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6
中国左翼作家
联盟与茅盾
陈怡旸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山东省曲阜市　273165）摘　要：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社团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虽然从它成立到解散只有短短的六年时间，但是它具有的深远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左联作为政治倾向鲜明的文学组织，其主要成员本身就是伟大的革命家，在争取意识形态方面具有天生的政治敏锐性。而其中，在笔者看来，具有最高艺术成就的当属茅盾。本文从左联的产生，茅盾与左联和左翼作家，茅盾与《子夜》这三个角度系统地阐释了在20世纪初期，茅盾在左联的一系列创作活动轨迹，深刻地揭示了茅盾所代表的的左翼文学在中国先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高度赞扬了茅盾革命文学的艺术性与审美性。
关键词：茅盾；左联；左翼文学
左翼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一支，作为左联中坚力量的茅盾试图通过左翼文学来“清算过去和确立目前文学运动的任务”，清除干净以“左倾空谈”为表现特征的“革命文学”“普罗文学”。在左联的期间，茅
盾参与了数次重大论争，通过革新革命文学，茅盾竭力打造一个全新的“左翼文学”；在与“第三种人”关于“文艺自由辩论”的争论中明确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用文人的的手段阐释了文艺作品的阶级性问题，坚持文学作品的政治倾向和审美本质相一致。
左联的产生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帷幕缓缓落下，中国文学面临着无数的发展机遇。纷繁复杂的社会大背景下，不同的文学社团、文学流派和作家在全国各地开始汇聚，文艺思想的激烈碰撞致使不同种类的文学现象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文学思潮。然而，文艺上的繁荣却无法扭转反革命后国民革命陷入低潮的现实，在这种政治与文化断崖式极度落差的境况下，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联合起来，响应鲁迅“反对派且已经有联合战线了，而我们还没有团结起来！”的号召，于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中的大部分成员都来自于原先的太阳社、创造社，其中也不乏这两大文学社团中的中坚力量。左联的作家们在前期就已经接受过无产阶级文艺理论思想的改造，了解文艺的政治导向性，确立了文学艺术“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文艺创作核心指导思想，从此，一个专门传播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文学社团在中国文学史上屹立高耸。
在左联成立前，左翼文学就已经确定了整体的文学风格与基调。左联的名称经历了从“革命文学”到“无产阶级文学”的多次转变，这就从宏观上把控了左翼作家的创作导向问题。“左翼文学从
发生之始就有着很多的可能性。”[1]
这就要求我们现代研究需采用
家长会开场白府拨军队护送来往商船，因有不肖商人暗行科派，从中渔利，陈炯明乃发告示严禁军队私受资给，“至各兵士尤宜廉洁自持，凡遇护船等差，无论路之远近，除在途中受该船茶膳供给外，不得滥受分文，其各凛遵毋违。”
1913年7月6日，陈炯明发布《饬广东省各县知事讲求吏治令》，要求各县知事立身廉正，倘或有人不顾法令贪赃枉法，一旦查实，必将严惩。由此可见陈炯明对下级官员也提出了为政清廉的严格要求。
陈炯明廉政品格的评价及其现实意义
陈炯明的廉政品格对当时广东的社会政治产生了较大的积极影响。陈炯明两次执政广东期间实行的一系列廉政措施，对整治广东的社会风气，抑制广东官场的贪腐之风和民间的赌博恶习，对广东特别是广州的社会清廉和进步，都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
当然，陈炯明的廉政措施的成效也是有限的。陈炯明虽一直致力于整治贪墨之风，但由于当时的复杂局势以及其他种种原因，有些措施并不能得到很好实行，例如在1921年广东民选县长的过程中，营私舞弊、贿赂包办等丑陋现象随处可见，陈炯明虽颁布了《民选县长毋以贿行求布告》，但并不能完全
禁止这种现象。
陈炯明的廉政品格对我国当前的廉政建设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正所谓“执政以廉为本，为官以勤为先。”当前我国正大力倡导廉洁之风，为官者自应以“廉”为行事之基本原则，拒绝贪污，拒绝腐败。这些，我们都可以从陈炯明的廉政品质中得到若干启示。
陈炯明是复杂历史下的一位复杂人物，我们应客观地看待不同历史时期的陈炯明，他有缺点，也有优点，对于他的廉政品质及其在粤执政时期所做的贡献我们不能否认，这才是我们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陈炯明的廉政品格为我们提供了一面永远值得学习的镜鉴。
参考文献
[1]段云章，倪俊明.陈炯明[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2]段云章，倪俊明.陈炯明集（增订本）[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
[3]段云章，沈晓敏，倪俊明.历有争议的陈炯明[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
[4]段云章，倪俊明.陈炯明的理想和道路——以民主联邦制为考察中心[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5).姻缘符
[5]陈友乔.陈炯明与惠州的不解之缘[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5).
