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刚
（南京理工大学 诗学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94）
内容提要：新世纪以来的江苏散文题材广泛，手法多元，直接推动了中国当代散文热潮。叶兆言、董健、刘剑波、范培松、麦阁的创作颇具代表性。但创新意识与探索勇气的不足，也影响了江苏散文的思想深度和人文厚度。
关键词：新世纪；江苏散文；创新意识；思想深度
Scanning on the Prose writing of Jiangsu in new centuary
Zonggang Zhang
Abstract: As to the prose writing of Jiangsu in new century,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its theme is broad simultaneously its technique is diverse, and propelling the heat wave of contemporary prose writing in China directly these years. Zhaoyan Ye, Jian Dong, Jianbo Li
u, Peisong Fan and Ge Mai’s prose writing are just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m. However, lack of consciousness of innovation and absence of courage of exploration, have actually affected the depth of thought and the thickness of humanities for the prose writing of Jiangsu.
Key words: new century prose writing of Jiangsu consciousness of innovation depth of thought
作者简介：张宗刚（1969—），男，山东潍坊人，南京理工大学诗学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现当代散文、诗歌研究及新闻传媒研究。
一向物华天宝人文荟萃的江苏，是公认的文学大省。当代江苏文坛，活跃着一支老中青布局合理的散文梯队，与实力雄厚的小说军团悄然并行，享誉四方。
新世纪江苏散文创作队伍，总体看主要由小说家散文、诗人散文、学者散文这三个板块构成，从事专职创作者较少。小说家散文和诗人散文，以其特有的灵动飞扬活生香，惊人的事象捕捉能力，异乎寻常的艺术感觉，让那些读惯了一本正经的“职业散文家”作品的读者大为惊奇。而学者散文的文化影响力和思想冲击力，则有目共睹。
江苏作家直接推动了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散文热”，对于当代文化散文、小说家散文的贡献不容忽视。《雨花》杂志作为文化散文和大散文的力倡者，推出了夏坚勇等散文名家，功不可没。《钟山》杂志长期开辟“非虚构文本”“江南风流”等专栏，持续刊发王彬彬、诸荣会等作家的历史随笔类文字，2012年1、2期则重点推出刘剑波的《疼痛》（即《姥娘》）、范培松的《南溪水》两部长篇散文，成为近年江苏散文的重大收获。“‘文如其人’这句话一点也不错。散文有散文的作风，各人有各人的特点，那是掩饰不了的，并且亦无庸掩饰。”[1]夏坚勇以其不凡的散文创作成就，一度与余秋雨齐名；黑陶、庞培等的“新散文”影响一时；车前子、费振钟、叶兆言、黄蓓佳、苏童、范小青、朱苏进、赵本夫、毕飞宇等小说家或诗人、评论家尽兴挥洒的散文作品，显示出独特风貌。其他如董健、丁帆、王彬彬、王尧、汪政等学者的随笔，贾梦玮、姜琍敏、斯妤、山谷、薛冰、赵践、韩东、徐风、麦阁、苏宁、赵恺、梁晴、唐炳良、储福金、沈乔生、陆建华、诸荣会、王慧骐、吕锦华、陶文瑜、王建、赵翼如、傅晓红、晓华、胡弦、李风宇、胡竞舟、刘春龙、吴功正、吴光辉、韩开春、杜怀超、周荣池、张震、海波等的散文，以及金陵客、吴非、刘根生等的杂文，均各具特，可圈可点。
