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TO周作人儿童文学作品研究
摘要: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他首先发现了“儿童”及“儿童文学”,他以“儿童本位”等教育理念,构建了一套独特的儿童文学理论体系。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在周作人手中开始,也基本在周作人手中成熟。他的的儿童学研究理论至今仍是后世研究借鉴的素材,他的儿童本位的文学观至今还仍是很有魅力,对现代的儿童文学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他在儿童文学研究、儿童文学译介及儿童文学批评方面的突出贡献。
关键字:周作人 儿童文学 研究
其个人简介: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是鲁迅(周树人)之弟,周建人之兄。原名櫆寿(后改为奎绶),字星杓,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号知堂、药堂、独应等。浙江绍兴人。幼年在家乡的私塾书屋(三味书屋)里接受传统的汉学教育、后来在国内新学的风潮中,于1901年到南京进入江南水师学堂(民国后改海军军官学校),在管轮班(轮机专业;轮机科)读了6年、后来考取官费生留学日本。曾从国学大师章太炎学《说文解字》,另外周作人在日本还短暂学习俄文、梵文等。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
的重要同人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曾经担任北平世界语学会会长。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儿童文学作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
其创作背景。1、“五四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一次重大的文学革命,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绚烂的春天。许多作家在这里实践西方的创作理论,弱小的、被压迫民族的创作经验;把边缘化的小说、散文等非主流文学体式推上了中国文学的舞台,创造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次辉煌。在这场时代的洪流中,周作人以顶立浪尖的姿态创造着他的文学贡献。2、周作人的故乡绍兴是吴越文化滋生和培养的重要土壤,这里的遗风逸俗、乡野村趣不仅给他的童年带来无限的欢乐,还给他留下了深刻的精神烙印,少年时期周作人就对故乡的文化、风俗习惯及儿时游戏非常感兴,这种兴趣和情感也影响了周作人后来对儿童文学的关注和研究。3、于日本求学期间,他认真阅读了许多日本、英国学者的民俗学理论著作,尤其是当时日本新兴的儿童学与民俗学的讨论研究运动使他更关注这一方面的研究。周作人在日本时就因为安特路朗的影响,阅读了哈忒阑(Hartland)的《童话之科学》与麦扣洛克(Macculloc
h)的《小说之童年》等专著,后来又阅读了高岛平三郎的《歌咏儿童的文学》、《儿童研究》,塞莱(Sully)的《幼儿时期之研究》等书,由此产生了对儿童学与儿童文学的浓厚兴趣。在绍兴担任绍兴教育会长时,周作人对儿童文学的兴趣更加浓厚。
  周作人有关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创作。最初是以翻译介绍外国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开始的。他最早发表于《新青年》上的一系列的白话译作《童子Lin之奇迹》、《皇帝之公园》、《卖火柴的女儿》、《铁圈》等都是描写儿童或涉及到儿童的儿童文学作品,尤其是他为中国的读者专门翻译介绍安徒生及其作品,如《安兑尔然》、《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读安徒生的〈十之九〉》、《无画之画册》、《卖火柴的女儿》、《皇帝之新衣》等,使他成为中国翻译介绍安徒生及其作品的第一人。他的这些翻译介绍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创作的发展提供了借鉴。作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的奠基者与倡导者,他还身体力行地进行儿童文学创作。早在1902年2月,周作人就与鲁迅合译了《域外小说集》,《儿童的文学》(1912.12),在1913-1914年间,陆续撰写和发表了《童话略论》《童话研究》《儿歌之研究》《古童话释义》等文章。1923年他发表了《关于儿童的书》,发表了《歌谣》《读<童谣大观>》《读<各省童谣集>》《谜语》《吕坤<演小儿语>》《<绍兴儿歌述略>序》等儿歌理论文章。,他的新诗集《过去的生命》中有儿童诗7首,其中以《小孩》(1921—19
22)为题的诗有5首,另外还有一首《儿歌》(1920),一首《对于小孩的祈祷》(1921),大多发表在《新青年》及《每周评论》上。他的儿童诗创作直到他的晚年仍在坚持,周作人自编文集《老虎桥杂诗》中就收有《儿童杂事诗》首,这些诗作创作于1946—1949年的南京老虎桥监狱中,主要分为儿童生活、儿童故事两类。他的儿童诗生趣盎然 ,自然,真切,充满儿童情趣,如《新年》、《风筝》、《上学》等。
