这些暂时免于冲突的⾃我机能以何⽅法、在何程度上间接地组织防御更感兴趣。⼼理的发展毕竟不是与本能驱⼒、与爱的对象、与超我等简单⽃争的结果。例如，我们有理由假设，⼼理发展只有在某⼀⼼理结构的制约下才能完成，⽽⾃出⽣开始，这⼀结构就开始发挥作⽤了。关于这⼀点，后⾯还要更详细讨论。现在，我们只需指出，记忆联想之类的过程是不可能从⾃我与本能驱⼒的关系或与爱的对象的关系中派⽣出来的，⽽是这些关系及其发展的⼀个概念前提。
为了判断防御的成功，我们不仅要探求本能⽣活的命运及其对⾃我提供的保护，⽽且要⽐以往更加深⼊地探索⾮直接卷⼊冲突的⾃我机能的作⽤。⾃我坚强、⾃我软弱、⾃我局限等概念都与这⼀领域有关，但是，只要特殊的⾃我机能没得到细致的研究，这些问题也⾃然是模糊⼀⽚。⾃我的⼒量尽管在冲突领域的⽃争中表现的极为明显，但不能仅仅根据卷⼊冲突的⾃我领域来规定。根据我们的⽐喻，防守前线的战⽃效果也有赖于是否得到后⽅的⽀援。⼀旦我们客观地确定了能⼒、性格、意志等与坚强或软弱的⾃我有关的(经验的，⽽⾮理论的)因素，我们就能摆脱通常相对于个⼈的⾃我与本我或超我
关系⽽⾔的⾃我⼒量的规定。因⽽，我们也能够⽐较不同个体的⾃我强度，尽管以掌握现实和取得成就为⼀⽅，以⾃我强度为另⼀⽅的关系⼗分复杂。亨德利克(1936年)的研究是⾛向这⼀⾃我⼒量定义的重要⼀步。
在我们的临床⼯作中，我们看到，智⼒发展、运动发展等因索的差异如何影响⼉童处理冲突的⽅式，⽽处理冲突的⽅式⼜反过来影响智⼒和运动机能的发展。这⼀观察描述了冲突领域和其他⾃我机能的相互作⽤。这⼀相互作⽤是实在的，也就是说，这⼀相互作⽤是⼼理过程的决定性。然⽽，考虑到我们处理这些现象的⽅法，我们要论述⾃我过程的两个⽅⾯。实际上，我们研究的常常是同⼀过程的两个⽅⾯，只不过我们⾸先研究这⼀过程与内部冲突的关系，然后研究这⼀过程对掌握现实的⼼理组织的依存和影响。有些时候，我们对病态过程感兴趣，对于病态与适应挫折的发⽣关系感兴趣；另⼀些时候，我们对于⼈们取得的肯定的适应价值感兴趣。我们看问题的⽴场决定了这⼀过程的哪⼀⽅⾯更为重要；有赖于两种不间⽴场的两种关系。
我以幻想作为另⼀个例⼦，这⼀例⼦可说明同⼀结论。幻想在⼉童⼼理学和教育学中也是⼗分重要的，但我们在分析成年⼈时也要常常遇到这⼀问题。我没必要提醒诸位幻想的形成在神经症⼼理中的重要作⽤。在最近的著作中，安娜•弗洛伊徳(1936年)讨论了幻想在⼉童发展中的作⽤。她考察了幻想中的现实否认，并指出，拒绝接受现实不⼀致事物的⼉童在某些条件下，如何否认现实的存在，⽤幻想的形式取代现实。这⼀过程是正常的⾃我发展中常见的。安娜•弗洛伊德问，什么因素决定了这⼀过
程是否成为神经症。这也许依赖⼏个因素：如⾃我知觉组织和思维组织的成熟程度，尤其是因果思维组织的成熟，这些组织的成熟确保⼈类与环境的关系，必然发挥显著的作⽤。安娜•弗洛伊德写道:“……也许……成熟⾃我与现实的联系⽐⼉童的⾃我更为坚强……”(1936年)。从⼼理经济的⽴场来看，成年⼈的幻想取代现实与⼉童的幻想取代现实完全是两回事，两者的重要性不同。在此，⾯临发展问题和智⼒受阻时，我们必须研究上述提及的⾃我组织的发展及其机能，因为缺少这种知识，便⽆法回答我们的问题。
为了深⼊我们的探讨，我们现在必须问：什么是幻想中的肯定的适应因素?为了回答这⼀问题，我们⼀定不要忘记现实测验的基本⽣物学意义，尤其不能忘记幻想和现实的区别。⽡伦顿克(1921年)是继弗洛伊德之后，唯⼀研究幻想思维⼀般特点的⼈。他认为，与梦的⼯作相⽐，幻想思维的⽣物学意义在于它试图解决清醒⽣活的问题。我想附带指出，在⽡伦顿克的研究中，我们再次遇到了前意识机制，克利斯最近强调了前意识机制对我们研究问题的意义。应当指出，这些现象在⼀定程度上是