[6] 冀满红，刘文军.清末广东谘议局与禁赌[J].历史档案,2006(02).注释
[1]段云章，倪俊明：《陈炯明集》（增订本）上卷，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48页。
[2]段云章，倪俊明：《陈炯明集》（增订本）下卷，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50页。
[3]段云章，倪俊明：《陈炯明集》（增订本）上卷，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00页。
[4]段云章，倪俊明：《陈炯明集》（增订本）上卷，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5页。怎么改定位
[5]段云章，倪俊明：《陈炯明集》（增订本）上卷，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
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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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角度进行分析，不仅要关注左联社会背景的复杂性，更要将关注点放在左联内部框架——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本身上。在左联成立大会上就曾有成员说道“我们左翼作家联盟不是什么艺术流派的结合，而是在当今‘万国的无产阶级团结起来’要完成其历史使命的革命团体。”[2]不难发现，在左联作家中有一部分从事的文学工作与文学本身并没有本质上的关联。这也正是后期左联备受争议的。
茅盾与左联
茅盾是一位高产的作家，一生中发表过不少影响深远的作品，其中大部分文学作品都集中于1927年——1936年间。中国当代文学专家学者认为，茅盾创作的高峰期位于1932年、1933年这两年间，这一时间段茅盾先后发表了《子夜》《林家铺子》《秋收》《残冬》等小说，这些小说被当代学者认为是左翼文学的代表，而其中长篇小说《子夜》更是左翼文学发展最高峰的标志。1930年至1936年的左联被誉为是左翼文学史上最为重要的时期，是左翼文学“批判”主义精神高度凝练的体现。在1932年，以胡秋原、苏汶等为首的一批文人自称是国民党反动文人与左联革命阵营之间另一个新体，即所谓的“第三种人”，以“文艺自由”作为指导思想，坚决反对以文学“为工农大众服务”为思想核心的左翼文学，否认文艺应当为革命政治服务的理论。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叶紫作＜丰收＞序》中说道，“这
一世界中人，会轻蔑，憎恶，压迫，恐怖，杀戮别一世界中人，然而他不知道，因此他也写不出，于是他自称‘第三种人’，他‘为艺术而艺术’，他即使写了出来，也不过是三只眼，长颈子而已。”然而在苏汶的眼中左翼作家都是“左而不作”的空架子，左联没有拿的出手的文学作品傍身。就是在这个备受打压与冷嘲热讽的时期，《林家铺子》《春蚕》以及《子夜》先后发表，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中硬生生地挤出一条缝来，实实在在地打了“第三种人”一记响亮的耳光。这一时期茅盾的作品通过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强烈谴责、对帝国资本主义的深刻剖析，无情地批判了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残忍破败的冷酷现实。茅盾利用革命家的身份，通过文学家的笔调，以冷静的态度审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生百态，形成了独具茅盾特的文风，一时间在左翼作家中间掀起狂潮。两年时间内三篇长篇小说的问世也使得茅盾一手打破了外界对左联“闭门主义”的偏见，扭转了左联“活动多，作品少”在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极为被动的局面。
作为一个坚定的现实主义者，茅盾一直致力于发现那是中国社会的细微变化。大革命失败后，茅盾接连写了三部小说《幻灭》《动摇》和《追求》。这三部小说真实而大胆地揭露了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在面对失败的革命时内心的恐惧与迷茫，深刻地批评了理想主义终究是会幻灭的这一脆弱性。同一时期的太阳社作家曾对这三部小说灰暗的调予以公开批评，然而茅盾站在了文学的艺术性层面阐释自己对于革命文学的看法。他认为，并非只有反映新兴“第四阶级”的文学才是革命文学，当时革命文学题材狭窄，写作对象单一，写作风格激进，缺乏文学艺术审美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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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与左翼作家
