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 立
各省开学时间2020（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河北石家庄 ０５００２４）
摘 要：发掘、整理与研究现代作家集外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作家本
人意愿、政治方面的考量以及编者精力有限等多方面原因，都可能导致现代作家“全集”不“全”，因此，需要发掘、整理集外文。为了避免无效劳动或重复劳动，研究者在发掘和整理过程中，需要考证辨析作家的笔名，确保文字录入正确，了解首发报刊和文章的转载情况，同时还要关注其他同仁的研究成果。至于处理集外文的方式是侧重辑录还是侧重研究，则取决于研究者的个人兴趣与特长。
关键词：集外文；笔名；辨析；录入
中图分类号：Ｉ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 ３９４Ｘ（２０２１）０１ ００９４ ０７ 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和中国现代文学文献保障体系
的建立，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离不开每一位史料工作者的辛苦付出。版本、集外文、书信、日记、文学广告、年谱、研究资料等都是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一直致力于中国现代作家集外文与集外书简的搜集、整理与研究。
一、集佚之价值
作家全集之外新到的作品和书信，可称之为佚文佚
简。如果该作家只有文集或作品集，文集或作品集之外搜集到的作品和书信，可称之为集外文和集外书简。笔者搜集到了周作人、周瘦鹃、夏衍、茅盾、胡风、李健吾、钱锺书、何其芳、汪曾祺等作家的集外文，以及孙犁、梁实秋、巴金、冯至、卞之琳、吴组缃、钱玄同、师陀、施蛰存等作家的集外书简。
为什么要搜集作家的集外文和集外书简呢？在笔者看来，“文学史研究，既需要作加法，打捞‘文学史的失踪者’，从而呈现更为完整的文学史版图，也需要作减法，通过‘大浪淘沙’的筛选，从而实现对作家作品
的经典化”
［１］
。当然“加法”与“减法”也是有一定顺序的，“文学史一定是要做减法的，但是你要做好减法，得先
做加法，加了以后再减；你不做加法，直接先减的话，可能
就会出问题。先把这些作家和作品出来，到底怎么评
价，让时间去检验”
［２］
。“所谓作家的‘全集’，关键就在于‘全’。而要做到‘全’，就应该编入这位作家生前创作的所有作品，包括公开发表、出版的所有创作和已知的未刊稿、未定稿、未完成稿等；如有译作，当然也应包括在内；还应包括保存下来的书信、日记、题跋等。至于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他的‘少作’，包括中学和大学的习作，如能?集到，也应编入，以供
研究他的文学发展轨迹之需”［３］
，但“‘不全’‘难全’似乎
是所有已版中国现代作家全集的宿命”［４］
。
“全集”不“全”，有很多原因，可能是“作家本人（或其家人）不愿意‘全集’全”（比如巴金在给《巴金全集》责编王仰晨的信中就强调“我早期写的文章，有些自己也不想留下，现在更不必通过《全集》而流传，宁肯少一点，不要什么都收进去”
［５］
），可能是“政治因素”（出于政治方面的考量，有些篇章不合时宜，只得摒弃），也可能是“全集的编者收集佚
文的功夫不到家”［６］
。
现代作家的全集有全的吗？有的研究者说，“《鲁迅
全集》之外，其他人的全集，总有不同程度的遗漏”
［６］
。实际上，即使《鲁迅全集》也只能称得上是“相对而言的‘全’”。单是《鲁迅全集》就有１９３８年版、１９５６—１９５８年
韩剧排行榜版、１９７３年版、１９８１年版、２００５年版，但２００５年版的《鲁迅全集》也是不全的，“鲁迅的译文集仍未收入全集，创作和翻译割裂的问题，直到现在还未能解决”［７］。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５月出版了刘运峰编的《鲁迅全集补遗》，２０１８年７月又出版了《鲁迅全集补遗》的增订本。鲁迅的全集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作家呢？由此可知，现代作家的集外文、集外书简还是有不少的发掘空间。