黄蓓佳的散文恬静清新，寄意遥深，发散着朝露般的气息和少女般的情怀；范小青的散文
大气敞亮，人如其文，粗服乱头而风华自具，不假雕琢而楚楚动人；苏童的散文绵密通透，细腻优美；毕飞宇的散文大气锐利，显示出良好的语言质感、出的文化感悟和独特的思想深度；赵本夫的散文朴素俏皮，充满哲理，体现出特有的乡村智慧；赵恺的散文随物赋形，联类譬喻，深得骈赋风致；夏坚勇散文追求黄钟大吕之响与惊涛裂岸之势，既具宏大气象，也重审美灵性的张扬；朱苏进的散文精心结撰，严丝合缝，蕴含着不动声的爆发力，表现出强悍生命个性的奔突和对人类孤独本质的清醒认同；费振钟的散文随笔洋溢着现实关怀与人文追问，呈现出淡雅清丽亲切柔美的风格，凡叙事、写景、抒情均细腻到位，质地纯粹，堪称“江南散文”的典范，对于他，从评论到创作，这种高难度的跨越和转换犹如春梦无痕，令人惊奇。黑陶的散文浪漫奇异，惊采绝艳，暗合楚骚传统；其他如车前子散文的烂漫多趣、庞培散文的独抒性灵、苏宁散文的纯洁静美、麦阁散文的诗性忧伤等，均新人耳目。至于董健、丁帆、王彬彬、王尧、汪政等以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见长的随笔文字，则清通畅达，见性见情，重在普世价值的传播，不以文采见长，却蕴含着遒劲的思想冲击力。如是种种，营构出一幅纵横阔大的江苏散文长卷。
与一代散文圣手汪曾祺的情形相似，部分籍贯江苏但居于京沪或外省的散文家，如学者散文的代表人物杨绛、林非、卞毓方，艺术家散文的代表人物范曾，知名随笔作家李国文，
军旅散文名家朱增泉等，皆可纳入新世纪江苏散文的考察视阈。
近十余年，小说家叶兆言表现出对非虚构类文本的钟爱，先后出版《杂花生树》等20多种散文随笔集，得专营“散文专卖店”之誉。身为中国文坛为数不多的高学历作家，叶兆言有着良好的杂学基础和国学根柢，其行文取材广泛，侃侃而谈，不为知识、史料和经验、定见所奴役，娓娓道来，自在亲和，幽默、戏谑与悲悯兼备，具明清文人趣味，得英法散文美质。诚如丁帆所言：“所谓散文，乃作者信马由缰地去表现心灵自由的一种独特方式。思到、笔到、神到，随心所欲，让思想放浪于自由的表达中，而非考虑什么现在的‘形散而神不散’的形式。”[2]现实世界里的憨呆书生叶兆言，一俟行文，其神韵遂如风行水上，缥缈奇变，彰显地道的文章家风范。叶氏散文不拘一格，博采众长，充分打通明清小品、五四风尚、现代主义，成就跨文体写作的奇景。“林琴南翻译的速度很快，颇有些像今日的东方快车软件。”（《林琴南》）“他是文学界的成吉思汗，指挥着他的蒙古大军，在小说领域所向披靡。”（《想起了老巴尔扎克》）“做汉奸好比淫妇偷人，小偷偷东西，无论什么充足的理由，别人都不会同情。”“仕途这剂春药，对知识分子的诱惑实在太大，一旦沾上，和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周氏兄弟》）这样的行文，一似春梦无痕，不着气力，又如剥皮抽筋，不遗余力。尤其以某种拟市井口吻道出，显得张力十足，绰具格言警句特。
“陈旧人物”系列文本是叶兆言散文中的精华。这类文字，似野史而非野史，似信史又多传奇，简约处一笔带过，丰富处不吝笔墨，力求还原现代知识者和文化人的人格、心灵与性情，藉此呼吁良好的人文生态。《吴宓》结尾写暮年吴宓在1978年被遣送回老家，住在他年老的妹妹那里，眼睛已经看不见，神志也一天天昏迷，他最后的声音只是渴了就喊饿了就叫：“给我水喝，我要吃饭，我是吴宓教授。”可谓英雄失路，万绪悲凉。《朱偰》写朱偰被打成“右派”前享受着高级知识分子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打成“右派”后过着狼狈不堪的日子。1968年7月，学究天人的朱偰因不堪受辱上吊自杀，他在遗书中写道：我没有罪！你们这样迫害我，将来历史会证明你们是错误的……这样的伤感，分明裹挟着黄钟大吕般的抗争之音。要之，叶兆言的散文自由穿越于现实和历史，将学养注入饱满结实的文字肌理，秉持文化与平民的双重视角，呈现出独有的节奏、弹性和语感，既有意思，更有意义。叶兆言的成功个案充分验证了，小说家致力于散文随笔并非不务正业，做得好，同样能够别铸辉煌，衣锦还乡。
