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２０２０年第３期ＮＯ ３，２０２０闻一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
马弋涵
（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云南昆明６５００３１）
摘　要：闻一多先生是一名纯粹的中国知识分子，他将爱国诗人、古典文学教授、民主斗士三者合璧于一身。在死亡的威胁面前，闻一多以诗人的气概卓立，他气壮山河的最后一次演讲，彰显出大义凛然的高贵品格；闻一多用壮烈牺牲向学界与世人展现了罕见的人格力量，诠释了知识分子为国家和民族的进步发展上下求索、舍生取义的家国情怀。讲好闻一多发表“最后演讲”的故事，既是弘扬云南光荣革命传统的必然要求，又是激励新时代知识分子继续砥砺家国情怀，笃行报国之志，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在奉献伟大时代中实现人生价值的现实选择。
关键词：闻一多；最后一次演讲；中国知识分子；家国情怀
中图分类号：Ｄ６６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２８１１（２０２０）０３－００７１－０８
家国情怀，是一种对国和家的热爱，是一种忧国忧民的责任感，既是植根于中华民族血脉之中的一种文化传承，也是滋养我国知识分子实现社会价值的高贵品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知识分子历来
有浓厚的家国情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重道义、勇担当。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为我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有的甚至献出宝贵生命，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事迹。”①
闻一多发表“最后的演讲”、舍生取义的故事，是习近平总书记２０２０年１月考察云南工作时专门提到的，他指出，“云南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有很多感人肺腑的动人故事”，“要把这些故事作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的生动教材，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断检视初心、滋养初心，不断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②
闻一多在中国文化界、学术界、艺术界的卓著成就和一生的过往故事，是有很多研究和传记的。最权威和全面的，当属季镇淮先生《闻朱年谱》、闻立雕先生的《红烛，我的父亲闻一多》，以及闻黎明先生的《闻一多年谱长编》《闻一多传》。而于云南，我们对闻一多先生更应该再有所纪念。因为他一生中将近五分之一的时间在这里度过，他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的著作，七成
作者简介：马弋涵，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科研处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特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和统一战线相关理论政策。
①　《习近平：广大知识分子要主动担当积极作为　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多作贡献》，２０１７年３月４日，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ｃｃｔｖ．ｃｏｍ／２０１７／０３／０４／ＡＲＴＩｒｔｔＩＬＰＣｄ７０ｕ４ｗＧ６Ａｋ０ｏｒ１７０３０４．ｓｈｔｍｌ，２０２０年９月１日。
②　《习近平春节前夕赴云南看望慰问各族干部众　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美好的新春祝福　祝各族人民生活越来越好祝祖国欣欣向荣》，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１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ｌｅａｄｅｒｓ／２０２０－０１／２１／ｃ＿１１２５４８９９８７．ｈｔｍ，２０２０年９月１日。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２０２０年第３期ＮＯ ３，２０２０