正是因为“不全”，才需要打捞，才需要补遗。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过，并非所有被遗忘的作家作品都值得打捞，并非作家所有的集外文、集外书简都值得钩沉，不能为打捞而打捞，不能为拾遗而拾遗。
学术研究要有充分的史料准备工作。文学研究既需要宏观研究也需要微观考析。从事现代作家集外文与集外书信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其目的是为了呈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从微观角度丰富对中国现代作家与现代文学史的思考，从而实现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与文学史研究的互动。这也许只是理想状态，虽然未必能做到，但这是史料研究所要努力的方向。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发掘、整理、考证和研究需要水磨功夫，着实辛苦，但笔者安于“探幽途中”，带着“发现的愉悦”寻“遗落的明珠”。
二、笔名之考证
中国现代作家的笔名“纷繁复杂，千变万化”［８］，仅鲁迅一个人就有１６０多个笔名。“几乎所有重要的现代作家都使用笔名，有的简直扑朔迷离，难于捉摸。不少作家到了晚年连自己到底使用过多少笔名都记不清了”［９］，这使得研究者“常常遇到这样的憾事，由于不了解某些作家的笔名，他们当年载诸报刊的文章就无从寻觅；而翻看当年的报刊，那署以各种笔名的作品，又难知出于谁的手笔”［８］。这无疑给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当然挑战与机遇并存。中华图书馆协会１９３６年３月印行的袁涌进编的《现代中国作家笔名录》，台湾成文出版社１９８０年７月出版的周锦编的《中国现代作家本名笔名索引》，山东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０年９月出版的健戎、跃华编的《中国现代作家笔名索引》，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４月出版的张静如等编著的《五四以来历史人物笔名别名录》，山东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出版的苗士心编的《中国现代作家笔名索引》，湖南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１２月出版的徐?翔、钦鸿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三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１月出版的武德运编著的《港澳台暨海外华人作家笔名通检》，为我们查现代作家的笔名提供了便利，不过仍有不少遗漏。
“笔名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进一步深入的一个制约”［１０］，“不少作家的一部分有价值的作品很可能由于其笔名无法考定而散佚”［１０］，作家不为人知或不常见笔名的发现，会引发作家一篇甚至多篇集外文或佚文的“出土”。单是笔名“予宰”的发现，就让程桂婷在《天下事（上海）》《世界杂志精华》《宇宙风：乙刊》《国际间》等期刊上到了林语堂的２７篇集外译文。
梁实秋编天津《益世报·星期小品》，“既编《星期小品》，自己当然也要披挂上阵。但是遍查该刊，在总共六十八篇小品中，署人们熟知的子佳笔名和梁实秋本名的文章只有六篇”，陈子善“从结合文章内容，查考他的不为人知的笔名入手”［１１］，根据“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原则，“从各方面寻蛛丝马迹，进行逻辑推理”，新到了梁实秋的八个笔名（刘惠钧、灵雨、马天祥、魏璞、吴定之、李敬远、绿鸽、紫华）和梁实秋的十五篇集外文（《推销术》《钱的教育》《房东与房客》《市容》《沙发》《考生的悲哀》《电话》《火》《疟》《雷》《演戏记》《相声记》《画梅小记》《跃马中条记》《寂寞》）。
