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通信读后感
怎样系围巾好看严家炎老师的《敢于面对时代命题交出答卷的先驱者——从鲁迅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说起》，提出的问题十分重大，论证也很精当，我深受教益和启发，引起了许多的联想与思考。老师希望我谈谈看法，遂遵嘱略写一点读后感。
严老师在文章中指出，鲁迅如此尖锐地提出文艺家与政治家的关系问题，是同“鲁迅不仅关心中国人的命运，而且关心人类命运这种宽广的社会理想有关系”。我由此而想到，这里或许有三个层面的问题。
首先，当然是鲁迅对中国革命和苏联革命的看法。对此，严老师已有详尽的讨论。我想补充三个材料和思路。其一，是冯雪峰曾经回忆，当他把的一首诗词（我估计是《井冈山》）念给鲁迅听，鲁迅立即反应说：“这是山大王嘛。”而鲁迅对“山大王”的造反，也即农民起义，是有明确的看法的；他在《学界的魂》里，曾引述一位学者的观点，指出：农民造反是为了“自己过皇帝瘾去”，并且预言，在中国，“最有大利的买卖”就是“造反”。其二，鲁迅对苏联的“文艺政策”是有过专门的关注与研究的，他注意到苏联革命胜利以后，文艺政策一派“偏于阶级”，一派“偏于文艺”的现象。（《文艺政策》后记）严老师在一篇文章里引述过胡
愈之的回忆，说鲁迅对斯大林的大清洗是有警惕的，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其三，周海婴在他的回忆录里，谈到杨霁云先生曾告诉他，鲁迅生前曾详细地和他谈到了“革命胜利以后”自己和知识分子的命运，但因为并无第三者在场，没有旁证，因此不便写出。解放后杨霁云几乎没有写过回忆鲁迅的文章，原因就在于此。这至少证明了，鲁迅对中国革命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是有过深入的思考的，他对冯雪峰说“我要逃跑”绝非一时之戏言。粳稻和籼稻的区别
其二，这里，还有个“共产主义运动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是海涅首先提出的，他谈到了自己既认同共产主义者的平等理念，钦佩其革命意志与精神，同时又担心革命的胜利会导致自己为之献身的文化的毁灭的矛盾。我认为鲁迅也是思考过这一“海涅命题”的。他在三十年代支持瞿秋白翻译卢那察尔斯基的《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就讨论过“堂吉诃德式的知识分子”和共产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我在《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一书里，有过详尽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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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鲁迅或许还有超越具体运动的，关于人性、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问题的思考。我注意到的，是鲁迅在《小杂感》（收《鲁迅全集》3卷）里所说的这个论断：“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大抵如是。大抵！”这就不只是共产清肺吃什么好
师昌绪革命和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而是具有更普遍性的问题了。鲁迅在《关于知识阶级》里，强调“真正的知识阶级”要“永远不满足现状”，要永远站在“平民”这一边，在《中山大学开学致语》里呼吁要做“永远的革命者”，就有了更为深远的思虑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