相互联系的。幻想(不仅是在从事新综合的才能的意义上，⽽且也在符号、形象思维的意义上)在科学思维中有所贡献，幻想可以转变为理性思维，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健康成年⼈的⼼理⽣活也许从不能排除幻想取代现实或否认现实的成份，尽管幻想与健康成年⼈的⼼理⽣活是格格不⼊的。宗教对待婴⼉性欲的态度和观念就是例⼦。
适应现实的习得过程很有可能是曲折的。适应现实的道路最初必定会偏离现实环境。游戏的功能就是很好的例⼦，也就是说，游戏在⼈类发展中具有实在的意义，⽽不是⼀种⽬的论的理论解释，另⼀例⼦是学习过程中幻想的辅助功能：尽管幻想总是表⽰对现实环境的最初偏离，但幻想可以是为现实所作的准备，并导致更好地掌握现实。幻想可以通过使我们的需要和⽬的与实现它们的可能途径联系起来，⽽完成其谐调作⽤。众所周知，有⼀些幻想虽然使⼈偏离了外部现实，却启迪了⼈的内部现实。⼼理⽣活的基本事实在于这种幻想的内容，在精神分析使科学研究幻想成为可能的很久之前，情形便是如此。幻想的基本机能是⾃体成形的(autoplastic)⽽不是异体成形的(alloplastic)，但是，我们也不应忽视⼼理内部⽣活的重要性，尤其是掌握外部世界的重要性。
我必须指出，对现实的了解并不等于适应现实。关于这⼀点后⾯还要更多地谈到。这⼀现象也说明，必须将适应区分为不同的⽅⾯。这⼀情形似乎是⾃相⽭盾的：我们的观点已⾛出了病理学、神经症和精神病的⼼理学，我们开始强调适应现实捷径的发展意义，只有当我们从适应现实问题出发，我们才能认识到幻想迂回的积极价值。但是，这同⼀现象实际上先从⼀种⽴场思考，后来从另⼀⽴场思考，具有肯定或否定的重点。从第⼀种⽴场看，“肯定”的重点在于预防神经症，从第⼆种⽴场看，“肯定”的重点在于“适应的⼀般深化”。只有不成熟和⽚⾯的估评才忽视这两者的实质的同⼀。长期以来，精神分析没机会探索属于正常⼼理学的⼼理过程的“另⼀⽅⾯”，因此，精神分析也⾃然不为⾮精神分析的正常⼼理学所理解。
【拓展阅读】
海因兹·哈特曼：朝向适应的转变
⾃我⼼理学之⽗海因兹·哈特曼(1894-1970) 即是蓝图的最主要的设计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追逐幼⼉期⽬标和渴望的过程中，发掘出来⼀些⼼理史前遗迹，但没有加以深究，哈特曼像安娜·弗洛伊德⼀样，对这些遗迹很感兴趣。然⽽，与弗洛伊德⼥⼉不同的是，哈特曼拾在⼿中的远古长⽭并没有唤起他对战争的想象，也没有使他对防御策略感到着迷。哈特曼超越了冲突，思考的是这些发现本⾝所具有的更⼴泛的技术意义。⽭头是怎样制造出来的?⽤⾦属焊接的?哪些⼈参与了这⼀创造?那些远古⼈类还有什么其他⼒?他们还铸造出钱币了吗?他们的社会团体怎样⾏使⽇常功能?不能只通过研究战争来理解⼀个国家。这⼀关注点的转移看似简单，但却强烈地影响了精神分析的进程，展开了对正常发展的关键过程及其演变的重要研究。