关于沈从文的笔名“李綦周”，《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并未收录，但沈虎雏编的《沈从文笔名和曾用名》提及：“李綦周据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前期某次政治审查中留下的个人历史残稿，沈从文回忆在４０年代用此笔名发表过文章。同时提到的还有‘巴鲁爵士’，故推测李綦周的笔名也可能用于发表杂文，但有待证实。”［１２］裴春芳并未到沈从文署名李綦周所写的杂文，却在香港《大风》半月刊到了署名李綦周所写的两篇小说：《梦与现实》《摘星录》。裴春芳通过对照发现，“《梦与现实》其实就是《沈从文全集》所收《摘星录》一篇的初刊本。《梦与现实》在香港《大风》半月刊初刊，后来又被沈从文改名为《新摘星录》刊发于昆明《当代评论》，复改名为《摘星录》刊发于桂林《新文学》”［１３］，并结合柳雨生在《我从上海回来了》《北平三日》中的回忆，断定《梦与现实》《摘星录》这两篇小说的作者“李綦周”正是沈从文。
这让笔者想起了朱正的一句话，“历史学家需不需要想象力？要从驳杂的、凌乱的，甚至互相抵触的一大堆史料中看出史事的真相，就如同要根据发掘出来的一些碎片复制出文物的原型，没有想象力怎么行呢？不过，这里有一条不能逾越的界限。只能让想象力引导你去寻求真实，决不能让想象之词代替事实。”［１４］的确如此，正是研究者对作家相关文献的熟稔（程桂婷一直致力于赴台文人佚作的辑录，陈子善对梁实秋的关注一直放在对他的生平行宫 立：中国现代作家集外文的发掘、整理与研究
谊、著译佚作的考证辨析上，裴春芳持续关注沈从文研究），才让他（她）们做到了“让想象力引导你去寻求真实”，而非“让想象之词代替事实”。
根据笔名发掘作家的集外文或佚文时，考证与确认作家的笔名是关键的一环，一定要慎之又慎，不然可能会错认或误收作家的作品。
１９３４年２月１日《文学》月刊２卷２号刊载的《学者与文人》、１９３６年６月１０日《文学》月刊２卷６号刊载的《论文字的繁简》，署名“谷”。１９３４年７月１日《文学》月刊３卷１号刊载的《再论文学遗产》、１９３４年８月１日《文学》月刊３卷２号刊载的《“文学遗产”与“洋八股”》、１９３４年９月１日《文学》月刊３卷３号刊载的《论模仿》、１９３４年１０月《文学》月刊３卷４号上刊载的《一律恕不再奉陪》、１９３５年６月１日《文学》月刊４卷６号刊载的《也不要“专读白话”》，署名“风”。赵全龙、吴晓明编的《胡风著译系年目录》，梁振儒、顾荣佳编的《胡风生平、著
译年表》，马蹄疾编的《胡风别名、笔名、室名录》（笔者还注意到徐?翔、钦鸿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也将“谷”“风”误认为胡风）和《胡风全集》第５卷集外编Ｉ都把这７篇文章误认为是胡风的作品，吴宝林经过考证发现这７篇文章“并非胡风的作品”，署名“谷”的实际是郑振铎，署名“风”的实际是茅盾，“郑振铎的《学者与文人》《论文字的繁简》都收录在他自编的文集《短剑集》中”［１５］，《再论文学遗产》早已收录在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１９３４年１２月出版的茅盾的散文随笔集《话匣子》。
孙瑞珍在《苏雪林》一文中提到，“二十年代初期，苏雪林还不时地发表用白话文写的《人口问题研究》《再论人口问题研究》《新生活里的妇女问题》《沉沦中的妇女》《生育制限运动声中的感想》《男盗女娼的世界》《相对性原理和哲学史的问题》《时髦男子择妻之条件》《相对性易解》《世界语者之宣言》《家庭》《民众艺术论》《对于“五一”的两大希望》《自由交爱论》《说内外》《说美恶》等五六十篇政论杂文，刊于《民铎》《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国民日报·学汇》等报刊上。”［１６］苏雪林用过“老梅”这个笔名，但使用过“老梅”这一笔名的，不只苏雪林一人。经金传胜考证，《相对性易解》《世界语者之宣言》《民众艺术论》《男盗女娼的世界》《对于“五一”的两大希望》《自由交爱论》《说内外》《说美恶》等文章，“发表于北京《国风日报·学汇》副刊，署‘老梅’，思想主旨上明显流露出无政府主义倾向”［１７］，“老梅”并非苏雪林，而是《国风日报·学汇》的创办人之一、主笔景梅九。
考证辨析作家的笔名至关重要，“任何材料，从发掘出来到成为准确可靠的史料，都还有一系列鉴别整理的任务；不经过这样的加工，再多的史料也不一定都会有助于认识和说明文学历史，有时反而会徒然引起混乱，产生谬误”［１８］３５２－３５３。“署名‘巴人’‘巴金’‘舒舍予’‘废名’‘冰心’‘柳青’‘胡风’的文章”，“并非全都出自鲁迅（周树人）、李尧棠（芾甘）、老舍（舒庆春）、冯文炳、谢婉莹、刘蕴华、张光人之手笔”［１９］，“达夫”并非一定是郁达夫，“芦焚”并非一定是师陀。
三、集佚如何免重复
在从事现代作家集外文集外书简或者佚文佚简的搜集、整理与研究的过程中，笔者注意到一种现象：研究者无意中在从事无效劳动或重复劳动，公布的所谓“集外文”或“佚文”，有的早已收入作家生前自己编的集子，有的早已收入作家的文集、全集、书信集或年谱，有的早已被其他研究者发现并公布。
