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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哲
摘要：中国现当代“师恩散文”既有对中西育人理念的现代结合，也有对师恩深度与重量的递进书写，又有对忏悔与自剖、爱的辩证、现实关切的复杂矛盾情感的探索，还有对未来师生关系的理性思考。与父母之爱等亲情散文相比，师恩散文更具高尚的格调、美好的意蕴、思想的力量、文化的韵致，有着广阔、博大、伟大、永恒的魅力，这种“爱的艺术”值得好好研讨。师恩散文为中国现当代散文创作注入活力动能，其叙事的丰富性、多元化、深刻性为散文史和文学史提供了宝贵经验。
关键词：现当代散文；师恩书写；育人理念；师生关系；爱的艺术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 （2021）05-0088-07中国现当代散文的“
师恩”叙事文
学
中国文学向来不乏对“师恩”的表现与歌咏，如《论语》就展现了孔子与弟子之间的密切交往与深厚情谊，苏轼的《西江月·平山堂》表达了他对欧阳修的深切怀念。而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场域中，这一母题无疑获得了更为广阔的书写和阐释空间。很多著名作家都写过师生情谊，一般作者也多有描述，这是一个巨大的文学富矿。遗憾的是，研究者大多将目光投向小说这一主流文类，对散文中的“师恩”叙事多有忽略。究其因，恐怕主要与散文长期不受重视，以及对“
师恩”这一主题太过熟悉有关。有鉴于此，发掘百年来中国师恩散文之“金质”，就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
一、中西育人理念的现代结合季羡林散文
散文主“情”，贵在以情动人。就师生之情而言，它虽是人伦情感的重要维度之一，却包容万有、雨露均沾，实难辨其原貌；而古人之言又确乎让人窥见一二，如晋代葛洪认为：“
明师之恩，诚过于天地，重于父母多矣，可不崇乎？
”①可见，师恩之“重”毫不亚于、甚至远过于一般的父母之爱。对此，余秋雨、王兆胜等亦有类似的表述。余秋雨认为：“天地间最大的人情失衡，第一产生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第二产生于老师与学生之间。”②孔庆东的《老钱的灯》是写钱理老师的，他称
高中化学学习方法
公司会议通知“老钱的灯”便是学术之灯，也是支撑学生走过艰难岁月的心灵之灯。王兆胜说得更通透：“如果说，亲生父母主要给子女以生命的肉身，而老师给予学生的则是精神和灵魂，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师之伟大远胜于天下之父母。
”③对此，百年中国师恩散文有着相当精彩的表现。韩愈《
师说》有言：“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咨讯”明师传道授业确令后进受益无穷，其启人心智、通人灵窍、涤人灵魂、筑人精神、荡人胸怀之无量功德大大超过父母。而晚清以降，“西学东渐”令中国传统教育理念和教学体系受到极大冲击，这不能不引起现当代作家的审视和反思。这在现当代作家的师恩散文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一是将西方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拿来”与将之“中国化”。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将教育作
为启蒙的重要手段，不仅“
高举‘民主’和‘科学’大旗，深刻揭露和批判封建复古教育，促进了教育思想的大解放”，还“创办教育刊物、创建教育研究社团，大量介绍和引进先进教育思潮，积极开展中外教育交流，开拓了教育改革和教育实践的广阔空间”④。比较典型的有《教育杂志》，它作为当时推行新式教育的重要阵地，致力于宣传和介绍西方先进教育理论与学说，“
