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讲理性政治的开始：
女王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
有一次，英国的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这么说道：“我有一个女人软弱无力的身体，但我具有一个英国君主的心肠。任何一个欧洲君主胆敢侵犯我的王国，我将拿起武器，做你们的将军和法官，为你们的美德论功行赏。”  以１６世纪英国最伟大的君主的意见，以为英国的命运，不可避免地要由她和她的人民自己来决定了。所以，她认为君主必须承担起保卫国家的任务，甚至可以穿上盔甲，来亲自承担战争的任务，因为作为不可逃避的责任，即使是一位君主，也不得不顺从国家力量的指派。这种国家的力量便是君主和民众的结盟，它要求把一切的民众坚持在国家的束缚之中，并且把一切的敌人和危机加以粉碎。新君主和封建君主原则的分别，根本点就是在这一点上－－前者以一种私人的关系把民众玩弄于股掌，后者允许民众和君主以国家的名义保持一定的联系，并且只要是为了国家的发展，君主和民众都可以为之牺牲。因为伊丽莎白一世认识到她的国家是紧紧建立在与民众联盟的基础之上的，那么国家就必须有限度地向民众开放。只有这种联合和开放，才能让国家的本性得到最充分的发扬，也只有这样，才能使英国崛起，并从中到一种产生复兴的力量。
为什么选择英国政治为例？
自世界肇始以来，能够扭转危局、开拓盛世的英杰，总是史家愿意多费笔墨的对象。 现代人类，或者
是因为过于忙碌，或者是因为过于熟悉自己身世，已经变得很不情愿回忆往事。尽管这样，只要提到伊丽莎白一世，就像沙漠之中看到一片绿叶，人们顿时谈兴十足，兴趣盎然。 应当这么说：我们所要论述的这位女王，不像是个君主，倒像是一个朋友，一位母亲，一位谱写过不朽诗章的诗人。这个人物，自身有着一种神圣的力量，善于引人走出迷宫，善于让人构思神奇。近代西方精神，假如要追其源头的话，似乎不得不提及这位 16 世纪的女王。 文艺复兴所播下的思想种子，似乎也要在她手里变成制度。 她谦虚、好学、接近平民，却能在几十年内让英国成为一个受人尊重的国度。伊丽莎白的第一首作品是一个十一岁的孩子用灵巧的手笨拙地涂在给她继母贺卡上的拉丁文诗篇，这位女子的最后一个作品，是一位七十岁的老人在自己宫殿里的长久静坐，时间长达她逝世之前的数百个小时。她一生未婚，却要求周围的一切趋于完美。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她能做到光辉不减，魅力不衰，自有非比寻常的独特之处。 但是，她又有着许多奇怪的举止，有时喜怒无常，常常需要人们去猜测，才能从难以捉摸的言词下面到隐藏在其中的真正基石。 她的迷人光环，或者说她的神秘特质，其实就是她自己的完美主义。因为她律己甚严却又天生丽质，即使只愿温柔待人，却容易对人造成无形压力。她是一个源头，一捧清水，但是，任何无聊可笑或者打情骂俏的事情，哪怕只要是稍微靠近她，也会立现原形，显得荒唐、滑稽。
这位女王有时彬彬有礼，有时却不那么小心翼翼，却总能聪慧得让艺术家敬重，也叫海盗出身的海军将领们赞不绝口。原因简单得几乎令人不敢相信：似乎只有她，才能理解他们、重用他们。以一种柔
和的女性口气，她能够把他们身上的潜力像太阳蒸发大海一般地给挤压出来。女王自己是松弛的，这要归功于她那高贵的君主身份；但是，她也善于营造紧张氛围，敏锐的目光足以让人陷入对自我局限的深深内疚之中。伊丽莎白是这样的一个人，她最擅长于扮演催化剂的角，能够不动声地让人心甘情愿地成为自己高尚理念的祭品。当