周作人的的儿童文学理论。一、以人道主义儿童观和人道主义学观为基础,承认儿童不但是独立的个人,而且是与成人不同的个人。周作人“发现”:儿童是“完全的个人”,儿童期的生活也是真正的生活;儿童在生理心理上有他自己内外两面的生活,要客观地理解,相当地尊重;儿童又是转变着生长的,须顺其自然,助长其发达;应以儿童为本位,废去祖先崇拜等。不但要把儿童当作人,而且要把儿童当作儿童——这是周作人对儿童基于科学认识基础上的“真发现”。周作人认为中国历来对儿童缺乏正当的理解,“不是将他当作小形的人,期望他少年志成,便是看他作不完全的小人”,结果是一样地不把儿童当作“完全的个人”。就像“不把人当人看”,“不把女人当人”一样不把儿童当人,中国人生育儿女子孙,只是为了传宗接代,奉亲养老,“当作所有品,牛马一般养育,以为养大以后,可以随便吃他骑他” 。而不曾讲到最起码的“儿童的权利”与“父母的义务”。周作人认为应该废弃“祖先崇拜”的亲子人伦观关于年夜饭的作文
念,建立合乎自然规律的儿童本位观。周作人强调需要重新评价儒家道德和重新评价一切传统儿童文学观念的价值,尊重儿童的独立个性,由此而建立起“以儿童为本位”的教育原则。究儿童及儿童文学的最初出发点是儿童教育。川字纹
在《儿童的文学》中他呼吁:“把儿童当人看”,“把儿童当儿童看”,教育必须以“儿童为本位”等关于儿童的看法。
二、他承认儿童有自己的特点,儿童教育要顺应儿童的特点和需求,强调儿童文学必须反映儿童特有的心理年龄特征。为此,他在对安徒生与王尔德童话进行比较时,特别推崇安徒生童话,认为安徒生童话是以“原人和小儿”的“野蛮的思想”,写“小儿说话一样的文体”,是“真正的童话”,真正的儿童文学。他说:“安徒生童话的特点倘若是在‘小儿说话一样的文体’,那么王尔德的特点可以说是在‘非小儿说话一样的文体’了。因此他的童话是诗人的,而非是儿童的文学 (P.10中秋节的成语)。由此可见,真正的儿童文学必须是有和小儿相近的思维,“小儿说话一样的文体”的文学。这种与小儿相近的思维方式那就是幻想、想象。在这里,周作人就成功地揭示了儿童文学的本质。还有1920年10月26日,周作人在北京孔德学校所作的讲演———《儿童的文学》中,重点分析了幼儿期、少年期儿童的心理特点和各自阶段对文学的不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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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这一阐述,祛除了中国传统儿童文学对儿童年龄特征的模糊性认识,为儿童文学的年龄特征到它们存在的理由。其次 ,又提倡附和儿童生理心理正常发展的“自然”的儿童教育。周作人关注和研早在1914年3月发表在《绍兴教育月刊》第6号上的《儿童问题之初解》一文中,就将儿童教育与民族的兴亡直接联系起来,他这一时期的儿童教育理论始终贯穿着两个相互关联的思想:一是顺应自然本性的发展。他说:“教育之力,但得顺其固有之性,而激励助长之,又或束制之,使就范围,不能变更其性。
三、提出了让“儿童文学回归到文学”,主张:儿童文学作为给儿童读的书必须以“儿童为本”,避免“太教育的,即偏于教训”,“太艺术的,即偏于玄美”的两种倾向。他说:“大抵上在儿童文学上有两种方向不同的错误:一是太教育的,即偏于教训;二是太艺术的。周作人认为儿童文学在儿童教育上的价值主要应是娱乐、审美等功能,所以他强调:“我很反对学校把政治上的偏见注入小学儿童,我更反对儿童文学的书报也来提倡这些事。 1922年周作人与赵景深以书信形式在《晨报》副刊展开童话讨论,他明确强调:“童话在儿童教育上的作用是文学的而不是道德的” (p·66)。只有游戏才是儿童生活和精神自由的最高境界。他认为儿童的“玩”总是兴之所至的,无目的,无意识,一切出于自然的本能的创作,“他这样地玩,不但是得了游戏的三昧,并且也到了艺术的化境。这种忘我地造作或享受之悦乐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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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宗教的高上的意义……我们走过了童年,赶不着艺术的人,不容易得到这个心境,但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p·30)。为此,他成为中国第一个批判儿童教育、儿童文学中的教训主义倾向的人,为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化到了最大的敌人。他认为,最好的儿童文学是那种“无意思之意思”的创作,如安徒生的《丑小鸭》、《小伊达的花》之类的“非教训的无意思,空灵的幻想与快活的嘻笑”之作。这样的作品可以满足儿童空想的要求,使他们在荒唐、怪异,虚幻的童话世界自然而然地发达他们的智慧,完成人的心理精神的正常构建,向着自由充实、不断成熟的成年人迈去。这种系统而深刻的现代儿童文学理论阐述是很富有启迪意义的,就是在21世纪的今天来看,也是难能可贵而极有前瞻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