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生涯中的四次败仗
【按：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但不是一个常胜统帅。在拙作《讴歌遵义会议后红军第一次胜利的千古绝唱——<忆秦娥·娄山关>》（见《诗词欣赏札记之二十八》）中，作者谈到了的一次败仗——土城战役，顺便提了一下这是的四次败仗之一，有朋友问：“在的军事生涯中，四次败仗指的是哪四次？”现简要作如下回顾。】
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他一生直接指挥过数以百计的战役、战斗。但他从不认为自己是百战百胜的常胜统帅。他说自己能打胜仗，也不隐讳自己也曾打过败仗，并且多次坦言自己“走麦城”。1956年9月10日，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会上说：“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那么，从他这次谈话中，我们知道，在的军事生涯中，打的败仗有四次，即：江西兴国的高兴圩之战，广东南雄的水口圩之战，四川土城战役，贵州茅台鲁班场之战。
一、高兴圩之战
高兴圩之战是红军第三次反“围剿”中在江西兴国县进行的一次血战。 1931年9月7日，、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红四军，并指挥第三十五师、红三十五军在红三军进行老爷岭战斗的同时，向高兴圩地区之国民党军第一军团第六十、第六十一师发起攻击。红七军进逼兴国，箝制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保障红一方面军主力在高兴圩地区的作战。攻击高兴圩地区之敌的红军，与敌激战至8日，因国民党军占据的地形比红军有利，红军不仅地势不利，兵力也不够集中，且徒涉高兴圩以西河流时遭遇了国民党军的攻击，损失较大，结果与国民党军形成对峙。为争取主动，、朱德命令部队撤出战斗，转至茶园村、均村、永丰地区整理待机。以红三军和独立第五师位于老营盘地区阻敌北撤。高兴圩地区的国民党军对红军情况不明，亦就地加修工事，固守整顿。两天的战斗，国民党军伤亡2000余人，红军伤亡2200余人【牺牲780人（其中师长2人，即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曾士峨，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邹平），伤1490人】。 这次战斗，因对国民党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再加上未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导致敌人的堡垒久攻不克，敌我双方形成对峙，出现了一次红军长期以来一贯避免的消耗战。这是一次因指挥员指挥失误的消耗战，特别是损失了两个师长，对红军士气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
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的前身是邓铿为师长的粤军第一师第四团。
1926年，粤军第一师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李济深为军长，陈铭枢为第十师师长，蒋光鼐为副师长，蔡廷锴为属下团长。北伐战争中，第四军屡有战果，被誉为“铁军”，第十师亦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下辖第十师、第二十四师（原第四军独立团扩编）及第二十六师。
1927年，中国共产党发动南昌起义，第十一军时由叶挺任代军长，第二十四师及第十师均参与其事。但蔡廷锴的第十师后来离开共产党控制，转往福建并重新由陈铭枢节制，改向蒋介石效忠。
1929年，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了国军编遣会议，撤销了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的，将之改编为第一编遣区第三师及独立第二旅，并任蒋光鼐为第三师师长，蔡廷锴为独立第二旅旅长。同年，第三师和独立第二旅又被先后改编为第六十一师和第六十师。
1930年2月至3月，两师在中原大战中助蒋介石击败冯玉祥与阎锡山。同年7月，第六十一和第六十师被合编为国民政府军第十九路军，由蒋光鼐为总指挥，蔡廷锴为军长。之后，第十九路军参加了对中国工农红军第三次围剿。
二、水口圩之战