然，伊丽莎白也是公正的：那种魔力被释放出来时的快感，那种个人被赋予国家重任时所感到的无限温暖，都会让人对她忠诚，对她的超凡理解力膜拜。 崇高原是脱胎于危险，陶醉原是出自于神圣。 伊丽莎白的言语总是像有着律动感的音乐，却让你不知头绪、毫无怨言。你那渺小的身影所踏出的舞步，似乎总是跟不上女王所要求的节奏。 这样，你当然就被激怒了。你被淘汰，却哑口无言，因为你觉得令大家敬畏的这位女王是公正的，她是为公益而不是为私利而要把你淘汰。 对于伊丽莎白来说，她非常愿意和优秀人物交往，但对于其他稍逊一筹的人，她也会鼓励你，尽管断然不会宽容你。为了某种崇高理想，她注定是那种要把自己和周围的人都搞得筋疲力尽的人物。
玩滑板这位女王的内在气质非常独特，看似没有忧虑，却又在美丽的身体里裹藏了一架坚硬的机器，时时露出犀利，显得可怕。 有的时候，她忍不住会独断独行、胡说八道，却仍然能够让人景仰。对几代欧洲人来说，这位女王始终有其神秘的一面。 她的克制能力是惊人的：她永远能够以平静之心去对待哪怕是予以她本人所最大污辱。她从来都不先发制人，会坐在那里平静地听你言说，结果她总能反败为胜，以真知灼见，让你折服。她从来是雍容大度的，却能迫使那些狂暴者、阴谋者、心胸狭隘者，先
是在她面前无地自容，然后就被踩碎。 另一方面，她具有与生俱来的独立天性，受不得半点威胁和强力压制。这样，有的时候她作为一个君主，有的时候她作为一位女性，却能以机智取胜。对她来说，宫廷生活远非轻松愉快：既然君主的一切都是公务，都需要谨慎对待，那么，她也就只好靠优秀来生存。如果说伦理和爱对她来说只是养生之道，那么，政治优秀却是她用来克敌制胜的法宝。
这位女王是一个愿意按照理性来进行统治的人物，作为君主她不得不这样。在那个时代，理性似乎是衡量一个地域是否近代的界限：凡是想要进入这个花园之人，必须拥有这种品质。纵然造化对于人类总是乐善好施，但对于那些随心所欲、举止失常、不断强人所难呈一己之勇的中世纪骑士，造化已经不再姑息。 应当说，如果说性格就是命运的话，那么习惯就是性格的种子，只有播种习惯，才能收获性格。伊丽莎白也许不是什么思想深刻的思想家，但从小所受的理性教育，使她成为一个思想清澈、目光敏锐且经验丰富的君主。在她看来，经验胜于理论，行动实为天职。为此，她忙于鼓励学术，宽容宗教，建立军队，削弱贵族，归根结蒂是想让英国脱胎换骨，走向文明。在伊丽莎白之前，普通民众对于英国王室的事务是一无所知的。但是，伊丽莎白乐于让英国人知道自己的隐秘，愿意让他们参与自己的行动。当英国人发现他们距离女王是那么近的时候，他们就多少有点感到旧时代已逝，现在和以前究竟有些不同了。 他们受宠若惊，心花怒放地愿意为这位女君主效劳。高兴、安静、稳靠，这就是一把理性的尺牍，一种恩典，一种使你乐于服从的号令。 时间的年轮尽管一再滚动，破旧不堪的旧风俗也不断地被伊丽莎白的车轮压得粉碎，人们却依旧兴高采烈。纵观伊丽莎白一生，这种同平民
的联系似乎从来没有间断过。一个理性的人，一个不任性、撒娇的人，力量就在于能让一切模糊不清的事物变得清楚，一切具有美感的事物得以彰显。
伊丽莎白是第一个清楚到认识中世纪传统必须改变的君主，在这方面，她的父亲亨利八世，她的弟弟爱德华六世，以及她的玛丽女王，都不如她。伊丽莎白最初发出的呼唤只是要人拥有欢乐和拥有适度的财富而已，她既没有惊人的口号，也没有滔滔不绝、炽热得让人感到无比激动的字句。但是这些，对于经历过如此之多流血灾变的英国，也许正是一贴良药，一杯时代渴求的甘泉。 伊丽莎白从不慷慨激昂，那正好不是她的风格。她也从来不歇斯底里，因为本质上她就不是那种靠冲动来实现理想的人。这样，她就能向民众坦诚困难，她就愿意向他们寻求帮助。与民众保持联系决不是多此一举，因为强权和冰冷的王家敕令让人感到惧怕，只有理性和善意的呼唤，才能成全和激活英国。当然，还要有着灵活性，这才能成全英格兰人特有的那种诗意的想象。