不仅为人们提供了批判旧教育的新的理论武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拓宽了中国教育界的视野，为新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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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有益的借鉴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新教育的实践和新经验的积累。”⑤对此，现代师恩散文多有生动的表现。比较典型的有郑振铎的《记黄小泉先生》。作品写黄小泉虽是科举出身，却致力于对新式教育的学习和创新。当时，内地看报和读杂志者甚少，他却订阅了《教育杂志》，以便从中获取最新的教学资源和教学方法。这不仅是“拿来”式的学习，更将其创造性地应用到教授难度最大的国文课上，令原本枯燥无味的《左传》《孟子》《古文观止》等更有趣味。郑振铎深受教益，并由此养成喜好读书作文的“癖性”。这可说是西式教育“中国化”之典范。
作为社会弱势体的女性是近现代启蒙的重点对象，因而妇女教育显得尤为重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民主和平等思想及个性解放等观念传入中国，对妇女教育产生巨大影响。从维新变法时期的“兴女学”运动将妇女教育正式纳入社会教育，到辛亥革命时期对“男女教育平等”的进一步倡导，再到五四时期掀起“平民教育”和“禁”热潮，使妇女教育在中国逐步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对于这种“女子进学”的现代观念，现代师恩散文多有倡扬。陈衡哲在《我幼时求学的经过》中写到，庄思缄先生多番鼓励她进学，向西洋独立自强的女子看齐，做一个有知识、有文化、有志气的新女性。这在幼时陈
衡哲的内心埋下火种，之后便一发而不可收。由于得到庄先生的鼓励和帮助，陈衡哲进入学堂，女子入学在当时是破天荒的事，可称为五四女性解放之先声。后来她又考取清华的留美生名额，学成归来成为中国首位女教授。这不仅可见老师对于学生的再造之德，更能看到妇女教育对于女性解放的重要性。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指出：“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⑥这种清醒的悲观在其小说《伤逝》中有着更深刻的体现。在鲁迅看来，尽管子君在涓生的影响下发出“我是我自己的”现代呐喊，但骨子里仍受“贤妻良母”等封建家庭伦理观念束缚，因此她的“出走”只是重陷囹圄，并未真正改变生活处境与精神状态，终难摆脱“无路可走”的困局。而在《我幼时求学的经过》中，陈衡哲写到庄先生推崇备至的新式教育，不仅赋予她独立生活的能力，更使其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成为妇女解放的先驱之一。这不仅为女性解放的实现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之路，更激起人们前进的希望与向上的斗志。这种明亮彩就明显区别于五四此类小说中普遍弥漫的感伤情调，充分展现了师恩散文的独特魅力。
二是在传统教育思想中发掘“现代因子”。在“欧风美雨”的洗礼下，“人的发现”和“个性解放”成为五四时期的时代主题。这体现在现代教育中便是要以“人”和“学生”为本位。而这种先进的教育理念在古代中国早已存在。对此，现当代师恩散文有所继承和发扬。孔子很早就提出“以人为本”的“有教无类”的“教育公平”思想。在他看来，任何人无论贵贱贤愚，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张曼菱的《什么是“教育公平”——
—忆我的小学老师》对此进行了更深刻生动的阐释。一方面，李老师通过种种细节反复打磨“优等生”过于膨胀的自信心和优越感，消除其“鄙薄心”，从根本上纠正人格与人性偏差；另一方面，对待所谓的“差生”，尤其是“留级生”，李老师给予无私的关爱与帮助，令其重拾自尊和自信，重获健康的成长机会，这为他们日后成材成器奠定了坚实基础。基于此，作者写道：“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夺冠’，‘竞标’；不是为了成为‘达官贵人’；而是为了‘成人’，让每一个来路不同，天赋不一，性别各异的孩子都能正常地发展，尽最好可能地度过他们的人生。”⑦而最能体现这一思想之神髓的，是“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在鲁迅的《藤野先生》和季羡林的《留德十年》中，藤野先生和西克教授虽是“强国”学者，对“弱国”子弟却倾囊相授，只愿西方医学和吐火罗学能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此等胸怀气度令人感佩！可以说，“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赋予教育以崇高的超越性，是师道的最高境界。而这无疑也将师恩书写引向更博大的境界。