水口圩之战是1932年在广东南雄水口圩地区，指挥红军对广东军阀陈济棠的一次狙击战。 1931年9月，中央苏区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的第三次“围剿”。但蒋介石不甘心失败，又深感军力不足，便收买和任命广东军阀陈济棠为赣粤闽湘鄂南路“剿匪”总司令，令粤军入赣“助剿”。 国民党粤军得悉红军主力回师赣南后，立即调集6个团的兵力向大庾集中，企图各个击破红军。 1932年6月，中共临时中央命令红军消灭进入江西境内的国民党广东军团（粤军），占领梅岭关，随后再沿江北上。7月初，红一军团控制了梅岭关要隘后，粤军即由韶关、信丰兼程赶赴广东南雄，意图与北面国民党军合击红军。与红一方面军将领决定集中一、三、五3个军团，同时进攻正在进行南北合围的国民党两路军队。7月8日凌晨，红五军团向南雄县境内的水口圩方向开进，与国民党军两个团开战。次日，粤军8个团的援军抵达水口圩战场，国民党军力量增至10个团。红军对此却并知晓，红五军团仍按原计划实施攻击，结果伤亡很大，直至红军独立第三、六两师到达，才稳住战局。红军主力两天后到达水口圩，国民党军队退入南雄，战役结束。 水口圩之战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有名的战役，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场罕见的恶仗。历时3天2夜，作战双方出动兵力共3万多人（其中红军1.8万，国民党军1.5万多），双方伤亡惨重
（国民党军伤亡3000余人，红军伤亡也很大）。据当年参加指挥这次战役的回忆说：“水口（圩）战役双方伤亡之大，战场景象之惨烈，为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所罕见。尸横遍野，对于这次战役来说，并不是过甚其词。有的部队白天打仗，夜间还要在该地露营，许多同志疲劳过甚，倒头便睡，第二天拂晓才发现是和尸体露宿在一起了。有的同志夜间口渴，摸到河沟去喝水，有一股血腥味，第二天拂晓一看，河沟里的水泛着红。” 这次战斗，从最终结局来看，红军是胜利了，但认为那是一次“打赢了的败仗”。这次战斗，由于对敌情再次判断不足，依然没有集中优势兵力，结果虽然击溃了对方20个团，却导致自己人员伤亡大，武器弹药消耗多，战利品基本上没有多少缴获，这也是一次红军一贯为之避免的击溃战。 在1936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一九三一年八月江西兴国县高兴圩地区打十九路军的作战，一九三二年七月在广东南雄县水口圩地区打陈济棠的作战”，“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如像水口圩这一类的仗，本来一般算作胜仗，而且还算作大胜仗的，然而我们历来就不欢迎这种胜仗，在某种意义上简直还可以说它是败仗。因为没有缴获或缴获不超过消耗，在我们看来是很少有意义的。”
三、土城战役
土城战役发生在1935年1月下旬，是遵义会议后第一仗。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重新恢复党内地位和再握兵权，确定红军渡过长江，在川西建立革命根据地，分兵三路向赤水河以东地区推进。 蒋介石命川军刘湘，派3个师入黔川边境阻击红军。刘湘选定郭勋祺为主力，他认为郭对自己忠实，同时又同情共产党，让他去执行“剿共”又“存共”的任务，相机行事。刘湘态度很明确，表面上积极行动，又暗中保存自己，不主动攻击红军，如果红军真要入川，则强行阻之。此役涉及两个重镇，一是赤水城，二是土城，乃川黔要塞，渡江重要渡口。 见那一带道路两边都是山谷，便同朱德、周恩来、等蹉商，如果国民党川军郭勋祺的追兵孤军深入，红军可以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埋伏兵力将其围歼，这样红军下一步的北渡长江就无后顾之忧了。 1935年1月22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致电四方面军，告以中央红军拟渡长江北上计划，指示其“向嘉陵江西进攻”。 红军先于川军占领土城，而川军又先于红军占领赤水城。 1月26日，、朱德、周恩来、到达土城，决定在土城以东青杠坡一带围歼川军郭勋祺部。 原以为川军跟不堪一击的黔军差不多，故而在思想上和军事部署上准备不足，对川军的实战能力估计太低。实际上，川军装备优良、注重训练、各级均设军官教员或教导队，加之四川从1912年到1933年达470余次混战，刘湘部已总结出极其丰富的战斗经验。 1月27日，林彪之一军
团在赤水城南陷入与川军激战。郭勋祺尾追董振堂的红五军团。决战尚未开始，形势已呈不妙。 1月28日，红三、五军团按预定计划与川军展开决战，郭勋祺的川军中红军埋伏遭到重创。但几个小时激战，川军战斗力没有丝毫减弱的势头，川军的后续部队又迅速赶到。 红军的总攻变成川军的反攻，轻敌的红军前进受阻，战况危急，川军步步逼进土城，一直攻到白马山下中央军委指挥部前沿。红军总部立刻派陈赓、宋任穷率领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前增援，朱德总司令在前线指挥，在一个排的掩护下，仓促撤离。此时，原已北上进攻赤水城的红一军团也回师增援，方才稳住了红军的阵地，但这一仗最终没能消灭土城附近的川军。 红军后来从俘获的川军士兵处得知，原来的情报有误，郭勋祺的川军不是4个团六千多人，而是6个团一万多人。 土城战役失利后，鉴于不利形势，1月28日晚，与中央政治局主要成员开会决定，改变由赤水北进，从泸州至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迅速撤出土城战斗，渡赤水河西进。 1月29日的拂晓前，停止战斗的红军轻装上阵，开始著名的“一渡赤水”。