这位女王似乎天生就恰好符合英格兰人的口味。 英格兰人既不像以务农著称的苏格兰人那样刻板、老实巴交和奉守规矩，也不像爱尔兰的牧人那样天生有着奔放和喜欢寻欢作乐
的雅兴。 英格兰是个农业、牧业、商业兼有的国度，所以那里人的性格，正好也是由这三种事业塑造而成。 英格兰人规矩而不刻板，豪放却又讲究风度。更为重要的，他们总是觉得自己是英伦三岛的中心，面向国际，因此有别于那些恪守家园的苏格兰乡绅和上不了大场面的爱尔兰牧人。对付这样的一
个狂妄不羁、狡猾、机智的民族，如果你要博得人们的爱戴，太温和、太严厉统统都无济于事。 这么说吧，这里要的是适度的放纵，机智的放荡，也许只有一个有口才的古希腊演说家才能适合他们的胃口。我们不妨说英格兰人从来就不肯老实巴交地奉行来自上面的意志，他们喜欢玩弄各种小聪明，尽量地想要在指令上增加些自己的发明创造。似乎只有这样，他们的满腔热情才能够得到满足。英格兰人是通过无伤大雅地添油加醋来阐明形象的，除非你有洞烛秋毫的慧眼，除非你能把自己的意志说成是在奉行英格兰人的志向、欲望和憧憬，他们才会对你乐于听命，并且容忍你与他们为伴。长沙有哪些专科学校
但是，世人翘首以待的君主宝座上现在坐着的那位女性似乎是无可挑剔的。她温柔文雅、聪明机智，却让人感到难以应付。她在说话时常常是暗藏锋芒，即使像是在对人陈述各种家务事，她也一定会让你感到，在智力较量方面你远不如她。豪放不羁的英国人对她的这种样子惊异极了，他们首次在这样的一位“不必惧怕”的君王面前感到无所适从。渐渐地她说的话多了，渐渐地她让人们感受到她是在执行他们的旨意，并且是他们之中最高级、最纯粹的一员，于是她就博得了她的民众的爱戴。 伊丽莎白以这个理性武器同旧式制度作斗争，使喧闹和粗俗的英格兰人变得安静，使中世纪的骑士精神变成了文学传奇。渐渐地水滴石穿，汇成了小溪，变成了河流，最后，居然连巨石也能够被冲走了。
既然伊丽莎白能够以其独一无二的方式挖开冰山的一角，那么，让一种来自英格兰人脾胃的新精神来统治英国，似乎也不是什么难事。这种新精神仿佛根深蒂固地生存在英格兰的传统文化的背景中，伊丽莎白信手拈来，拿来对抗法国人、西班牙人和德国人。这里的文化冲突，很像是一种平民和贵族的
斗争，即英国的平民精神立意要同等级森严的欧洲贵族文化相抗衡。 我试提出这样的命题，这种假设有助于我们理解伊丽莎白究竟为英国做了什么。总之，伊丽莎白从英格兰本民族的传统里寻到了一把锐利的斧子，用来砍伐来自外国的尤其是来自法国的传统，即砍伐从法国搬来的那套封建主义和那点骑士精神。 关于这一点，我们也许可以看看伊丽莎白统治时期英国出现的那个嬉笑怒骂、百般作态的莎士比亚，那个多才多艺、变化多端的人。莎士比亚为英国的平民阶层所青睐，因为他所表现的一切，正好就是那些英格兰人、特别是伦敦商人的价值观念。这点青睐明明白白地让莎士比亚的戏剧成了英格兰人的百科全书。只要想想莎士比亚的戏剧同德国马丁·路德的《九十五论纲》、伏尔泰的《路易十四传》的差异有多大，就可以知道伊丽莎白本人距离德国皇帝查理五世及法国君主路易十四有多远。这种比较让我们感到：旧式的贵族权威如何为伊丽莎白入殓埋葬，以至于伦敦市民在观看莎士比亚戏剧时无不兴高采烈、捧腹大笑，好像哈姆雷特、威尼斯商人在英格兰文化的光辉下也已经黯然失、爝火无光。当英国被这股力量推到崭新境地时，人们蓦然回首，却发现一切早已经是面目全非，不仅充满飘然酒气和血腥斗殴的时代已经退隐，就连那种《李尔王》式的虔诚和痛苦，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苦，现在也成了往昔英国生活的高贵的悲剧纪念碑。英国宣告了精神独立，不屑再与外来的“野蛮”习俗相为伍。
