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将不尽，与古为新：谈苏轼《前赤壁赋》对汉赋的承变及意义
【摘 要】作为汉代最有代表性的文学形式，赋包括汉大赋和赋。汉大赋的典型特点是主客问答的形式、四言一顺的铺陈、韵散结合的句式、体物为主的内容、凭虚夸饰的风格等；赋则直承屈骚，以抒情议论为主，名物铺陈为次。苏轼《前赤壁赋》继承了汉赋的诸多特点，但又有糅合和新变，使文章灵动跳脱，改变了汉大赋主物文学的特征，转而主事，便于论辩和说理，为赋体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关键词】《前赤壁赋》；汉赋；主客问答；主物；铺陈；主事
赋体是一种源于先秦的古老文体，来源复杂。主流的观点有诗源说，如班固的《两都赋序》：“赋者，古诗之流也。”后世亦多持此说，如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就认为：“赋自诗出，分歧异派。写物图貌，蔚似雕画。”有骚源说，东汉班固《离骚序》、清代程廷祚《骚赋论》、晚清姚华《论文后编》、当代学者易闻晓《楚辞与汉代赋流变》等皆持此说。其他还有如纵横家说、隐语说、俳词说、说话艺术说、多元说等。最近踪凡先生在《赋源新论》中又提出新说：赋源于祭祀礼仪或先秦韵语。诸说各有道理迄今无定论，但赋至汉代大盛则是学界公论，并以赋和汉大赋为最主要代表，形成汉赋特有的体裁特五指执笔法
益阳特产征。
一、以抒情议论为主要特征的赋
“汉代赋继承屈、宋等楚辞之制，最为根本的特点就是抒情，与汉大赋叙物判然为二。”无论是以贾谊《吊屈原赋》为代表的凭吊赋，还是后来的述志、纪行等变体，无不以抒情为主，间以议论说理。贾谊《吊屈原赋》中有：“已矣！国其莫我知兮，独壹郁其谁语？凤飘飘其高逝兮，固自引而远去。袭九渊之神龙兮，沕深潜以自珍；偭蟂獭以隐处兮，夫岂从虾与蛭蚓？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骐骥可得系而羁兮，岂云异夫犬羊？”其实也是整首赋的要旨，皆以“国其莫我知兮，独壹郁其谁语”的愤懑为触发点，言志抒情、名物铺陈的篇幅较之屈骚大幅缩小，并以韵语出之。虽不似屈骚有强烈的家国情怀而仅抒一己之进退得失，但依然保留了遗韵。纪行类赋作如东汉蔡邕《述行赋》，其在序言中就交代了创作目的：“延熹二年秋，霖雨逾月。是时梁冀新诛，而徐璜、左悺等五侯擅贵于其处。又起显阳苑于城西。人徒冻饿，不得其命者甚众。白马令李云以直言死，鸿胪陈君以救云抵罪。璜以余能鼓琴，白朝廷，敕陈留太守发遣余。到偃师，病不前，得归。心愤此事，遂托所过，述而成赋。”这是蔡邕在公元159年从陈留（今河南开
封市东南）到东都洛阳途中（到偃师托病而还），有感于时事而写的一篇托古讽今的作品。作者每经过一处，都对一处的历史进行追溯评价，借以抒发对当时宦官专政、社会黑暗的批判和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关注。这篇赋作以述行为骨，以抒情议论为魂，情系家国，深得楚骚之精髓。虽然汉代赋也有与汉大赋相结合者，由抒情转向体物，诸如王褒之《洞箫赋》、贾谊之《旱云赋》，但汉代赋抒情为主，大略如此。
与屈骚相比，此两赋体现了汉代赋的一些共同特点：“屈辞的情感融合了源于三代的政治理想、身系社稷的贵胄情怀以及南国楚人的狂狷气性。汉代赋主体情感则主要系于一己之进退……而且情感本身为理性所节制，或起于情而止乎理。”［6］所借以抒情之物也由虚空转向质实就理，体现了鲜明的汉代特。句式上也不同于屈骚的长短不拘、无所依傍，而逐渐形成“上七下六”的整饬句式。这种句式在贾谊《吊屈原赋》中已初见端倪，上文所引已明，而蔡邕《述行赋》正文更是全文如此，显示了汉代赋形式上的刻意为之。此外，由于汉武帝之后经学背景下的赋创作更多的是理性节制，类似屈骚的众多卉木铺陈已销声匿迹。
