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研究综述(一)
蔡邕传1997—1999年，全国各报刊杂志所发表的有关辛弃疾研究的论文共68篇，反映了20世纪末辛弃疾研究的丰硕成果。现将三年来的辛弃疾研究情况综述如下：
一、关于辛词艺术特征的研究
一条长长的路这类文章或是从整体上，或是从农村词、田园词、婉约词等各种不同的类型出发，对辛弃疾词作的独特艺术特征加以分析研究。
李建国的《论辛词豁达自适的艺术境界》（《贵州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提出辛弃疾为豪放派的真正代表，认为应该加强对辛词豁达自适的艺术境界的研究。辛弃疾的抗金报国的爱国激情与英雄气概，都在纵横自如的豪放词章中表现出来。国、政、军、民诸事都被他写入词中，强化了豪放词作为盟主的地位，拓开了无限广大的世界。坎坷经历和抗争精神，让辛弃疾创造出具有丰富人生价值的艺术精品。辛词豁达大度、自适深广的艺术境界，显现了他在特殊文化氛围中的观照世界的方式。辛弃疾的词学理论主张以“气”为本，他结合自身的爱国斗争实践，甩开传统词作的框架，将“英雄之怀”和“刚大之气”引入词中。他接受儒家“兴观怨”和“言志”的诗教影响，词作带有现实性与功利性。同时，道家“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文化也影响他的创作。因而，其词章既追求儒家成就道德理性的审美境界，又充盈道家对宇宙、人生的审美态度。辛弃疾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艺术的精华部分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生活的
实践，倡导词作应为现实斗争重要武器的创作倾向，大大拓展了词作的艺术审美领域。张玉璞与刘加夫合着的《英雄感怆，大声镗鞳——论稼轩词的崇高美》（《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从美学意义上，对辛词加以剖析，认为辛弃疾的审美追求是对传统的本词派的一次反动。稼轩词鲜明地表现出悲壮苍凉之美、雄奇峭拔之美和激扬奋厉之美，即崇高美。文中指出悲情与壮怀是迷缠辛弃疾这位“生存于困境”的英雄一生的两个本质因素，是他心灵世界最深刻的体现。他对悲情与壮怀的逃避是无法实现的。辛弃疾人生的悲剧意味由此而来，其词的崇高美风貌亦由此而来。意象恢奇瑰丽，境界阔大高远，是稼轩词崇高美的外在特征。同时，文章对稼轩词崇高美的成因加以探讨，认为有如下重要原因：一是辛弃疾生活在一个悲剧时代，英雄志士“无路请缨”，词人内心深感压抑与孤独，故其词呈现出沉郁悲壮、雄深雅健的风格。此外，辛弃疾的“英雄情结”和他对和谐美的缺失性体验也是原因之一。辛弃疾的成功人生经历通过心理积淀形成他的“英雄情结”，表现在词中即为向往崇高、渴望奋发进取的精神风貌。而南北分裂的现实如阴影迷缠着他，终其一生，和谐美于稼轩都是一种缺失性体验，影响了他观察和感受生活的独特的审美指向，即使小令之词也写来意象峥嵘，情调悲壮激越，“大声镗鞳”。稼轩词的崇高美于此得以完满体现。
海的儿子陈学祖、曾晓峰的《稼轩词典故之符号学阐释》（《湖北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则运用符号学的理论研究辛词中的典故。文章针对泛典论之典故符号，明确界定了典故内涵，认为典故必定是古代的“典例故实”，必须有其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并具有故事内涵，而且作为具有特定内涵的价值符号的典
故，在文化史上，已成为一个具有符号意义的文字代码。并以此为基础，认为辛词典故是一种包蕴密致的意象符号，是艺术符号之艺术符号，它涵盖了历史与现实两重内蕴，因而既不同于一般的词语符号，也与一般的传统意象有别。这决定了辛词典故运行的心理机制是统摄性联想，是一种横贯古今、超越时空的文学想象。因此，对该心理机制的揭示便成了进入辛词典故幽深委婉、含蓄蕴藉的美妙胜境的钥匙。