哈特曼的贡献拓宽了精神分析的关注视野，从⼼理病理到⼈类普遍发展，从⼀种孤⽴的、⾃成⼀体的⽅法，变成通⾏于多学科间的⼀种思维⽅法。这项⼯作并不容易。哈特曼不得不维持⼀种微妙的平衡，⼀⾯扩展精神分析的问题范围，⼀⾯保存弗洛伊德学派认定的精神分析本质⽅法。沙利⽂等⼈际学家像哈特曼⼀样，强调环境在⼈格塑造中的影响，但沙利⽂放弃了弗洛伊德的驱⼒理论，所以主流弗洛伊德派中不认为他的观点属于精神分析。⽽哈特曼谨慎巧妙地从拓展和细化弗洛伊德基本理论的⾓度发展了⾃⼰的创新观点。
在精神分析界，海因兹·哈特曼很适于这个核⼼开拓者的⾓⾊。他出⽣于维也纳⼀个在学术和艺术⽅⾯颇有声望的家庭，⽗亲是位声名显赫的历史学家和驻德⼤使，母亲是⼀位雕刻家。维也纳以及世界各地的著名⾳乐家、哲学家、医学家、政治学家和其他学者，络绎不绝出现在他家中，使⼩海因兹置⾝于各种绚烂纷呈的⽂化和思想中。他后来接受了医学和精神科培训，深深敬重弗洛伊德及其贡献;1934 年，他应弗洛伊德之邀参与精神分析⼯作。但精神分析之外的科学世界也同样剌激和吸引着哈特曼，他对⼼理学、历史、⾳乐和哲学都具有⼴泛兴趣。
哈特曼的奠基式著作《⾃我⼼理学和适应问题》(Ego Psychology and the Problem of Adaptation , 1937 年出版于德国)⾮常抽象，⽽且⼤部分是⾮临床的内容。然⽽，该书提供了⼀个⽀持临床探索、实验研究的理论框架，并最终从理论上⽀持⼀种崭新⽽有效的⽅法，⽬标不再是揭露⼈类内⼼中被压抑的原始冲动，⽽是修复⼼理结构本⾝。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安娜·弗洛伊德和威廉·赖希都曾对理解⾃我的复杂操作做出过贡献。但在哈特曼之前，⾃我功能⼀直被局限于⼼理冲突中来看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认为幼⼉最初从根本上是⾃我关注的，全神贯注于内部的张⼒和感觉，⽽并不指向外部现实。幼⼉只是慢慢开始意识到，寻求快感的⽩⽇梦幻想并不能消除阵阵袭来的饥饿。他不得不懊恼地处理弗洛伊德所说的“现实的砖墙”，强制⾃⼰适应。就像拍击新⽣⼉背部能使他开始呼吸⼀样，外部世界的苛刻迫使幼⼉最终意识到外部现实的存在。弗洛伊德认为这种不愉快的遭遇，使得有⽬的的⾏动和更⾼级的思想(次级加⼯[secondary proces
s] ，与初级加⼯[primary process] 相对应，后者是以幻想为基础的愿望实现)最终得以发展。幼⼉不得不进⾏思考，做出实际回应，以避免增加本能压⼒。这⼀⼼理发展模型为设计经典⽅法提供了理论基础。不满⾜(例如，不回答病⼈的提问)以及解译性对峙的⽬的是，迫使病⼈公开本我为寻求满⾜⽽产⽣的幻想，使之暴露于意识的检查之下，得到分析性解译，由此转换为更现实、成熟的思考⽅式，以增强⾃我功能。“有本我的地⽅就应该有⾃我。这是⼀场⽂明教化，与排空须德海铃并⽆⼆致”(弗洛伊德，1933 ，第80 页)。
哈特曼的⼈类发展观点从根本上改变了上述图景。他和弗洛伊德⼀样，从达尔⽂的物种进化论中获得灵感，但他吸取的是达尔⽂理论中的另外⼀个维度。
弗洛伊德从达尔⽂那⾥得到这样的概念，⼈类是由其他物种进化⽽来的，⽽并⾮⼀种完全与众不同的⽣物，这在今天听起来很平常，但⾜以令⼗九世纪的⼈们晕厥。弗洛伊德的很多观点，诸如⼈类动机的本能来源、幼⼉期原始的性驱⼒和攻击驱⼒，都能从达尔⽂理论中到踪迹。哈特曼强调的概念是，通过适者⽣存的过程，动物被打造成⾼度适应⾃⾝的环境，所
以“有机体和环境之间”应该存在⼀种持续的“交互关系”(1939 ，第24 页)。