二、以主客问答构篇等为特征的汉大赋
栉风沐雨屈骚经宋玉赋作这一环节的发展成为一代辞章——汉大赋之后，结构上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以主客问答的方式结构全篇。无论西汉枚乘《七发》中的“吴客”和“楚太子”，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中的“子虚”“乌有”二先生，还是东汉班固《两都赋》中的“东都宾”和“西都主人”，张衡《二京赋》中的“凭虚公子”“安处先生”，以及设论之体如东方朔的《答客难》、扬雄的《解嘲》等，都是主客问答的方式，蔚为大观。它们都极尽铺陈，或相互辩难，展示汉大赋独有的特——铺陈名物、竞相博识。试举一例：
“犓牛之腴，菜以筍蒲。肥狗之和，冒以山肤。楚苗之食，安胡之饭，抟之不解，一啜而散。于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调和。熊蹯之胹，芍药之酱，薄耆之炙，鲜鲤之脍，秋黄之苏，白露之茹。兰英之酒，酌以涤口。山梁之餐，豢豹之胎。小饭大啜，如汤沃雪。”［7］（枚乘《七发》）
这的确是“天下之至美也”。但作者穷极天下至美的铺陈，只是为了刺激楚太子的兴趣，力求为其疗疾，仅此而已，并没有弦外之音。上述其他汉大赋作品亦是如此，由此形成了汉大赋另一个明显的特征——弃情叙物。在极度驰骋想象和体现博物的同时，文学的质素犹浓。汉大赋作为一种新兴文体，在受众心中的空间尚小，但随着汉大赋的发展，尤其“自扬
苏轼前赤壁赋雄以‘学者型文人’为赋，则以事实为本，议论为用，征引《诗》《书》，虽具体铺陈仍有凭虚，但总体框架业已征实”［8］，其驰骋想象的空间愈来愈小。而表现为学问、为知识化、征实的倾向，使汉大赋文学性减弱，正如清代袁枚对左思赋的评价：“洛阳所以纸贵者，直是家置一本，当类书、郡志读耳。”［9］虽然评价不够中肯，但也道出汉大赋的流弊所在，在逐渐以抒情为主流的文学环境下，它必然要么消亡，要么被改造。
三、《前赤壁赋》对汉赋的承与变
阴虱病怎么苏轼的《前赤壁赋》以其特有的旷达通脱的气质、深邃的思想内涵、行云流水的风格以及对汉赋的成功改造而获得巨大成功。详而论之，即苏轼糅合了汉代赋和大赋二者之长而避免了二者之短，使思想的流露能伸缩自如、游刃有余。
包公断案的歇后语首先，《前赤壁赋》继承了汉赋共有的铺陈手法。另外，它又继承了汉代赋的抒情议论和汉大赋的主客问答为特的结构，形成并发展了有宋一代一种新的赋类——文赋。赋中“苏子”与“客”对人生的探讨，为说服对方而对论据（曹孟德、“吾与子”）进行的叙述描写——“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10］，都显示了对汉赋上述诸特的充分继承。
其次，《前赤壁赋》对汉赋也进行了更多的创新。从现存文献来看，汉代赋不用主客问答的形式，亦可成篇，诸如贾谊吊屈、班彪北征、蔡邕述行等，但鸿篇巨制皆由一人倾诉而下，乃至如述行之赋，堆垛故实，虽情韵深沉，但未免稍显板滞。《前赤壁赋》则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通过“苏子”与“客”的论辩，在思想的相互交锋中阐释哲理，宣扬一种委运任化、随缘自适的人生哲学，以解脱人生坎坷的萧条烦闷，使文章结构精致。赋中人物角转换灵活，行文空灵跳脱，显示此问答已不同于汉大赋的问答：前者在于事理的推论，而后者只是专注于名物的铺陈。比如：
客曰：“……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苏子曰：“……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