笔者在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５日《文艺报》写有《俞平伯集外文两篇释读》，公布了俞平伯在１９４３年５月出版的《国民杂志》第３卷第５期发表的《文章自修说读》。金传胜告知，刘涛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１６年７月出版的曹辛华主编的《民国旧体文学研究（第一辑）》写有《俞平伯佚文辑说》，早已披露了这篇集外小文。
笔者在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１日《人民政协报》上写有《俞平伯题徐北汀画展》，公布了俞平伯在１９４１年４月１９日《立言周刊》第１３４期发表的《辛巳三月题北汀画展》。文章刊出后，读陈建
军的《掸尘录———现代文坛史料考释》，才注意到他早在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１日《中国社会科学报》所写的《俞平伯〈辛巳三月题北汀画展〉小识》公布了俞平伯的这篇集外小文。
李妮文在《文教资料》２０１３年第３６期写有《关于〈妇女旬刊〉上周作人的几篇佚文》，公布了她在１９３５年《妇女旬刊》上新到的周作人三篇佚文。实际情况是，其中两篇并非佚文。《忆童年》一文，早已收入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１９３６年２月出版的周作人的《苦竹杂记》，名为《儿时的回忆》。而《中国妇女应上哪儿跑》早已收入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１９９５年９月出版的陈子善、张铁荣编的《周作人集外文》。
熊飞宇在《重庆三峡学院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５期写有《何其芳的重要佚文：对蒋区文艺工作的意见》，他说：“本人在２００８年７月，曾数度去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查阅、复印并钞录中共中央南方局有关文艺方针与活动的档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案资料，从中发现《对蒋区文艺工作的意见》一文，编号为‘南１７７８’。《意见》系手稿，署名何其芳，虽无法判断原件是否为何其芳亲笔，文章的作者却能确定无疑。１９７９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出版六卷本《何其芳文集》（中国社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２０００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再次出版八卷本《何其芳全集》（蓝棣之编），但《意见》一文均失收，故可称之为‘佚文’。”［２０］其实２
０００年５月《对蒋区文艺工作的意见》已收入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何其芳全集》第６卷。
张菊香在《鲁迅研究月刊》２０１８年第７期写有《周作人的六首未曾发表过的白话小诗》，公布了周作人生前未曾发表的《朝露》《露》《秋夜》《赠远》《镜》《无题》六首小诗，“兹将作人先生的这些佚作公之于世。一则对于这样一位文化大家，可免去遗珠之憾，二则也可供方家和研究者们去进一步研究和评析”［２１］。实际上，这六首诗不但在《现代文学》期刊上发表过，而且诗的作者也不是周作人，而是沈启无。陈建军读了《周作人的六首未曾发表过的白话小诗》，在上发朋友圈：“所谓六首诗，实为沈启无的作品，均在《人间世》《文饭小品》《中国文艺》等期刊上发表过。除《无题》外，其他五首收入开元（即沈启无）与废名诗合集《水边》。”刘晓宁在《鲁迅研究月刊》２０１８年第１２期写有《〈周作人的六首未曾发表过的白话小诗〉献疑》，分析得更为详细。
沈从文署名甲辰在１９３１年１０月１２日《国立青岛大学周刊·反日特刊》发表文论《文学无用论》。刘媛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２０１８年第７期写有《反“无用文学”的〈文学无用论〉———１９３１年〈反日特刊〉上的沈从文佚文》，李玮、唐东堰在《中国文学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４期写有《九·一八事变后沈从文的文学思想———新近发现佚文〈文学无用论〉释读》，汤志辉在《新文学史料》２０１８年第４期写了《新发现沈从文佚文〈文学无用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是月刊，而《中国文学研究》《新文学史料》是季刊，发表周期长，但这三篇论文辑录的都是《沈从文全集》失收的《文学无用论》。
