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最重要的在汉末乱世之中，文人们知死而事生，在死亡的阴影下产生了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他们开始观照人的生命，思索生命存在的本质和意义。这种生命意识体现在《古诗十九首》中，表现为对生命孤独的强烈感受和生命短促的哀叹。在这种生命意识的影响下，及时行乐或积极进取成了他们的两种人生价值取向。
《古诗十九首》最初见于南朝梁萧统组织编纂的《昭明文选》中，是汉末下层文人五言诗的选辑，早已受到了极高的评价。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盛赞道：“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钟嵘在《诗品·古诗》中感叹道：“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刘勰和钟嵘不仅都概括出了《古诗十九首》的语言特，前者认为其质朴而不粗野，后者称赞其温和而华丽，而且都指出了其惆怅、悲凉的感情彩和打动人心的力量。
由此来看，《古诗十九首》所受赞誉，与其语言和情感两方面有关。但实际上，此二者在文学作品中并非像一个硬币的两面那样截然分明，而应该是表面和深层的关系。《古诗十九首》的语言特，即是由其思想情感所决定的。如此说来，《古诗十九首》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高的评价，主要是因为其中的思想情感。我们可以注意到，与此前的文学作品不同，《古诗十九首》中有着十分强烈的个体生命意识。
《古诗十九首》生命意识产生的时代背景九妹mv
《古诗十九首》的内容基本都是游子思妇的种种感喟，但贯穿其中的是对个体人生和生命的思索。如李泽厚所说，“它们在对日常时世、人事、节候、名利、享乐等等咏叹中，直抒胸臆，深发感喟。在这种感叹抒发中，突出的是一种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礼记·乐记》曰：“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文学也是时代的反映。这种悲伤当然也不会是凭空产生的，而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着紧密联系。
（一）政治社会黑暗must的过去式东汉之初，为加强统治、巩固政权，统治者仍然采用西汉中期以来的养士、选举制度招揽文士，这一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读书人踏入仕途建功立业的信心。但到了东汉后期，如《后汉书·党锢列传》记载：“逮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提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悻直之风，于斯行矣。”朝政大权陷于宦官与外戚之手，下层文人的仕进之路被堵塞。在这种情况下，在一些官僚士大夫之间兴起了“清议”之风。他们试图通过品评公卿来表达自己对现实的不满，以引起统治者的注意。这让那些报国无门的下层文士看到了新的希望，使得游学和宦游之风大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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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触动了统治集团的利益，使他们先后两次发起“党锢之祸”来进行反击，大肆残害文人。两次“党锢之祸”又给士大夫一党带来了沉重的打击，更使下层文人的希望化成了泡沫。另外，这一时期，土地兼并十分严重，贫者失去土地，生存难以为继，阶级矛盾由此加深，农民起义战争接连不断。再加上各种天灾频发，更使得民不聊生、生灵涂炭。这种黑暗的政治社会现实，一方面打破了文人们的政治理想，另一方面也让他们把注意力转移到了自身的生存问题上来，意识到了生命的短促和不可把握，让他们发出了沉重的忧生之嗟。
（二）儒术独尊地位动摇政治和社会的动乱，无疑会使得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思想受到很大的怀疑。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后，儒家思想就成了汉代官方的正统思想。而到了东汉末年，儒学在现实面前变得异常苍白，成了无力的说教工具。各种“异端”学说突起，直接冲击儒家思想，动摇了其“独尊”的地位。在老庄忧生惧祸思想的影响下，知识分子生命意识更加强化了。于是，人从天的压迫之下解脱了出来，得以关照自身。文士们打破“发乎情，止乎礼义”的禁忌，解放了人性，有了生命意识的觉醒，从而敢于大胆地抒发自己内心真实的情感。诚如马茂元先生所说：“现实生活的刺激，使得诗人突破了因袭已久的传统的社会意识，而把隐藏在内心深处平日认为不可告人的东西毫
不顾忌地裸陈出来。”这所谓的“不可告人的东西”，就是本来为儒教所严密禁锢了的人类的真情和自我的生命意识。
《古诗十九首》中生命意识的体现曾国藩全集
简单地说，生命意识就是人对自身生命存在的感受和思考，人能够强烈地意识到个体生命的存在，并且可以对此进行认识和思索。这是人之为人的觉醒，在《古诗十九首》中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强烈的孤独感人作为个体，在社会中也不是绝对孤立的存在，反而要通过与周遭的联系来确认自身生命的存在。《古诗十九首》中的孤独感，是诗人通过审视自身与他人及社会之间的关系感受到的。在这一审视中，诗人首先确立的是个体生命的存在。因此，强烈的孤独感不失为《古诗十九首》中生命意识的体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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