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一个被边缘化的当代诗人
                       
戴伟华
徐寿辉
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声名卓著，与李白并称。但在杜甫生活的时代，他的诗名不彰，甚至被边缘化了。一个显着的事实呈现在我们面前，即几乎网罗开元、天宝之际重大诗人的《河岳英灵集》独独失收了杜甫。《河岳英灵集》所收诗人有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流诗人，他们是李白、王维、高适、岑参、孟浩然、王昌龄等；另外还有常建、刘慎虚、张谓、王季友、陶翰、李颀、崔颢、薛据、綦毋潜、崔国辅、储光羲、贺兰进明、崔署、王湾、祖咏、卢象、李嶷、阎防等，共二十四位诗人。无论如何这样规模的诗歌选集，真不能不收杜甫。诗歌史上的这一段公案，引起人们的好奇和猜测，并探讨其原因。
一、《河岳英灵集》失收杜甫诗及其原因
《河岳英灵集》为何不入选杜甫？面对中国诗歌史必须作出回答。
首先想到的是，杜甫和编选者关系，这是基于选本性质而切入的角度。因为《河岳英灵集》编选者是殷璠，他的工作自然可以归入私人行为。杜甫的诗歌不被选入，应和编选者的编选目的、所收作品的内容和风格不符。这一猜测在逻辑上最为合理，也最易为人们接受。但问题在于，以上二十四位诗人作品的内容和风格是否排斥杜诗，显然不是，也不可能。这二十四位在成就上基本上能代表一个时代的诗人，其面貌和作品风格是多元的，显示出《河岳英灵集》编选者的高远见识和兼收并蓄的开放态度。即使对杜甫在某一时段所作诗歌体裁进行统计也无法解释杜诗不入选的原因。据浦起龙《读杜心解》，杜甫从开元二十五年到天宝十三年存诗116 首诗，而其中五古20首,七古24首,五律50首,七律5首,五排14销售返点首,七绝2首继续造句,五绝1首,共计古体44首李白被称为。即使《河岳英灵集》有重古体、远声律的倾向，但杜甫有44首古体，在自己的作品中比例已经很大，和入选诗人相比，真的不算少。
在体裁之外，如在风格、创作倾向方面去寻原因，更不靠谱。这有同于校勘学中的理校，不得已方可用之，而且结论不是唯一的。还有，因为二十四位诗人不可能有共同的风格和创作倾向，而和杜甫诗风、取向毫不相干。何况《中兴间气集》、《才调集》等唐人选唐诗中也未收录杜甫。因此说杜甫是一位边缘化的当代诗人，并非耸人听闻的假设，而是基于事实的表述。
因选集是个人编撰的，而不是公共的行为，从编选者生存的空间去考察，可能是最为有效的途径。
第一，人缘关系。殷璠是丹阳人，热爱乡土文化，曾编《丹阳集》，收丹阳诗人作品。其后又编《河岳英灵集》，与《丹阳集》不同，《河岳英灵集》是面向全国的。其中有一个作家引起我们的关注，即储光羲，他的身份很特别，和殷璠是同乡。更为重要的是，储光羲是《丹阳集》中唯一进入国家队的诗人。因此储光羲在《河岳英灵集》中被置于特殊的地位，他和当代大诗人王昌龄、王维并列，成为当代三大诗人之一。储光羲是《河岳英灵集》编撰的发起人和指导者。从《河岳英灵集》序“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可知，开元十五年之于诗歌史的重要性，这也是了解《河岳英灵集》所收人员相互关系的突破点。开元十四、五年有着特殊意义的两年，顾况《监察御史储公集序》云：“圣人贤人，皆钟运而生，述圣贤之意，亦钟运盛衰矣。开元十四年，严黄门知考功，以鲁国储公进士高第，与崔国辅员外、綦毋潜著作同时；其明年，擢第常建少府、王龙标昌龄，此数人皆当时之秀，而侍御声价隐隐，蔺轹诸子。”（《全唐文》528）这里提到的开元十四年和十五年进士及第的五人皆入选《河岳英灵集》，和殷璠叙表述“皆河岳英灵”相近，称誉“此数人皆当时之秀”。值得注意的是顾况《序》将开元十四年和开元十五年放在“钟运盛衰”的高度
来考虑，具有史识。从顾《序》知储光羲之子储溶携其父集请顾况作序，顾《序》中所述已隐含了《河岳英灵集》的主要内容：开元十四、五年这一划时代的标志；《河岳英灵集》入选主要诗人，除上述储光羲、王昌龄等五人外，尚有顾《序》所录储溶语提到的储光羲和王维是至友。我们以为这样一些认识是储溶从其父储光羲那里接受下来而又传递给顾况的信息，当然顾况也是认同的。而《河岳英灵集》不提储光羲及第的开元十四年，而提开元十五年，只是一种表述策略。王昌龄开元十五年进士及第，因其诗名盛极一时。按，从“王江宁“或“诗家夫子王江宁”的称呼看，王昌龄称誉诗坛，当在开元二十八、二十九年为江宁丞之时。故叙云“开元十五年”，正对应着王昌龄进士及第之年，储光羲开元十四年进士及第，如提“开元十四年”肯定会受到舆论指责，提开元十五年，抬出王昌龄，表示对王昌龄诗歌创作成就的肯定和推崇，一可以名正言顺，二可以顺势抬高储光羲，因为储光羲和王昌龄进士及第时间不同，相差一年，但知贡举都是严挺之。