深思熟虑的伊丽莎白就这样用柔和的光辉让英国踏上了一条稳健的道路。煽动性的、狂热的腔调不见了，代之以机智的讽刺和诙谐的独立。这种伊丽莎白统治时期，几乎没有一点不是同现代历史学家的
开学第一课 观后感评论不大相径庭的。 那些历史学家，曾经不止一次试图界定“伊丽莎白时代”，但也因为不到合适的形容词而不止一次地流于失败。伊丽莎白是革命家吗？ 当然不是。那么，她是改革家吗？似乎也不能这么说。至于“处女王”、“童贞王”这两个称呼就更不用说了，其不恰当的程度，到了令人无法裁决的地步。 伊丽莎白与这些评价之间的一种最具有戏剧性的区别，莫过于伊丽莎白确信自己是根植于英国文化传统之中的。伊丽莎白既不是现代的，也不是中世纪的，而是英国式的，包括了英格兰人所有的长处和弱点。
伊丽莎白时代的特点需要比较前朝才能得到认识。 １５３５年，整个英国的学术界，都因国王亨利八世处死《乌托邦》的作者、英国最著名的学者托马斯·莫尔而感到悲愤，而到了１６世纪的世纪之末，英国人民又在陶醉于莎士比亚的机智，振臂迎接英国历史上辉煌的文艺复兴时代。１５５８年伊丽莎白即位之时，英国人正为即将丧失英国在大陆最后一个堡垒加来而深感悲愤，但到了１５８８年，英国海军却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英国成了谁也无法忽视的欧洲军事强国。１５５８年，英国的国库完全空虚，而至１６００年，英国却因其强大的工业、商业和农业，一跃而成为欧洲最具发展潜力的新兴国家。可以说，没有伊丽莎白时代的中兴与辉煌，英国要成为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最初的发源地，都是非常难以想象的。如果说，伊丽莎白的时代，是起于１５５８年超度已故英王玛丽的那首沉闷安魂曲的话，那么，1603 年伊丽莎白一世逝世时，英国已经奏响了通向近代社会的英雄进军曲。正如威廉·卡姆顿这位历史学家在１６２５年写道的那样：“人们无法忘却、也永远也无法抹去伊丽莎白
这个光荣的名字。关于她的快乐回忆，关于她的声望，仍然继续存活，并将永远铭刻于后人之心。伊丽莎白贤明又充满欢乐的统治，无可争辩地胜过了自罗马的奥古斯都以来的所有君王。”
对伊丽莎白来说，自己的职责，就是如何使英国摆脱长期动荡不宁的污名。 不言而喻，伊丽莎白之前的都铎王朝诸王，习惯于戏弄本国和外国人民的生命。 这个王朝已具备了一切腐败王朝末期的所有触目惊心的特征：战争、焚毁、劫掠、绞杀、贪婪、任意拘捕、横征暴敛，以及各种血腥屠杀，早已使得这个国家成为人民和作家们嘲笑、挖苦的对象。君主们的骄横残酷，人民则盼望这个王朝早日崩溃。内政如此，外国的政治家们当然不会放过任何机会，法国、西班牙都想并吞这块土地。英国这个国家，不仅已是伤痕累累，而且也已经没有了最起码的尊严。伊丽莎白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人心，仿佛她生来就是要来承担这个国家的苦难，使之走向安稳的一个使者。