四、茅台鲁班场之战
茅台鲁班场之战，即三渡赤水前的鲁班场战斗，发生在红军二渡赤水后。 1935年3月，遵
义大捷之后，红军主力进军茅台以南。 3月11日至14日，国民党川军周浑元部3个师进至鲁班场，修筑工事，阻击红军。中央红军在怀仁以南的鲁班场寻歼国民党川军周浑元部。3月15日拂晓，战斗打响，双方鏖战至中午一点，敌机赶来增援，红军寡不敌众，伤亡惨烈，战斗失利。15日夜红军撤出阵地，转移至茅台、仁怀地区。这次战斗，由于对敌方兵力估计不足，在与对方激战一番之后红军明显处于下风，被迫提早撤出战斗，继而放弃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而三渡赤水。 除此之外，还有人认为1930年9月1日湖南长沙战役中的火牛阵失败，也是的一次败仗。但这次战役，并非想打，虽然失利，却使红军官兵认识到红军弱小时攻打中心城市是很困难的这个教训。 另外，在初上井冈山之时还犯了个决策性的错误——当时朱毛井冈山会师之时，湘南有八千农军随朱德一同前来，许多人还拖家带口，军容不整，纪律极差。而此时山上的军事给养非常困难，对这些军容不整的农民军蜂拥而至大为不满，于是致电党中央，决定让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29团留下外，其他的湘南农军全部返回原籍展开游击战。事实证明，此时作的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因为这些被遣返的湘南农军，由于没有得到很好的整训，加上当时众基础又不好，结果很快就被敌人消灭和自行溃散。后来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讨论这一问题时尖锐地指出：“这次湘南农军的溃败，是当时军委无准备、无计划，不估量湘南敌情，……
这是不对的。” 不愧是一个有作为的军事家，他及时吸取了湘南农军返乡失败的教训，同年8月就坚决反对湖南省委要求红四军再去湘南。后来，湖南省委坚持己见，仍然命令红四军主力进军湘南并遭到惨败！而此时以革命大局为重，亲自率领部队将红四军有生力量接回根据地。 常言道：“胜败乃兵家常事”，一个军事指挥员打几次败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吃了败仗还不接受教训，导致一败再败，溃不成军！然而，不同凡响之处就在于他敢于承认自己的失误，而又善于纠正错误；善于吸取教训，总结失败的经验，从失败的因果之中寻下次制胜的战机。常常说“要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他不仅能从胜仗中学习经验，而且善于从败仗中吸取经验。 正因为如此，的军事指挥才能在战斗中一次又一次得到提升。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挫折和失败进一步促使他在理论联系中国革命实践方面全面系统地研究兵法，清醒地总结了胜利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红四军主力重返井冈山之后，开始在的正确领导下，靠朱德和陈毅的紧密配合，运用机动灵活的战术，声东击西，忽南忽北，得心应手地调动敌军，接连打了好几个大胜仗，恢复和巩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使红军的力量壮大到近5000人。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根据胜利与失败的经验及教训，确立了“立足根据地，四面打游击”的新兵法，提出了后来被世人奉为军事经典的著名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
我追”十六诀。 这几次败仗，虽然对所取得的辉煌军事成就来说，微不足道，但却是日后能促进他成为一位伟大军事家的借鉴动力。后来，的“四渡赤水出奇兵”、长征路上的“诈兵术”、抗日战争中的“论持久战”以及解放战争中的“运动战”等，都和“十六字诀”一样，受到世人的推崇。 1964年，在接见周培源、于光远时深有感触地说：“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去搞军事，去打仗。后来自己真的带起部队打起仗来，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先打了一个小胜仗，接着又打了两个大败仗，于是我们总结经验，产生了十六诀。” 由此可见，，他不是一个常胜统帅，但却是一个能从失败的教训中寻出克敌制胜法宝的军事奇才！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