曾祥金在《戏剧文学》２０１７年第９期写有《曹禺在南京时期的三则史料》，公布了三则曹禺在南京时期的史料，其中一则史料是《学校新闻》１９３７年第６４期刊出的《曹禺先生来信关于他在中大的讲演》。实际上，笔者早在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６日《中华读书报》写有《曹禺先生的一封佚简》公布了这封佚信。
管勇在《新文学史料》２０２０年第２期写有《朱自清佚信：致郭绍虞》，公布了朱自清１９３５年９月给郭绍虞的书信１通。实际上，戚慧在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１日《文汇读书周报》写有《“语言恰到好处可不容易”———朱自清佚简四通考释》，早就公布了这封信。
王晓东在《新文学史料》２０２０年第２期写有《朱自清佚文五篇考释》，其中公布了朱自清在１９３６年８月１日《申报·开明书店创业十周年纪念特刊》所写的《开明的书》。实际上，汤志辉早在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０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的《朱自清相关资料三则》就钩沉了朱自清为开明书店创业十周年而写的这篇短文。
史料工作者发掘每一篇集外文，都付出了辛苦的劳动，即使是面对同一篇集外文，钩沉与阐释的角度也各自不同。收入知网、读秀等数据库的论文、专著等出版物相对容易见，但还有大量的学术集刊、图书、内部资料等文献不见于各类数据库，很容易遗漏。在笔者看来，我们不应指责任何人，应该抱着温情之敬意、同情之理解的态度看待史料发掘中不易避免的重复劳动。上面的几个实例提醒我们在从事史料发掘时，注意以下四点。
一是在发掘现代作家的集外文集外书信或佚文佚简时，一定要仔细查阅作家的全集、书信集、年谱、研究资料、研究专著等相关文献，通过检索知网、读秀、超星等数据库对近年来该作家新史料的发掘史略作梳理，并与相关领域的资深研究者多联系多请教，以免做无用功或重复劳动。在史料研究中出现撞车现象不可避免，但应尽量避免撞车。
二是梳理相关文献时，不但要关注《新文学史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现代中文学刊》《汉语言文学研究》《史料与阐释》《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等学术期刊（集刊）发表的学术论文，也要关注《中华读书报》《中国社会科学报》《文艺报》《文汇读书周报》《文汇报》《光明日报》《天津日报》《今晚报》等报纸刊发的新史料。除了关注学院派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也要关注非专业出身的业余文学研究者的发现。
解不等式组的格式三是从事现代作家作品的辑佚工作，搜寻作家的集外文等史料时，不要只盯着几个常用的数据库，一定要把文献视域放宽：既要关注大家所熟知的现代文学报刊，也要关注“综合性的刊物、报纸”“国民党所办，或受其影响的报纸、刊物”“在国民党统治区艰难生长的左翼刊物，以及某些战时刊物”“学生刊物和地方小刊以及宗教刊物”［２２］；既要关注《大公报》《益世报》等大报，也要关注《海报》《力报》等小报；既要关注文学期刊，也要关注“非文学期刊”；既要关注“报纸副刊、文学期刊”，还要关注“丛刊、单行本（尤其是多人合集和为他人作品集所作序跋）、鲜见的他人著作或文章所引录者、各类档案、作家本宫 立：中国现代作家集外文的发掘、整理与研究
人或知情者的回忆、未发表的手稿”［２３］等；既要关注原刊、原报、报刊的影印本，还要关注全国报刊索引、抗战文献数据平台等各类数据库；既要关注本土文献，也要关注域外文献；既要关注图书馆馆藏各类文献，也要关注博物馆、档案馆、纪念馆所藏珍稀文献。
凉拌粉皮四是作家全集（文集）或补遗或修订，理应尊重研究者的集外文集外书信或佚文佚简首发（发现）权，这不但是对发现者的尊重，而且藉此多与研究者沟通以便获得更多线索，双赢的事，何乐而不为？
