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写的的启示
小说中“”,这个看似柔弱的女子,却成为亲情的坚决捍卫者。为保护弟弟的产业,她与丈夫展开了一场争夺家产的家庭斗争。丈夫久伊戈巴尔为了自己的贪婪和私欲,竟丧尽天良地谋害了妻子
  “我再和丈夫重逢的时候,可再不能让生活平淡无味,不能再虚度春光了。”绍西与丈夫分离的时日越久,愈加渴望两人的团聚。她怀着忏悔与爱恋,来等待那如神一样的丈夫。导致绍西这般孤独惆怅的原因是,她那到了桑榆之年的父亲老来得子。丈夫久伊戈巴尔因此赌气离家工作。为此,她对年幼的弟弟心生怨气。但她绝没想到,让丈夫生气的并不是父母这种“出人意料”、“不合适”的行为,而是这个初来乍到的小生命抓走了他的“一切希望”。不言而喻,那是久伊戈巴尔觊觎已久的,继承妻子家族财产的希望。
  母爱是女人的天性。绍西在父母去世后,对弟弟尼尔莫尼立即投入了满心的关爱。对于分别两年回到家中的丈夫,她发誓:“不管日子过得如何艰难,也不管岁月多么漫长,我永远不会再让自己对丈夫的那种爱情火焰黯淡下来。”绍西对婚姻充满无限激情。然而世事变幻无常,人心更是难测。泰戈尔已为小说做了预言:“女人性情的主要变化是受爱情影响。而男人则受罪恶企
图的驱使。”久伊戈巴尔此番回来,心境与妻子截然不同,野心勃勃地谋取小舅子的家业是他的主要目的。尼尔莫尼,是妻子百般呵护的心肝宝贝,但对于野心家久伊戈巴尔,则是他“事业”上的绊脚石,如何激得起他的半分怜爱?一边是亲爱的丈夫,一边是心爱的弟弟,绍西的生活出现了两难的境遇。然而丈夫侵吞弟弟财产的行为,让她震惊;丈夫欲致弟弟于死地的狰狞面目,使她愤怒。她绝然地站在维护弟弟的一方。她先是副县长帮忙,被丈夫破坏后,她又到了县长。此时的绍西如同正义女神,勇敢地出现在县长、丈夫与众人面前,大胆地陈述久伊戈巴尔的恶行。在那个时代,一位女性当众控诉自己的丈夫,那是一种超越世俗的勇气。作家所赞赏的女性反抗性格的光辉,闪耀在绍西身上。机智勇敢却力单难支的绍西为了更好地保护弟弟,把他托付给县长。她依然回到丈夫家去,因为她认为自己“倒没什么可担心的”。然而,绍西高估了丈夫的善良,尽管一日夫妻百日恩,但狼子野心的久伊戈巴尔竟对妻子下了毒手。一个女人,被赋予“妻子”与“”两种角,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到了绍西这里,却成为一种灾难。
  泰戈尔的短篇小说中的女性,大多是沉默寡言的,因而较少出现男女之间尖锐的对话。《》中绍西的语言却令人惊叹。在绍西带着弟弟去城里看病这一场景中,久伊戈巴尔火冒三丈地命令妻子回去。绍西回答说:“你就是把我杀了,现在我也不能回去;你们是想把我弟弟弄
死,他既没有母亲,又没有父亲;除了我,他再也没有什么亲人了。我是要保护他的。”这既一针见血指出久伊戈巴尔的险恶用心,又明确地告知丈夫自己的立场。当久伊戈巴尔气急败坏地说:“你再也不要回到我的家里来了!”绍西也发了火:“你的家?那是我弟弟的家!”绍西的刚强不屈使村里的人震惊,她的义正词严令读者心潮澎湃。绍西在县长面前所说的一段话,小说虽一笔带过,但从久伊戈巴尔苍白的脸、内心向绍西求饶般的呼喊,我们都可想象出绍西讲话时那自若的神态、犀利的言辞。
  小说篇幅短小,人物不多,但作家对达拉这个次要人物的安排,颇具匠心。小说是由达拉一句咒骂开始的,“像这样的丈夫,应当用火去烧他的嘴”。绍西在听到达拉这样谴责一位胡作非为的男人时,“不能想象,丈夫会做出这样一些坏事,而且为此要对他那样狠心”。绍西以她的单纯与善良体察着人心,一个会做坏事的丈夫在她看来是多么不可思议。当达拉说他们夫妻合谋暗算害弟弟时,绍西惊异而愤怒,随后也终于发现了丈夫阴谋,开始了与丈夫的斗争。在绍西死后,没有人敢说长道短,只有达拉想大发议论,“可是大家都劝她住嘴”。这是绍西死因蹊跷的一个明显暗示。达拉这个人物,如同故事的引线,一幕幕展现着绍西由信任、爱恋丈夫到不信任、憎恨丈夫的心灵演变,同时也是人物结局的暗示者,诉说着作家的弦外之音。
我的是美女小说
  《》这部小说,人物形象鲜明,矛盾冲突激烈。虽是以简短的文字描写夫妻之间的家庭斗争,但并不显单调。作家彰显了人性的善恶,地主之间、地主与官僚间相互勾结的社会百态也尽在笔端,赋予了小说丰富的社会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