董健教授的“跬步斋”系列文化随笔，犹如暮鼓晨钟，直逼灵魂，堪称江苏学者散文中的上品。《“读图时代”要读书》指出，文化传播中的图像化现象直接导致大众文化生活方式的畸变，尤其是读写能力的衰退、人文精神的式微、思考力与联想力的萎缩等，所以应警惕“图
像霸权”，对媒体保持必要的距离。《“人文”不可无“文”》谈及当今人文学科精神萎缩的不良风气，斥责了哲学、历史学、语言学、文艺学领域的现象，深切缅怀王国维、鲁迅、胡适、陈寅恪等前辈学人风范。《21世纪的“读书人”》呼吁读书人摆脱“工具的工具”的命运，努力建构自身的人文主体性，远离政治实用主义、经济实用主义和文化市侩主义。《告别“花瓶”情结》说：“花瓶是阔人的摆设，它是不懂真美的有钱人和权势者用来装潢门面的。……花瓶存在的惟一依靠就是‘主子’的赏识。”指出中国知识分子自古就有当花瓶的传统，“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进而无情揭穿了时下某类作家的庐山真面目——散文随笔他们戴着华丽桂冠，写着漂亮文章，自鸣清高，却以被赏识为荣；满嘴文化，可惜灵魂鄙俗。人格与文格的分裂，使其始终不可能拥有恢弘博大的气度，产生不了震聋发聩的力作。这种以被赏识为荣的心理，就是“花瓶”情结的典型表现。《何为大学之魂》探讨了大学之魂的生成和维系必需的一系列条件：怀疑的精神、批判的精神、超越的精神、探求的精神，提请人们时时警惕新蒙昧主义、新专制主义、新奴才主义的死灰复燃。“散文对自由精神的依赖超过所有文体。”[3]董健的随笔文字内容丰厚，包罗百态，质朴本，洋溢着不枯的激情。作者健笔一枝，爽如哀梨，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仿佛汉廷老吏，又如百战健儿，通过对知识者透骨入髓的观照，对诸多文化现象鞭辟入里的解剖，体现出
不俗的人文意识和卓立于当代文化潮流前沿的气魄。面对世风、士风、学风的腐败，品读这些饱蘸人文激情写下的文字，实不啻于一次精神的洗澡。
刘剑波的长篇纪实散文《姥娘》，文气充盈，笔力酣畅，再现了一位中国老人在时代裹挟下颠沛流离的身影，因其题材的普遍性和独特性而具备了惊心动魄的力量，引发读者对家庭、社会的一系列伦理思考。作者将小说技法适度植入散文创作，表达能力出众，艺术感觉不凡。全书以剖肝沥胆抉心自食般的巨大勇气，直面种种人性的冷漠、阴暗和自私，通过审丑意识、审父情结和审母情结，传达出生命不可承受之痛，凸显至真至纯至孝的情怀，并指涉了人性的种种微妙。评论家肖云儒说得好：“散文大约是最真态的文体了。小说家的心，常常躲在人物和情节浓重的云霓后面，诗人的心又多少被文字精致地装饰着。真正的散文作者，却得裸身子站在审美的旷野上，让生命的光柱通体无遗地照射着自己。”[4]作者写及自己的父母和亲人都在有意无意地盼望90岁的姥娘快死，以获取某种轻松，本是血浓于水的家庭成员，关系竟变得如萨特笔下的地狱鬼魂般纠结如斯，这样怵目惊心的人性本真，彰显安特列夫、鲁迅式的阴郁。“孝道”的本义是各安本位，不必一定要突出哪一方；当某些程序出现差失时，孝道也便悄然背离了原意，成为一种重负。与此相关的，对于“养老”问题，国人向来缺乏通脱旷达的理念和规则，凡事喜欢在爱、义气、情分的名义下
一锅烩，由是引发一系列人际冲突，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在日常生活中缺了一种真正的理性精神的引导。《姥娘》于文学价值和审美价值外，更有助于促进人伦关系的探讨。毋庸讳言，“姥娘”们的过去式，正是我们的现在式；而我们的现在式，则是他（她）们的过去式。都说长辈眼中的晚辈永远像孩子，晚辈眼里风烛残年的长辈们，又何尝不是孩子？不过已经是不那么“讨喜”的孩子了。《姥娘》启示出，“厌老”是人类的天性，“尊老”则是伦理道德层面的必然诉求和必定要求。“”是一种顺流而下的爱，自然而然，容易；“尊老”则是一种逆流而上的爱，要想做到并做好，不易。在中国特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我们尤应克己复礼，遏制天性中的功利与自私，成全人伦和孝道，让长辈们有尊严地度过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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