程自信的《浅论辛弃疾的婉约词》（《江淮论坛》1998年第6期），注意到辛弃疾虽为豪放派的代表词人，但观全部现存辛词，婉约词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因而，要全面认识辛弃疾其人其词，并给以恰如其分的评价，就应给予辛弃疾婉约词作的研究以充分的重视。辛弃疾身为豪放派词人，创作大量婉约词的原因有三个：一是传统词风的影响，二是抒写多元化情感的需要，三是对婉约词体式作用的肯定。从词史的角度看，辛弃疾的婉约词有三点值得重视：一、在内容、题材方面，辛词与传统的婉约词相比，有所丰富与扩展。二、在格调、情趣方
婉约词面，辛词更趋高雅。三、在风格及表现手法方面，辛词有一定程度的新变，呈现“刚柔兼济”的特点，多用比兴寄托手法，以典故寓哲理、人事。辛弃疾为婉约词的创作注入了新的内容，引进了新手法，提高了婉约词的立意与格调，使婉约词从“闺情”“咏物”的狭小范围内解放出来。
道理英语车永强、蓝小瑶的《从词的艺术特征看辛弃疾的“词界革新”》（《海南师院学报》1999年第2期）一文，
认为辛弃疾的“词界革新”虽然对于拓宽词的内容、丰富词的艺术手法、增强词的表现力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这却是以削弱乃至消亡词的“合乐性”这一基本特征为代价的，是辛弃疾对词的发展之“过”。在辛弃疾的时代，唱词之风仍然盛行，词仍是一种“音乐文学”。由于音乐作用的结果，歌词在内容及其表现形式上形成了不同于诗文的种种特征。而稼轩词或叙事繁杂，议论深奥；或即事做景，比兴隐晦；或大量用典，艰涩难晓，或结构和语言散文化，均不适宜入乐歌唱。这种以削弱、消亡词体的“合乐性”为代价的“词界革命”，不是词体发展的最佳出路，更不是惟一出路，对此的评价应实事求是，无须任意拔高。
二、关于辛词艺术手法的研究
辛词不但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还具备独特的艺术手法。
窦玉玺的《论辛词起句的造思》（《古典文学知识》1999年第2期），指出辛弃疾在词的起调上，往往运用适应表达细腻感情的“造思”方式，使用的篇幅多，变化手法更是无以伦比，此为辛词起调上的一个特点。辛词起调造思以一问一答为最基本的特征，并且在造思中描写，以写景来造思；在造思中议论；在造思中用典，通过一些事件来表达思想感情，问答之中有叙述意味，以此发端，让人回味。辛词起句造思形式多样，当是一个典范。
祁光禄《略论辛弃疾的“以文为词”》（《青海师大学报》1999年第3期），指出“以文为词”不仅关涉艺
术表现的手法问题，而且也表征着词创作的艺术风格。因而，文章试图对辛弃疾的“以文为词”的诸方面进行探讨，以求能更准确把握文学演进的历史规律、南宋词文学的艺术成就及辛弃疾在词史上的贡献。文章提出“以文为词”是苏轼的“以诗为词”的继承与发展，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客观的现实需要，它在“以诗为词”的基础上，在更广阔的历史与现实的背景中抒发主体的理想与向往，艺术地反映时代的斗争与生活，包含更深广的内涵。辛词的艺术创作是其典型代表。它兼融议论与叙述，记录历史巨变和人生苍茫，全面深刻地反映社会与时代的矛盾与斗争，展示生命主体的精神风貌，具有巨大的悲剧力量，显得动荡开合，气势磅礴。“以文为词”作为表现手法、艺术境界与艺术思维的有机结合，是艺术、志气与生命的结晶。
邹铃声的《辛词写物手法探微》（《贵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认为稼轩词富于独特的艺术个性，文章从辛词的写物手法这一侧面入手，探求辛词的独特过人之处，并阐释其独特魅力形成的原因。文章将辛词的写物手法进行分类，敏锐地注意到辛词中大量存在物我难辨、物我交往这一与众不同的创造性写物现象。造成这一现象产生的因素有三个：一是在危难时代，社会政治与个人理想相冲突而造成的“恢复”情结；二是辛弃疾长期退居赋闲的独特生活环境；三是对屈原、庄子等前人思想及艺术精神的借鉴发挥。强烈的“恢复情结”让辛弃疾从理性上提出种种恢复主张、治国良策，赋闲让他从情感上寻求与亲朋好友的唱和倾诉，而独处则让他向大自然倾诉，在与自然的浑然一体中，落入物我不分、物我合一的艺术幻境，也就自然而然地向前人借鉴和发扬这类写物手法。从辛词与众不同的写物手法，可以看到词人矛盾挣扎的情绪，体会辛弃疾悲壮崇高的人格。
描写端午节的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