茅盾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始终致力与将左翼文学作品的革命性与文学性结合起来，在坚持文艺作品的政治导向性的同时兼顾文学的审美特性。许多左联作家接受的教育来自于苏联与日本，这就导致了他们的文学作品往往过于激进，甚至抛开文学作品本身文学性的成分，力图追求直白简单的表达，这是以文字工夫见长的茅盾所不能理解的，于是茅盾的文艺创作与不少左联作家难以保持思想上的一致性。茅盾一向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展，他曾在《论无产阶级艺术》一文中说道“我们应该承认文艺批评论，确是站在一阶级的立点为本阶级的利益而立论的。”[3]在左联期间，茅盾也在不断学习最新的理论武装头脑，到了二十世纪30年代，茅盾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素养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甚至能够熟练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最新成果拔高自己文艺作品的内涵。
茅盾在左翼作家体中始终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他在作品中清晰明确地解释了文艺与政治、现实之间的关系，指出了文学的阶级性与审美性的内涵，茅盾在文艺与政治上的前瞻性使他成为了左翼作家体的风向标，对其他左翼作家起到了一定的创作领导作用。茅盾在左联任职的期间，身体力行，积极引导中国革命文学走向正确的道路。茅盾曾毫不避讳地指出华汉的《地泉》“假、大、空”的问题——“在这类作品中是‘脸谱主义’地去描写人物，‘方程式’地去布置故事和用标语口号的言辞去表达感情。”
左联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史上是昙花一现般的存在，但是以茅盾的批判精神为首的左联精神却贯穿了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一直延续至今。茅盾以大局为重的观念使他积极探索着“左翼文学”的发展道路，他始终以文人的独特的视角观察当时的社会，将“左翼”的概念注入时代发展理念，在动荡的政治格局下赋予“左翼”不同的定义，时刻保持着冷静客观的态度，坚守文学阵地，展现出卓越的胆识和深厚的文学底蕴。
茅盾与《子夜》
1930年，茅盾加入左联没多久，国民党内部各派系军阀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为混乱的反动战争，张发奎联合了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人讨伐蒋介石。由于这场战争主战场位于中原地带，故称“中原大战”。以张发奎、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为代表的反蒋军阀头子联合国民党内的改组派，试图另立山头，组建一个与南京国民政府相抗衡的武汉国民政府。茅盾的小说《子夜》就成书于这个时间点。小说《子夜》以“中原大战”期间的实业家吴荪蒲与金融家赵伯韬为主人公，这部小说最大的矛盾点在于两位主人公不同的政治站位——吴荪蒲支持武汉汪精卫一派，而赵伯韬则支持南京蒋介石一派。茅盾通过《子夜》深刻地批判了国民党内部汪、蒋两派的混乱局势，同时也揭示了世界经济危机大环境下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与吞并。
茅盾在创作《子夜》初期曾打算写一部“都市三部曲”——《棉纱》《证券》《标金》，与“乡村三部曲”
交织成一部“城乡交响曲”。后来，茅盾放弃了这一宏伟的设计想法，将精力放在了都市小说方面，命名为《夕阳》。1931年4月，茅盾带着完成了前几章的小说手稿，拜访了好友瞿秋白。瞿秋白就这几章手稿给了茅盾十分中肯的建议，同时理清了写作逻辑与全书大纲，这使得茅盾茅塞顿开。1931年10月，茅盾辞去了任职五个月的左联行政秘书一职，腾出时间与精力专心致志地撰写《子夜》这部长篇小说。
参考文献
[1]陈红旗.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1923－1933[J]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页.
[2]陈瘦竹.左翼文艺运动史料[M]南京：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1980年5月.
[3]陈瘦竹.左翼文艺运动史料[M]南京：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1980年5月.
中国当代作家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