既然文化是认识民族进步的标志，那么，高傲的英格兰人就无法为自己在文化上的相对落后强词夺理、进行辩解。无论是文学艺术，还是神学理论，均不能与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相比。海外探险和殖民运动，那更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的专利，英国无法同它们相比。中世纪的旧秩序、权力结构、财产结构、法律规范、道德体系和宗教制度在英国得以维持，而文化领袖确是一批正直、老派、道德、虔诚的人物，其精神领袖和政治代表就是被处死的托马斯·莫尔。 文化上死气沉沉的局面，在伊丽莎白看来，不失为另一个奇耻大辱。
白术的功效与作用
1558年伊丽莎白继位之时的政治状态同样也是令人担忧的。等级原则在英国已经松懈，但是真正的公民制度还没有在英国诞生。在社会的价值观上，存在着许多矛盾现象。大致说来，旧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之间矛盾尖锐。旧贵族的体系仍然存在，尽管已是强弩之末。 封君、封臣关系停留在名义上，但尚未被中央政府行政的剪刀所毁坏。 基督教会也依然存在，但经过亨利八世与罗马教廷的决裂和玛丽女王恢复天主教的几次反复，宗教问题已经把英国搞得筋疲力尽，无限疲劳。贵族的封号仍然是受到尊敬的，但其权力、职业、谱系、特权、财产已经不再具备已往那样严格的规定性。另一方面，尽管工商业的发展早已把一个朝气蓬勃的中产阶级推向了政治社会舞台，但社会对它却褒贬不一：僧侣们咒骂商人们是贪婪的罪犯，贵族们骂商人们是来自农村的乡巴佬。 那些贵族的子孙们，那些自恃血缘高贵而举止轻浮的家伙们，既没有能力来改变英国，也不想在思想和行动上让中等阶级有所抬头：他们滥用权力，他们不想屈服，于是那些拥有真才实学的人士，在英国几乎变成了无所作为的氓。临近苏格兰边境的几个公爵的权力之大是众所周知的，英国王权对那些地方鞭长莫及，为了对付那些在边界上不断进行骚扰打劫的苏格兰盗马贼团伙，大概也只好容忍和依靠这些守护边疆的大贵族。
解决宗教问题是确保英国社会秩序的首要任务。 亨利八世的离婚案引发出英国与罗马教廷决裂，英国国教成立后，人们才开始注意到英国宗教改革这部最为独特发展起来的作品。
宗教本来的原则是要人们幸福善良，但这种理想在僵硬体系里面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政治和宗教的分离已成定局。但是不管英国的宗教向何处去，公理就是不要让宗教
战争在英国发生。 对于英国人来说，这一点能够得以实现，是因为英国人也像人那样，是个务实、开放的民族，并且对钻牛角尖的德意志精神完全缺乏理解力。无论是天主教和新教之争，或者是新教之中分化出来的路德、加尔文、慈温利、再浸礼等小宗派在各地的流行，英国人几乎都是含着微笑来看待这些派别的此起彼伏的。真正让英格兰人激动的只是对教会的控制权力，用审视的态度估算教会的财产，用经济实惠的方式选择称心的宗教，这很像英国人愿意做的事。 马丁·路德的那些有关神学教义的辩论，对于英格兰人的头脑来说，不免深沉费解了些。托马斯·莫尔为了宗教问题而被亨利八世处以死刑，对大多数的英国市民而言，那只是生出一种惋惜之情。但是，只要提到罗马教廷试图控制英格兰教会、甚至还要干涉英国的王权，那么，就触及到了英国人最为敏感的神经。结果：英国人干出了让世界吃惊的举止：教义和仪式可以变化不大，却让英国的君主直接变成英国教会的首领！ 一个秘密向我们展现出来：宗教在英国成了一个政治问题，它缺少神秘感和虔诚心，精神的事物一旦被置入权力的干涉，其所有的器官都变得疲惫不堪。