一般而言，古代塾师在教学过程中占有绝对主导地位，其权威与尊严不容挑战，学生只能进行“听命”式被动学习，这种“填鸭式”教学很大程度上扼杀了学生的自主性与创新能力。不过，中国古代思想家很早就阐扬了引导和自主相结合的“启发式”教学理念，如《论语》有“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而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孟子》有“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学记》亦云：“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这在当时就很有前瞻性，更暗合了以学生为本位的现代教育理念。对此，现当代师恩散文有所继承，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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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山国家森林公园典型的有吴组缃的《清风明月山高水长——
—我心中的俞平伯先生》。此文对俞平伯先生的“启发式”教学多有感怀。俞平伯讲《词选》从不囿于考证和诠释词句，而是以自己的独特感悟引导学生进行文学鉴赏，在审美中体味情思流转之妙。在讲《中国古代小说》时，俞平伯侧重让学生与他一道收集史料、阅读作品、积极思考，从不将学生置于被动受教地位。这就克服了传统的灌输式教学之弊，既提升了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又大大释放了其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王充闾的《我的第一位老师》中的“魔怔叔”，引导学生将课堂学习与体悟自然和感受生活结合起来，让书本知识变“活”。这既打破了传统的“死记硬背”僵化模式，“寓教于乐”，又激发其强烈的求知欲，培养其亲近自然、热爱生活、重视知识的乐趣。
此外，以学生为本位的“因材施教”理念也是现当代师恩散文的重要思想资源。通常说来，古代塾师的教学资源和方式相对固定，作为主流的“填鸭式”教育更类似强制性的“规训”手段，并不会设身处地为学生着想，更不要说针对每一独特个体进行“量体裁衣”式教学。对此，王守仁曾批判说：“若近世之训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读课仿，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鞭挞绳缚，若待拘囚。”⑧这就导致学生厌恶学堂、敌视老师。当然，这不能一概而论，如孔子对学生的教育就呈现出“
因材施教”的特点。对此，现当代师恩散文亦有继承和发展。陆文夫的《我的塾师》叙述秦老师宽容灵活的施教方式。学生即便是同时入学，课本一样，进度也可以不同。背书快的可以多背并受到鼓励，慢的也不担心受责。这种方式既维护了资质差的学生的自尊心，又能刺激天资聪颖学生的求知欲。这在私塾教育中相当难得。不仅如此，即便对待单个学生，秦老师也能随时改变施教方式，以适应和促成学生的个性发展。在“强迫”陆文夫练书法却不见一丝成效时，秦老师虽感失落，却当机立断、“悬崖勒马”，教他吟诗作对、看闲书并展开讨论。这迎合也激发了他对文学的浓厚兴趣，也为他日后成为作家打下了坚实基础。
中国现当代散文的“师恩”描写横跨中西，纵贯古今，进行了较好的融合，从而打破拘于一隅的狭隘与封闭，获得了相当意义的现代性。对于“师恩”之博大深厚、纯洁美好，中国现当代作家也有深入探讨，并给予广泛的张扬，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对于散文创作、文学创作、文化传承与创造，甚至教育与人情人性的发展，亦不无意义。