完成于云南，最终把他伟大的忠魂也留在了云岭大地，成就了他一生的壮丽诗篇。２０１６年，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省内外专家学者，编写出版了“云南百位历史名人传记丛书”，其中，由刘文孝教授带领撰写的《文化雄狮———闻一多人生五重奏》①内容翔实、考证有据，立论高雅、感情宏大，实为云南纪念一多先生树起的一面旗帜，也着实给了我们很多启发。因此，要想跟随总书记讲好这个历史故事，笔者唯有站在巨人的肩上，综合上述权威记载，把闻一多先生著名的最后一次讲演的事件背景、来龙去脉、时代意义讲清楚，并从知识分子家国情怀的角度谈一些自己的认识。
一、砥砺家国情怀的爱国诗人
闻一多，名家骅，学名“多”，字“益善”，号“友三”，１８９９年１１月２４日生于湖北省浠水县巴河镇闻氏家族。浠水闻氏，三世同堂，书香门第，所居院落额曰“春生梅阁”，大门对联书“七十从心所欲，百年之计树人”。这样的家族虽也有过功名之求，但较之陋儒腐儒，却通达开明甚矣。闻先生自幼在家
中书房“绵葛轩”熟读经史、饱览籍，所学既有子曰诗云，也有算数物理。除白日所学，每日入夜，还跟随其父亲读《汉书》，纵论古今忠义人物。１３岁时，以全省第一的中文成绩保送清华学校，为便于同学称呼，在好友潘光旦和吴泽霖的提议下，将学名改为“一多”。清华１０年后又留学美国，先后在芝加哥美术学院、珂泉科罗拉多大学和纽约艺术学院进行学习。这些经历，使闻一多养成了既刚直不阿又谦虚待人、既尊重传统又革故鼎新的品格，成为我国近现代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家。
他首先以独具特的诗人闻名于世。闻一多一生诗作并不算多，但却以感情深厚、艺术精美见长。他一生不作诗则已，一作诗，必然一改再改，务求“尽美”。正如梁实秋所说，“一多作诗的时候拼命作诗，治学的时候拼命治学……可见他自己是全神贯注在艺术里，把人生也当做艺术去处理”。不过，先生所追求的纯粹的艺术，并非是对抗道德、不问是非的唯美主义，而是以完美的艺术形式表达贫弱民族的尊严。留美期间，这种饱含着神圣爱国情怀的诗艺愈发升华。一次，珂泉学生报《科罗拉多之虎》发表了一个美国学生的诗《Ｃｈｉｎｅｅ（中国人）》，说中国人面孔活像狮身人面兽，整天板着脸，没表情，不知心想些什么。闻一多当即回敬一首《Ａｎｏｔｈｅｒ“Ｃｈｉｎｅｅ”Ａｎｓｗｅｒｉｎｇ（另一个中国人的回答）》，发表在珂校学生报上：
我脸如狮身人面像，
你说，它使你困惑，
你希望我唇齿清楚，
你要我回答。
不过，要是我的话对你是个谜
因此我宁可保持沉默。
为什么要沉默呢？中国俗话说，“对牛弹琴”牛不懂。“保持沉默”实际就是说，这美国小子是头牛！接着闻先生告诉他：
我将沉默地送你
最好的礼物，
送你一只玉制的茶杯
①该书正式出版后，官方书名定为《文化雄狮闻一多》。因书中章节按“闻一多人生五重奏”的顺序编排，故此处使用该书原名，意在突显内容特点和作者初心。
闻一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马弋涵
厨房的对联
透明而稀薄，
碧绿如竹林中的朦胧光线，
我将送你一件锦袍，
绣满奇异豪华的彩图，
菱形的彩块，
爱情随遇而安蝙蝠和彩蝶，
有金长须、道貌岸然的龙，
用梦幻般闪亮丝线织成；
一无所有的意思
我将赠你花束，
有桃花、梅花、梨花；
我将赠你绸面精装，
充斥着奇怪方块字的典籍。
这首短兵相接的爱国诗歌，不仅在向一个化外之氓讲述丰富优雅的中国文化，而且“功力雄厚，词藻丰瞻，不能不使美国小子们叹服”。闻一多留美期间的诗歌创作，除了围绕爱国主题外，还提出了一套创造新格律诗的理论。新诗形式既吸收西方诗歌音节体式的长处，又注意保留中国古典诗歌格律的传统，主张新诗应具有“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辞藻），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他所倡导的新格律诗理论和独树一帜的诗歌创作影响了为数众多的诗人，并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新格律诗派，在新诗发展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孤雁》《太平洋舟中见一明星》《七子之歌》《长城下的哀歌》《晴朝》《我是中国人》《爱国的心》《故乡》《回来了》等，都是在留美期间写成，这些也都是先生对中国新诗的贡献。其中，最著名的当然要数《太阳吟》和《忆菊》。在《忆菊》中，闻先生写道：“我要赞美我祖国底花！我要赞美我如花底祖国！”今天，这两句诗已成为新诗中传诵最多的爱国名句。闻一多自己说过，他爱的中国，“是中国的山川，中国的草木，中国的鸟兽，中国的屋宇———中国的人”。遍观他此时的诗，无一不浸透着中国文化中那种洒脱超然、物我同一、人我兼爱的道墨两家精神。这是闻一多爱国诗歌的第一层思想境界。
１９２５年６月１日，闻一多再次踏上祖国的土地，目睹了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中国土地上屠杀中国民众的“五卅惨案”。面对祖国的深重灾难，先生将原来 丽唯美的家国情怀转化为更加深沉的忧国忧民之心，继续通过诗歌表达极其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质，表现出深沉、热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从爱