哈特曼推论说，如果⼈类像所有有机体⼀样，从根本上被设计为与环境相适应，那么这种适应就不⽌限于⽣理⽅⾯，也将包括⼼理⾃体。反过来说，通过这种设计，⾃然环境也必然特别适合于⼈类的⼼
理存在。因此，哈特曼设想中的幼⼉，并不是在梦幻中漂浮，然后突然就被要求适应，⽽是在出⽣时就带有⾃我的潜⼒，像种⼦等待春⾬⼀样，等待适宜的“平均可预期”环境条件出现，来发动它们的成长。某种“⽆冲突的⾃我能⼒”不是由冲突和挫败造就的，⽽是⼀种与⽣俱来的潜能，是⼈类特权和功能的⼀部分，将在适宜的环境中⾃然浮现，让⼈类能够适应环境。这些能⼒包括语⾔、感知、客体理解和思维。
哈特曼对⼰存的关于冲突的精神分析理解保留欣赏，但同时也开始研究⽆冲突的适应发展。他开始从起源、现有的以及变化的功能，还有它们彼此之间关系的特异性⽅⾯，对⾃作加以分类和命名。他注意到，具有基本⾃发性(例如说话)的适应器官可能会继发性地卷⼊冲突之中(⼝吃)。⽽来⾃于冲突的防御，可以通过发展适应性能⼒，最终变得具有⾃发性。
例如，与排便活动有关的持续快感不能为社会所接受，所以反向形成这种防御被创造出来，将这种快感保持在个体的意识之外；蹒跚学步的孩⼦起初对排便的着迷，后来被转化为⼀种意识中的嫌恶态度。然⽽，这些源⾃冲突的反向形成，最终却可能成为整体⼈格中的⼀种⾼度适应功能，⽐如⼲净整洁会带来真正的愉悦享受，因⽽逐渐拥有了冲突以外的作⽤，成为“次级⾃发性”。类似的还有理智化防御，使⽤抽象思维来试图阻⽌对冲突情绪的意识，这是⾼智⼒体中常见的⼀种防御⽅式，⽽其抽象思维能⼒具有明显的适应⽤途。分析师如果仅仅解译防御(“你在理智化⽽不是感受”)，风险是让病⼈觉得⾃⼰的思考能⼒是件坏事。哈特曼的精确区分从冲突和适应两个⽅⾯定位⼼理功能，为临床医师提
供了更详细的⼈类特征。
但是，哈特曼所描述的“⽆冲突”的⾃我功能也引发了⼀个问础：这些功能从哪⾥得到能量?如果⼼理在根本上是从性驱⼒和攻击驱⼒中获得燃料，⽽且证实了这两种驱⼒处于冲突的要求之中并在很⼤程度上遭到禁⽌，那么，像知觉、学习能⼒等适应性的过程，燃料从何⽽来呢?
弗洛伊德也曾⼒求解决同样的问题，只不过是⽤了另外⼀套术语。他希望动机理论也能解释他所深爱的⾼级⽂化追求(如⽂学和艺术)，⽽前者把⼀切意图的本质都视为性和攻击。弗洛伊德的解决⽅式是引⼈升华(sublimation)的概念，这是⼀个准防御过程，把性冲动的⼒量套上了缰绳，引导它成为丰富多彩喜闻乐见的活动。通过这种⽅式，对窥阴的固着可能被转换成摄影才华。
但是，即使在驱⼒被升华时，它们依然在伪装形式下保持着性和攻击的本质。如果⽆冲突的⾃我功能是真正⾃发的，就似乎需要有⼀种能量，不带有上述性质。哈特曼提出了⼀种他称之为中和(neutralization) 的过程，通过这⼀过程，⾃我清除了性与攻击的品质。实际上，中和改变了驱⼒本⾝的性质，与升华不同，⽽是像⽔⼒发电站⼀样，把浑浊汹涌的河流转变成纯净可⽤的电能。
哈特曼认为⼉童带着天赋的潜能来到世上，能够在接纳的环境中⾃然呈现，这⼀观念开启了⼀系列问题，为后世的发展⾃我⼼理学家所追寻。我们所设想的⼈类⼉童⽣来就准备要适应的必要环境是什么样⼦的?⼼理赖以发展的“平均可预期环境”本质元素是什么?⼉童⽣命初期与环境的关系中，是否有这
样的因素，能够加快驱⼒中和的进程，降低本能冲突，并提供推进⽆冲突⾃我活动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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