二、师恩的深度与重量
师生之间虽无血缘关系，但好的老师却在某种程度上能超过生身父母，成为学生心灵的抚慰者、生活的关爱者、生命的守护神、人生的摆渡人和灵魂的救赎者。这是师恩最温热、最柔软的一面，也是最博大、最伟大的地方。这在中国现当代师恩散文中有非常突出的表达。有的作家在合乎情理中既写师恩之卓著，也写学生之深刻感念，为现当代散文注入新质。较有代表性的是汪曾祺的《师恩母爱——
—怀念王文英老师》。作品写王文英老师曾给予汪曾祺关爱，因为看到这个孩子“进幼稚园的时候还戴着他妈妈的孝”，于是断言他自小仁义，值得痛爱，并给予特别关心。当王文英老师老了，他就给她写来一信，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小孩子乖乖，把门儿开开，’/歌声犹在，耳边徘徊。/我今亦老矣，白髭盈腮，/念一生美育，从此栽培，/师恩母爱，岂能忘怀！/愿吾师康健，长寿无灾。”⑨王文英老师看到汪曾祺写给她的感恩诗，哭了一夜，并深情地说：“我教过那么多学生，长大了，还没有一个来看过我的！”⑩据王文英老师的老伴说：你王老师指着“师恩母爱，岂能忘怀”和“师恩母爱！师恩母爱”感慨万千。汪曾祺写过多篇怀念沈从文老师的文章，如《我的老师沈从文》《淡泊的消逝——
—悼吾师沈从文先生》《一个爱国的作家——
—怀念沈从文老师》《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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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沈从文老师》，然而都没有写王文英老师这样充满深挚的感怀，这也足以说明“师恩母爱”之动人与伟大。季羡林的《我的老师们》中写的是慈父般的西克教授，他对留德学生季羡林给予父爱般的呵护与关怀，令远在异国他乡的季羡林感受到家的温暖。陈忠实的《晶莹的泪珠》写的是一位女老师对于他幼年失学的苦难与不幸给予无限同情，也以悲悯的“美丽心灵”将学生缓缓托起，这是一个年轻女老师对于学生的“泪的重量”，亦是“爱的重量”。
与汪曾祺、季羡林、陈忠实师恩散文的丰富多彩、臻入化境的抒情相比，有的作家不太注重“形式”上的
精雕细刻，而是通过家常话般的娓娓絮语铺衍其朴素的抒情智慧，以切近“散文之心”。比较典型的有莫言的《我的老师》。作品以一位普通学生极其日常的口语来谈他的几位老师。其间没有渲染和铺垫，叙述显得极其流畅自然，可谓意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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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情动于中。尤其写到体育老师为其“臭”名之“正名”，让那颗受伤的心灵接受了阳光般的抚慰。林清玄的《悬崖边的树》也以平白的文字，写王雨苍老师在他自暴自弃时对他灵魂的“救赎”。
应该说，中国现当代绝大多数关于师恩的散文彰显的是一种传统情理，从中可见中国人情世态的共性特点以及内在智慧。但是也有些作家会突破陈规樊篱，着意揭示师恩在极端处境下的特殊情况。表面看来，这似乎是非理性的，有悖于世俗伦理，更有违“师道”，但却有着动人的一面。换言之，在“情”与“理”的抉择中，这类作家更倾向对于“情”的呼唤与高扬。这让人看到明清“以情抗理”文学思潮在现代的复萌。清人张潮说得好：“‘情’之一字，所以维持世界。”11〇格非的《当木匠还是上大学》，讲述的是他坎坷求学路上的几位“摆渡人”。其中最感人的是与他素昧平生的两位老师。尽管知道格非的高考分数不够复读资格，翟老师仍从众多落榜生中挑他去补习，并给复读中学的一位朋友写推荐信想“开后门”。但学校要求必须出示高考成绩单。情急之下，格非谎称成绩单丢失，准备去县文教局“碰碰运气