国爱民的真情出发，表现出对黑暗现实的厌恶，被压迫民族的悲愤，国土沦丧的痛苦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这是先生爱国诗歌的第二层思想境界。
１９２６年“三一八惨案”后，先生愤怒了，写了《天安门》，以洋车夫的口气，揭露军阀政府杀害人民的罪行；又发表《欺负着了》，为劳苦大众请命伸冤，这是闻一多诗歌所到达的真正的爱国境界。这种境界，与当时那些只会为政府摇旗呐喊或只知片面追求民族主义的所谓“爱国”诗人是完全不同的，也是他们无法企及的。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序》中说：“他是个爱国诗人，而且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爱国诗人。”①不仅如此，先生还通过诗词唤醒民众奋起反抗的革命热情，他在《唁词———纪念三月十八日的惨剧》中说：
家规家训范本但是这哀痛的波动却没有完，
他要在四万万颗心上永远翻腾。
①刘文孝、刘圣雨：《文化雄狮闻一多》，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５１—５４页。
哀恸要永远咬住四万万颗心，
那么这哀痛便是忏悔，便是惕警，
还要把馨香缭绕，俎豆来供奉！
哀痛是我们的启示，我们的光明。
２０年后，先生在“一二·一”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中坚定地站在学生这一边，抗议反动派的血腥罪行，甚至在紧要关头献出自己的生命，其心中早已深植真正的清醒的爱国思想。
二、具有高尚人格的古典文学教授
闻一多终其一生，不过一教师而已，但其大师风度和高尚品格就在其间显现出来。闻一多的成就并不限于新诗创作与提倡新格律诗理论，他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古代文化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创造性的重大成就，引起了学术思想界更为强烈而普遍的震动。应该说，闻一多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开辟了中国现代古典学术研究之先河，进行了大量“发千年未发之覆”的探索，他是“前无古人的古典学者”。闻一多的故事
老谋深算打一中草药名除了有大师的成就，先生在教书育人上更是体现了强烈的使命感。一是爱惜人才。先生博学多才，尤其在人文科学方面可称全才，自由创作与学术研究兼而有之，对于学生的各种要求，自能应付裕如。因有诗人的口才，学者的深邃，加上名士的风度，先生讲课深受学生欢迎。甚至在条件艰苦的西南联大，也有很多非文科的学生来挤蹭闻教授的课。除了一般的讲授，对有特长与特殊爱好的学生，他也会给予特殊的指导，如指导陈梦家和臧克家写诗，鼓励荒芜译介惠特曼的诗，点拨赵萝蕤译介现代英美诗歌，扶持费鉴照研究现代英国诗人，指导孙作云研究楚辞，帮助王力探讨中国文法中的系词，提
议张清常以大籀重写诗经……此外，如曹葆华、卞之琳、李广田等人，并非先生的学生，但也常是他家中座上客。①
二是胸襟开阔。闻一多不仅能高屋建瓴，给学生指出向上一路，就是落到具体实处，也不遗余力给学生以切实的帮助。在西南联大，生活异常艰苦，但闻一多与同学一起兼职、一起吃饭、一起成立新诗社。师生相濡以沫的情感，共度艰辛的乐趣，这是一种骨子里的文化、骨子里的风雅。闻一多是新诗社的导师，赵宝煦说：“我印象里最深的，就是他说你不是首先要作诗，首先是要做人。你先做好人，才能做好诗。”②此外，闻一多不仅让学生随便抄写使用自己付出心血获得的大叠大叠的还未发表的手抄研究资料，还字斟句酌地为学生修改文章，甚至以自身专长为学生服务。林庚的第一部诗集《夜》的封面，就是他代为设计的。推荐学生的诗文给报刊，当然也是先生的事。费鉴照的文章，臧克家第一次发表的《洋车夫》《失眠》等诗作，都是闻一多先生送到杂志社去的。
三是爱护学生。闻一多除了爱才，对一般学生也非常爱护。虽然他多数时候主张学生少问国事，努力读书，但由于他本人也是经过五四运动陶冶之人，因此对学生的正义感也是同情和保护的。如果说抗日战争爆发前，闻一多对学生的爱护，还只是体现为优秀正直的教师品格，那么，抗战爆发后，他对学生的态度就有了升华，与学生建立起了一种同甘苦共命运的联系。１９３８年２月，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组成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要继续南迁至昆明成立西南联大。当时，从长沙赴昆明有三条线路：一经香港，二经海防，都有舟车代步。唯有第三条，经贵州入昆，完全是步行。以闻一多