同时，提醒学术刊物或报纸刊发史料文章时，一定要严格把关。同一篇集外文，不同的研究者钩沉或阐释的角度不同，但一定要尊重发现者的“首发权”。
四、集外文的整理与录入
确认是集外文后，紧接着的就是整理、录入。
笔者在《新文学史料》２０１８年第２期所写的《梁实秋佚简三通释读》一文中公布了梁实秋的三封书简，其中梁实秋给赵清阁的信，注明“原载１９４６年４月１日《文选》第２期”［２４］，近日赵国忠查明，此信最初刊于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１７日《神州日报》。笔者在《现代中文学刊》２０１７年第３期写有《“他有的是生命力”———〈李健吾文集〉补遗略说》，公布了《李健吾文集》失收的９篇
集外文，其中《〈青春〉以外》，注明“原载１９４９年１月《影剧》第１卷第６期”［２５］，近日赵国忠查明，此文最初刊于１９４４年７月２日《海报》。
假冒伪劣朱洪涛在《新文学史料》２０１９年第１期写有《陈梦家在〈浙江日报〉上的两篇文章》，公布了他在《浙江日报》上到的陈梦家的两篇集外文《关于乱世文人》和《所谓新乐府》，文末他提到：“假设陈梦家的文章也是转载，但目前尚未到原发报纸，也不好妄下结论。希望学界看到此文，提供线索，探讨文章的传播问题。”［２６］不久，贾鹏涛对此文作了补充，他说：“《所谓新乐府》发表在《大公报·文艺副刊》（重庆版）１９４４年４月９日第５版，又刊于《大公报》（桂林版）１９４４年４月９日第４版；《关于乱世文人》发表在《大公报·文艺副刊》（重庆版）１９４４年４月２３日第９版，又刊于《大公报》（桂林版）１９４４年４月２３日第４版。因此，朱洪涛先生的推测是正确的，《浙江日报》转载了陈梦家的文章。此类事情在陈梦家著述的发表中是一种常见现象。如《笑》首刊于《大公报》（天津版）１９３４年９月２２日第１２版，又刊于《大同报》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１５日、１０月１７日、１０月２０日第５版；《忽必烈汗》首刊于《大公报》１９３５年２月１７日第１１版，又刊于《大同报》１９３５年３月１４日第９版；《即景》，首刊于《南京新报》１９４１年４月６日第６版，又刊于《大公报》１９４１年５月７日第４版；《石缝草》首刊于《南京新报》１９４１年４月６日第６版，又刊于《大公报》１９４１年５月７日第４版；《致一伤感者》首刊于《国民杂志》１９４１年创刊号，又刊于《南京新报》１９４１年６月４日第８版；《
记纽约五十七街中国古董铺》首刊于《周论》１９４８年第２卷第６期，又刊于《中央日报》（昆明）１９４８年８月３１日第４版。”①陈建军告诉笔者，单是《石缝草》的刊载情况就比较复杂，原载１９４１年３月１２日香港《大公报·文艺》第１０４９期，又载１９４１年５月７日天津《大公报·战线》第７６２期，又载１９４１年５月２８日桂林《大公报·文艺》第３１期，又载１９４１年６月１０日香港《立报·文协》第９４期，又载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６日《东南日报·笔垒》第９２８期。
这说明中国现代作家一稿多刊现象不是个例，因此在录入现代作家的集外文时，要注意它的首发报刊和转载情况，尽量以初刊为依据或底本。
中国当代作家另外，录入文字，看似简单，实则不易。刊载现代作家集外文的不少报刊都是竖排繁体字，并且有的字迹模糊不清，这给录入文字带来一定困难，稍不注意就容易出现文字讹误。
笔者在２０１４年８月１０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写有《穆旦质疑清华课程设置》，公布了刚到的穆旦１９３６年在《清华副刊》第４４卷第８期发表的《这是合理的制度吗？》。遗憾的是，笔者在照录穆旦的这篇集外小文时，出现了数处失误，幸亏凌孟华在《穆旦清华大学时代的集外文〈这是合理的制度吗？〉》中一一指出。
笔者在《复旦旬刊》《图书评论》《文选》到梁实秋的三封信，写成《梁实秋佚简三通释读》，投给了《新文学史料》。主编郭娟在校对时，就发现了几处录入的错误。
沈从文１９４６年９月５日致信张香还，“尊文若乐意发表，最好能写得清清楚楚，标点也明白具体，用一定行格稿纸，可以省编者改字、加标点、计字行精力，也可以省排字人与校对精力”［２７］。这提醒我们在录入集外文等史料的过程中，一定要仔细认真，对照原刊一字一句地反复核对，容不得半点马虎。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①参见贾鹏涛：《对“陈梦家在〈浙江日报〉上的两篇文章”一文的补充》，“民国滋味”。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