”和作一下“垂死挣扎”。他好容易赶到，但已到下班时间，传达室老头不让进，正当他心如死灰准备离开时，一位女老师叫住他，问明情况后，竟赌上前途替他“伪造”了成绩单。梁晓声的《我和橘皮的往事》也写老师对他的“拯救”。梁晓声在义务劳动时，常往兜里揣几片干橘皮带回家给罹患肺病的母亲泡水喝，后遭同学告发，被要求在全校师生面前“认罪”。然而，知道事情原委后一向严厉的女老师，竟用广播“欺骗”全校师生，说是她让梁晓声干的。对此，梁晓声写道：“没有她，我不太可能成为作家。也许我的人生轨迹将彻底地被扭曲、改变，也许我真的会变成一个贼，以我的堕落报复社会。也许，我早已自杀了……”12〇可以说，无论“开后门”、“伪造”，还是“欺骗”，都有违“师道”甚至犯法，但出于大爱和至善，老师却能突破禁区，这让现当代的师恩散文有了感动天地之美。
值得一提的是，新时期以来的小说乃至电影、电视剧，大多注重塑造教师的光辉形象，强调其“为人师表”、“兢兢业业”的一面，这大多让人感到一个充满理想人格、散发神性之光的教师形象的存在。而改革开放以后的师恩散文则有所超越，作家在专注于书写教师的崇高形象、展现师恩的动人与伟大的同时，还突破世俗藩篱，将笔触探入“隐秘的角落”，深刻揭示教师在人情与事理、利己与利他之间的矛盾挣扎和艰难抉择，由高扬神性转向描摹人性。如格非在《当木匠还是上大学》中，不仅生动刻画了素不相识的文教局女老师为他“伪造成绩单”前的犹豫不决，以及“作案”后的慌张与恐惧，更不忘写出她的私心——
—“苟富贵，勿相忘”这一人之常情。可以说，这种充满张力的人性书写，更能凸显师恩的深度与重量，
令师恩散文更易贴近人心、引起共鸣。
三、复杂情感与“爱的艺术”
除了学生对老师深情的线性表达，百年来的中国师恩散文还具有更丰富复杂的内涵，这与20世纪以来中国的“多事之秋”不无关系。因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所发生的前所未有的剧变不可能不影响身处其中的作家，个人性情、政治立场、人生经历、生命意识、精神境界等诸种因素也会带来影响，从而使现当代师恩散文的情感表达更为复杂多元。
一是忏悔与自剖。这种情愫产生于师生间极度的情感失衡。以苏童的《初入学堂》为例。作品回忆自己小学受到特殊年代政治文化氛围的影响，曾随大流写“小字报”批判“师道尊严”，将矛头直指启蒙老师；但是陈老师却“以德报怨”，不仅微笑着抚摸他的脑袋，更在几近失明的情况下靠声音辨出远处的他，叮嘱他早回家。可以说，老师的温柔慈爱与自己幼时的“失德”形成鲜明对比。不过，感恩与忏悔其实是一体两面，没有发自肺腑的爱意与感恩，深沉诚挚的忏悔就无从谈起。对于陈老师，他既满怀歉疚，更是满腔柔情。季羡林在《我的老师董秋芳先生》中，深刻剖析自己的性格弱点带来的人生遗憾。其一是不善于情感表达；其二是不喜欢拜访人。这导致他与平生最感佩的恩师董秋芳先生“君子之交淡如水”了。二十余年间，季羡林竟与恩师从未互通有无，只见过一面。直到董先生作古，他才幡然醒悟。他曾表示：“一霎时，心中几十年的回忆、内疚、苦痛，蓦地抖动起来，我深自怨艾，痛悔不已。
然而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是无法挽回的。看来我只能抱恨终天了。”13〇季羡林甚至寄望于来世，“我一定能向他表露我的感情，一定常去拜访他，做一个程门立雪的好弟子。”14〇但这终究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愿望。
二是爱的辩证。师恩散文多是表达对先师的缅怀与不舍，面对恩师的离去难免悲伤，这是人之常情，亦是爱的体现。但也有以生命的绵延展示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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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谛，显示出超越性意向。王兆胜的《没有告别的“告别”》借“此岸”之“神迹”展现生命能量在不同物质形态间的绵延与涌流，如深夜写悼文时感到久久不愿离去的瓢虫仿佛是朱老师的精魂，人的死亡与瓢虫飞动似乎存在微妙联系，暗示人与万物的共生与转换关系。不仅如此，作品还呈现出“彼岸意识”。尽管恩师生前十分健谈，但最后没留给学生任何嘱托和遗言。但作者并不纠结于此，而是认为：“人生必须彻悟，理解人生真谛，解开生命密码，学会放下和放手，让朱老师尽早到另一世界，那个他或许会更为自由快乐的新的天地。”15〇当然，他又有所寄托：“朱老师，如果你在那边又想我们了，就托个梦，或者再放飞一只瓢虫过来，以传达我们师生之间的缘分和爱意吧。”16〇这样既能表达师生情深，又赋予作品强烈的超越性，达到一种自由自在、无拘无碍的境界。由于渗透浓厚的神秘主义彩和强