宗教问题的理智态度体现了伊丽莎白的政治家风度，使英国避免了因宗教分歧而导致的国家分裂。同一时期，德国有三十年战争，法国有胡格诺战争，但英国属于少数几个不因宗教分裂而导致宗教战争的国家之一。伊丽莎白的政策是国家利益为重，宗教宽容的实质当然是极其政治性的。伊丽莎白的原则相当明确，她只镇压危及国家利益的人。结果，英国的新教徒和部分天主教徒都能有限地支持女王，使得英国成为新教阵营的国际领袖。荷兰的新教徒革命，英国实际上是它的幕后支持者。工商银行怎么查询开户行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歌词
如果要让一个国家稳定，那就要解决大城市中日夜流荡的乞丐和大批无地可耕的农民生计问题。从社会结构方面看，贫富分化在加强，富人们联成一个富人贵族阶级。普通人怎么办呢？国家的法律没有健全，他们只好自发地起来自卫。他们也联合了起来，所以城市下层平民和农村有地农民联合组为了普通人的阵营。在普通人之下还有一个为数巨大的穷人阶层，这就是农村的无地农民和城市的失业平民，现在他们在四面八方涌来涌去，以寻生存机会。穷人的存在为城市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市场，使得劳动力价格地下，富人变得更富，穷人无立锥之地。 在基督教世界中怎么可以容忍建立恐怖的暴君这样的罪孽？这样下去的话，如果地球上所有的人都被它吞噬掉，那也不会显得大惊小怪。克服饥饿是通过调整经济结构来实现的。英国君主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关税、王室领地的收入和出卖天主教会田产的收入。通过议会征收的国税仅是一种为应付紧急事件而征收的非经常性税收。伊丽莎白保留这个传统，这使得市民阶级和农民的财产得到保障，保证了工业、商业和农业发展所急需的投资。这个政策对英国经济的起飞和综合国力的增强关系十分重大。伊丽莎白时代，对农民所征的税要比欧洲其他国家轻些，结果农业开始转好。此外，英国农业和工业的发展比重基本上是平衡的，这使得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都在英国首先爆发。
正如海风对于舵手来说是个最好帮手一样，商业的发展，无疑是伊丽莎白可以利用来发展英国的机会。商业浪潮向四处袭来，所到之处，贵族被迫改变经营方式，僧侣开始谈论商业投机，农民的生活开始围绕着价格而上下波动。城乡关系不是缓和而是激化了，大批穷人出现在大城市，成为那里的流
浪汉。商品化的浪潮刺激英国人期望到海外去探险，企图依靠对海外民族的掠夺来积累工商业发展亟需的资本。欧洲各地的贸易市场和世界贸易市场蓬勃兴起，刺激着商业化的农业和手工业崛起。农村经济和城市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涉及到许多人的生活、盼望和命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商人们现在却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他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握有巨大的金钱和强大的政权。在城市中，城市贵族控制一切，他们精心选择如何用金钱换得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他们把子女送去经商或上学，后者直接进入教会和政府的核心部门，成为一代新贵。商人们和君主、贵族合作，开始在等级会议或政府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