《河岳英灵集》编选是以开元十四年、十五年及第进士为主体的选本，故初选时间应在其后，虽不敢断言开元十五年已在初选，但结合入选的主要作家作品看，初选时间应在开元末。作为《河岳英灵集》编撰的指导者储光羲大概要等到天宝十一载才有与杜甫相见相识的机会，天宝十一载，秋，高适、岑参、储光羲、杜甫、薛据同登长安慈恩寺塔，各有诗
男士美白方法作。而天宝十一载已接近《河岳英灵集》终稿时间天宝十二载了。如果从风格、诗体去考察《河岳英灵集》，则失收杜甫诗含有必然性；当在人际关系中去分析时，失收却表现为偶然性。
第二，传播关系。如果一位作家作品在当代传播受限，或未能进入有效传播，那他的作品要被选集收入，是非常不容易的。《河岳英灵集》失收杜甫，可视为是《河岳英灵集》的疏漏。当去寻这一失收原因时，主观的想象和推测无补于事情真相的揭示。有材料显示这与殷璠所处地域有关，换句话说这与杜甫诗歌的传播相关。樊晃《杜工部小集序》：“工部员外郎杜甫，字子美，膳部员外郎审言之孙。至德初，拜左拾遗，直谏忤旨左转。薄游陇蜀，殆十年矣。黄门侍郎严武总戎全蜀，君为幕宾，白首为郎，待之客礼。属契阔湮厄，东归江陵，缘湘沅而不返，痛矣夫！文集六十卷，行于江汉之南。常蓄东游之志，竟不就。属时方用武，斯文将坠，故不为东人之所知。江左词人所传诵者，皆公之戏题剧论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当今一人而已。今采其遗文，凡二百九十篇，各以志类，分为六卷，且行于江左。君有子宗文、宗武，近知所在，漂寓江陵，冀求其正集，续当论次云。”（《杜工部集》）其中有 “江左词人所传诵者，皆君之戏题剧论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当今一人而已”一段话提醒了我们。
樊晃，曾为润州刺史，并编杜甫小集，文中所谓“不为江东人之所知”之“江东”以及“江左词人”之“江左”，即指樊晃任刺史之所在地润州。这告诉人们杜甫诗在润州及附近流传情况。而《河岳英灵集》编撰者正是丹阳（润州）人殷墦。曾集润州十八人诗为《丹阳集》，《岳英灵集》亦编于丹阳（《全唐诗》卷六八四吴融《过丹阳》注：“殷文学于此集《英灵》”），故集中对在江南吟咏的诗人如常建、李白、刘膏虚、王昌龄、储光羲、王等，极致推崇。据樊晃说，直到大历年间，江东流传的杜诗仍多为戏题剧论之作。殷墦为条件所限，不可能全面占有杜甫诗歌材料，当年所见流传于江左的“戏题剧论”的杜诗不合其“风律兼备”的标准，只能阙而不录。
樊晃与樊光，岑仲勉以为一人，陈尚君以为二人。岑仲勉《元和姓纂》“文孙晃，兵部员外、润州刺史”校记：《金石录》八《怪石铭》，樊晃撰，大历十年立。《新书》六○：“《杜甫集》六十卷，涯州刺史樊冕集。”余按《少陵集》附录有润州刺史樊晃《杜工部小集序》云：“今采其遗文凡二百九十篇，各以事类，分为六卷。”其名及其官与《姓纂》合，则《新志》之“涯州樊冕”，实“润州樊晃”之讹。“晃”、“冕”字形近也。复次，《全文》三九八收楚冕《书判》一篇，云“楚”一作“樊”，冕，开元时擢书判拔萃科，以《新志》讹“樊晃”为“樊冕”之例例之，此“樊冕”亦即“樊晃”，复“樊”讹“楚”也。……《丹阳集》，句容有硖石
主簿樊光，按《集》举之官，系编诗时见任，可于蔡希寂、申堂构等见之。依《姓纂》，樊氏自晋已徙淮南，则晃固南人，余极疑樊光即樊晃，晃亦工诗，故有汇辑《工部集》之举。《镇江志》一八似未详考。《读全唐诗札记》：“‘樊晃，一作光。’又云，‘樊晃，句容人，硖石主簿’。此樊晃当即为杜甫编遗集作序之人，官至润州刺史，亦见《姓纂》。《新书》六只称硖石主簿，当据《丹阳集》就其初官言之，如同集蔡希寂至司勋郎中，而《新志》曰渭南尉（见前），又申堂构至虞部员外，而《新志》曰武进尉，可例也。作光非是。”陈尚君对此有不同看法。殷璠《〈丹阳集〉辑考》云：“《全唐诗》将光、晃视作一人，岑仲勉先生《元和姓纂四校记》、《读全唐诗札记》极力证成之，今人亦从其论。然细绎之，不能无疑。《新志》、《吟窗杂录》录《丹阳集》，未必皆笔误。此具一。《国秀集》收诗讫于天宝三载，目录载诸人官爵，时间更迟。其录晃为前进士，尚未入仕，早于该集的《丹阳集》已载官职。此其二。晃于大历中为润州刺史，记其事之柳识《琴会记》，与之唱相的刘长卿、呈甫冉诗，皆未提及其以邑人为州牧。《嘉定镇江志》卷一三据当地文献考晃牧守事甚详，亦不云为州人。此其三。《元和姓纂》卷四载晃望出南阳湖城，晋时迁淮南，岑谓‘晃固南人’。然同书诸郡樊氏另录‘谏议大夫樊系，润州人’。是润州樊氏为另一支。此其四。以今存史料分析，当以光、晃作二人为是。”此从陈尚君说，樊光
村头一棵草
为《丹阳集》中诗人，而樊晃为润州刺史。如樊光即樊晃，为何润州人樊晃（光）在写《杜工部小集序》时没有留下《丹阳集》和《河岳英灵集》的一丝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