烈的“彼岸意识”，王兆胜的师恩书写既有深厚的人伦情怀，又展现天地之宽和宇宙之大。张晓风的《老师，这样，可以吗》也展现了这种生命绵延。她感动和惊异于老师“因为眷恋人世，便一径跑了回来，生死之间，她竟能因爱而持有度牒”。17〇然而，梦终究会醒，醒后异域清冷的月与方才梦中老师温热的笑靥形成强烈反差，让作者有些感伤。不过，她并未沉湎其中，而在老师刚刚造访的梦境与过去的现实关爱中“深味”着“师恩”的强力，并在“师恩”的托举下和异域的玄思迷情中，喷涌出博大深沉的天地情怀和炽烈旺盛的生命激情，充分展现对于生命的热爱与执着，以及人生途中奋力前行的愿望与勇气。如果说，王兆胜在生命的绵延中领悟到爱的真谛，超越了人类面对生死的世俗情感，懂得“放手”和“放下”，令散文走向冲淡平和与开阔高远之境；那么，张晓风则在生命的绵延中感受到一种生生不息、散发着神性之光的原始之力，在秀丽柔婉、诗性感伤的文字中，涌动着男儿般的豪犷之气。这种澎湃的热力与激情，是对散文境界的极大提升。
三是现实关切中的矛盾情感。在对社会现实的深入观照和严峻审视中，作家对书写对象所持的情感有时是相当矛盾的，这也考量着师恩散文所能抵达的人性深度。陆蠡的《私塾师》是一个关于“师恩”被异化和扭曲的文本。由于兰畦先生的严苛刻板和不近人情，“我”曾暗下决心，待他辞馆后不再理他，不再见他，甚至不再认他做先生，反感憎恶之情溢于言表。但在山村一次偶遇并得知老师的近况后，作为学生的“我”情感发生了变化。当得知他特来看我，且充满关爱之情，和蔼早非昔日之严酷，我顿生惭愧感伤。兰畦先生表示，多年来，因无弟子关切使他内心充满自卑与凄凉，这让我更加自责。不过，当
我知道先生已由私塾转入小学教书，又充满担忧：他的教学方式过于陈旧，与现代教育理念格格不入，不会为学生所诚心接受和喜爱；旧式私塾先生的知识储备有限，难以承担现代小学职责。于是，我内心十分矛盾：一方面，既苦于“中国教育的基础，最高学府建筑在不健全的小学上，犹如沙上筑塔”18〇，又同情家境贫寒的兰畦先生，“他没有资格教孩子，但他有生存的权利”19〇。可以说，这种矛盾心理和复杂情感揭示得既相当真实深刻，又具有丰富的社会现实内涵。林非的《招考博士生小记》采用的是教师视角。这令他在透视社会问题时既能铺衍矛盾的情感，又将“爱”这一师恩本质更直接和富于穿透力地呈现出来。他写到自己招考博士时内心的巨大矛盾与冲突：一方面，他希望将毕生所学统统灌注到这些年富力强、志向高远的年轻人心里；另一方面，他更担心在当时浮躁功利、物质至上、轻视知识分子的社会环境中，这些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又重蹈他的覆辙，即一生困窘，满腹经纶却仍为生计发愁，终难摆脱贫苦不公的命运。在这种矛盾心理驱使下，他权衡再三，竟劝投考博士的学生慎重考虑，有“劝退”之意。在此，林非的内心虽满含焦虑痛苦以及无奈不舍，但并未将个人意志凌驾于学生之上，而是充分考虑其切身处境，这是很难得的。不仅如此，即便他劝说的学生后来真的放弃，林非也并无责怪之意，不但表示尊重和理解，还在内心默默地祝祷。而对勤奋投考的学生更是爱护有加，不但申请破格录取三人，也同样给予美好的祝福。总之，无论是陆蠡对中国教育之现状与未来的满怀忧思，还是林非对中国知识分子命运之不公的严峻审视和深刻反思，都体现出师恩散文的现实关怀这一精神向度。而对其间的矛盾情感的细腻表达，其实都指向人性的至善，很好展现了师恩散文所抵达的人性深度。
有人认为，“鉴别复杂情感，书写复杂情感，实际上对我们青少年时期的情感教育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们之所以写不出具有‘真情实感’的叙事抒情文章，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情实感’的生活，而是因为我们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情感教育，亦从未将爱当作一门知识来学习。”20〇的确，中国青少年的情感教育是相当匮乏的。反观西方，其情感教育就要发达得多，这是需要借鉴和学习的。如今，传统抒情散文为人诟病甚多，最典型的如孙绍振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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