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的“师说”及其影响(一)
品牌钢琴韩愈为排拒佛、老，振兴儒学，提出了“道统”论。但如何使儒学以及儒家的“道统”延绵赓续下去？为此，他在提出“文以明道”和“文以载道”两大原则，竭力鼓倡古文运动以改变虚浮文风，使文章能够直接鲜明地彰显“先王之道”（亦即儒学之道）的同时，更特撰《师说》，提出必须建立传授儒学之道的师生关系。什么人不宜吃海参
七夕情人节浪漫诗句《师说》堪称很能反映韩愈思想、又能体现出唐中叶以后儒学发展新迹像的重要作品。其文不见，故特将见之于《韩昌黎全集》卷十二的这篇名作全录于下：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闻焉。今之众人，其下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亦圣，愚亦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惑，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
不能及，其怪也欤？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贻之。
在这篇为弟子李蟠而作的文章中，韩愈开篇即将“传道”作为“师”之首要职责。所谓“传道”就是要传授孔圣儒学之道，并且，“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传道”之师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但在韩愈所处时代，社会生活中对于师生传“道”之事，大多数人却无动于衷，漠然视之，不仅家长为孩子“择师而教之”，只是为了“授之书而习其句读”，并非以获闻圣道为目的，而且儒士大夫之间虽有师弟相称，却或之“聚而笑之问之”，或则朋比为党，“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这使他不得不深浑地叹惋：“师道之不复可知矣！”所以，他要很认真地向人们重提孔子“三人行，必有吾师”的教诲，讲述孔子学无常师以求获闻大道，并且“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故事，以期学者“无贵无贱，无长无幼”地择善而从，唯“道”是求。如此，儒学振兴方能有望，孔圣之道才能代代相承，永存于天地之间。
这确乎是当时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着的一个严重问题。柳宗元曾述其时状况道：“今之世为人师者，众笑之，举世不师，故道益离；为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举世无友，故道益弃。”（1）在这种风习下，韩愈不仅着《师说》，提振“师道”，而且毫不含糊地招收生徒，传道、授业、解惑，践行其“师道”。但这并不为世风所容，每每受到人们的讥讪。柳宗元说：
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怪聚骂，指目常牵引，而增与为言词。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常熟，又洁洁而东，如是者数矣。（2）
国家励志奖学金申请条件由此当可想见韩愈以师道传授儒学所承受到的沉重的社会压力。唯其如此，柳宗元虽亦重视“师道”，却一再拒绝收徒为师，并坦言自己才能、胆气均不如韩愈。这就使韩愈只能“独谓然引圣，争四海之惑，虽蒙讪，跆而复奋”（3）了。
“师道”之失，其来有渐，非唐所始。在先秦，孔子本是通过私人讲学亦即通过彰显“师道”来宣扬其学，并创立起儒家学派的。孔子殁后，七十二子之徒乃至子思、孟子、荀子，也都代代相传孔子之学，宣扬和发展、光大儒家思想。所以，早期儒学发展过程中，“师道”与“儒道”密不可分。秦代“以吏为师，以法为教”，儒者与儒道均无甚地位可言。迨至两汉，儒学逐渐获得了独尊地位，但汉儒之学虽也师徒授受，甚至还很讲求师承家法，其所重者却是章句训诂而已，并不以宣扬儒道为意。魏晋以还，玄风骤起，释、老盛行，儒门淡薄，不断如带，圣道愈益湮而不彰。至唐韩愈所处之世，人们讥讪“师道”，表面看是不愿从师向学，实际上反映的乃是对汉魏以来儒学厌弃的心态。这也是儒学既发生内部危机，又受到外部冲击的反映。韩愈在这种背景下提倡并践行“师道”，就具有了应对外部冲击、消解内部危机，从而振兴儒学的意义。故其通过“师道”宣扬儒学的根本道理，其实就是对汉以来儒者章句之学传授方式的重大变革。这当然会遭到安于旧来学习方式人们的反对。柳宗元虽未像韩愈那样收徒个人简历怎么写范文
为师，但在提倡“师道”方面与之有共同认识，故而他也对章句之学深致不满：“仲尼岂易言哉？马融、郑玄者，二子独章句师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师。”并提出真正有志于振兴儒学者就不应再为“章句师”，而应自觉认识到并担负起自己的职责：“言道讲古，穷文辞以为师，则固吾属事！”（4）
受韩愈“师说”影响，宋儒对如何“传道授业”、光大儒学问题十分重视。欧阳修接过韩愈的话头，进一步畅谈“师道”的重大意义，他在《答祖择之书》中说：
三代之衰，学校废；至两汉，师道尚存，故其学者各守其经以自用。……后世师法渐坏，而今世无师，则学者不尊严，故自轻其道。轻之，则不能至；不至，则不能笃信；信不笃，则不知自守；守不固，则有所畏，而物可移。是故学者惟俯仰徇时，以希禄利为急，至于忘本趋末，流而不返。夫以不固不信之心，守不至之学，虽欲果于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之道，又况有利禄之诱、刑祸之惧以迁之哉！此足下所谓志古知道之士世所鲜而未有合者，由此也。（5）
这就很贴切地阐明了“师道”与儒学二者之间的关系。真正的儒学所以难于振兴，实因师道缺失或师道不立。读孔子之书、修儒者之学者，多为弋获功利而非坚持古道，这样的人既无古道作为内在精神生命的支撑，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对于儒学的真正信念，自然也就经不住“利禄之诱，刑祸之惧”。依靠这样的人，又如何能使儒学抵抗住释、老二氏冲击而得到振兴呢？其实，如欧阳修所说的经不住“利禄之诱，刑祸之惧”者，古往今来不知凡几，这很值得今人深思。学英
如果说欧阳修从理论上发展韩愈的“师说”，那末，孙复和石介则以其自身实践来为人们提供了树立“师道”的表率。孙复（993一1057年），学者称之为泰山先生；石介（1005一1045年）是东京一带素有声望的学者，却对孙复执弟子礼。据说孔道辅（孔子后嗣，其时颇有名望的官员）谒见孙复时，“（石）介执杖屦侍左右，先生（孙复）坐则立，升降拜则扶之。及其往谢也，亦然。鲁人既素高此两人，由是始识师弟子之礼”。（6）此外，胡瑗亦通过在湖学和太学教授生徒，严格师弟子之礼，树立师道尊严，为加强师通竭尽努力。这样，唐代后期韩愈始倡，经过欧阳修和孙复、石介、胡瑗的弘扬与实践，儒家“师道”终于自先秦之后而重新树立了起来。到二程建立理学之后，这师道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