的年纪和资格，完全可以选前两条路线，但他最后选择与学生一起，一路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２０２０年第３期ＮＯ ３，２０２０
①②刘文孝、刘圣雨：《文化雄狮闻一多》，第１４３页。
张曼菱：《西南联大行思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９年，第２５７—２５８页。
闻一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马弋涵
跋山涉水步行６８日，行程３５００多里。到昆明时，先生已是面颊瘦削，额上皱纹深刻，实际年纪不过４０，看上去却已５０有余。①但先生并不认为这是受罪，一路上，他采集民谣、民歌，还创作了许多描绘祖国壮丽山河的风景画。在先生看来，这是他认识中国社会和人民生活的方式途径，这应是知识分子深入基层、贴近众，自觉“接地气”的表现了。在西南联大的８年多时间，师生的关系更进一步演变为同志战友关系，相互砥砺，共同革命。闻一多走出书斋，投身民主运动，能够具有那样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既与他在新诗创作及古代文学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密不可分，更与他高尚的人格魅力和感染力息息相关。
三、为国家和民族进步舍生取义的民主斗士
１９４４年，抗日战争尚未结束，国民党当局就策划发动内战，中共与民盟对此坚决抵制，国统区掀
起了反内战、反独裁的浪潮。
李公朴、闻一多等进步知识分子坚定地站在中国共产党这边，为和平民主、建立新中国而奋斗。闻一多在中共西南局的建议下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民盟云南省支部执行委员，积极参加由中共地下党和民盟同志所组织的“西南文化研究会”，谈学术，议时政，研究斗争策略；并在中共和民盟同志的影响帮助下，认真阅读马列原典和著作，阅读《新华日报》和《众》杂志等革命书刊，使自己的政治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他高兴地和朋友说：“对中国的前途渐渐有信心了。”这一年的昆明，民主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日益高涨，先后举行了辛亥革命３３周年、七七抗战、护国起义等一系列纪念会。昆明的民主运动成为国统区民主运动中的一面旗帜，西南联大赢得了“民主堡垒”的称号，闻一多也留下了“狮子”的美名。１９４５年，在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闻一多当选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后又担任云南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
眼见民主运动如火如荼，国民党当局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予以镇压。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１日，国民党大批特务和军人携带武器，分批闯入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师范学院和联大附中等五处，袭击学生，以炸死南菁中学教员于再、联大学生李鲁连和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又以刺刀刺死联大女学生潘琰，另外打伤学生２５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随后，又于１９４６年２月，制造重庆“较场口血案”；６月，制造南京“下关惨案”；仅１９４６年６月间，国民党就逮捕了１ ３万余名反内战的工人、学生和市民。
时局险恶，然而民盟云南省支部和李公朴、闻一多等人迎难而上，更加坚定地站在中国共产党这边，自觉地按照党和民盟组织的要求行事，更加激愤地投入到民主运动中去。闻一多说，我们过去那种严守中立的超然态度是自欺欺人，再不能做袖手旁观或装聋作哑的消极中立者，要站出来“明是非，辨真伪”，要和平，要民主，反对内战。与此同时，朋友们对李公朴、闻一多两位先生的安危非常担心，劝他们尽早离开昆明。据闻一多之孙闻黎明考证，１９４６年３月，蒋介石在向西南联大三青团训话时，就给闻一多等人戴上了“不法教师，污辱党国，甘为共匪奴属”的帽子，要手下“加以还击”。６月，时任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霍揆彰拟定了一份包括李公朴、闻一多、张奚若、潘光旦、罗隆基、楚图南、费孝通等十多人在内的暗杀名单，呈报蒋介石圈定。面对朋友的好意劝说，李公朴的回应是：“像我们搞民主运动的人，前脚跨出门，后脚就不准备跨回来！”
①刘文孝、刘圣雨：《文化雄狮闻一多》，第１４５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