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师说》中的教育思想
韩愈所处的唐朝中后期，儒学的师道观已逐渐淡化，世人不以相师为荣，反以求师为耻，特别是知识分子更是耻于学师。为了扭转这种轻师道的风气，韩愈以《师说》为宣言挺身而出，敢于为师。《师说》中所包含的教育思想很广，本文只对几个方面进行了简单的分析。
1教师的任务
文章明确指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就是说教师的任务。
“传道”，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进行思想品德和某某某治思想教育，这里当然指封建社会的封建道德和为封建统治阶级某某某治服务的某某某治思想教育，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这是第一位的，也是根本。
所谓“授业”就是指传授什么内容，既传授儒家的经典。为了使学生能够掌握这些知识，必然教给学生读写算的能力，也就是使学生受到文化知识技能方面的教育。
“解惑”是指在传道授业过程中，学生总会遇到许多不明白的事，教师的任务就是解答学生在传道和受业方面的疑惑。
以上三方面不是并行的，而是以传道为主。三者的位置摆得很清楚，第一是传道，其次是授业，最后是解惑。教师向学生讲授儒家的典籍或者解答疑难，都是以传道为教育目的的。教师在教学中必须使学生掌握一定的古文典籍和儒家经典，受到文化知识技能方面的教育，使其具有一定的读写和生存常识，并通过不断解答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出现的在“道”与“业”方面的疑惑，达到使学生领悟“道”的内涵，最终使儒家道统代代相传的目的。韩愈指出教师最终传授给学生不是“业”，更不是“惑”，而是“道”。
韩愈认为教学目的与任务，首先要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其次是文化知识教育，最终达到发展学生智力的目的。在现代教育中，教学的目的与任务仍没有脱离这三方面，只是由于时代不同其具体内容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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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对教师任务的论述同样可以为我们所用，用它来说明智育和德育之间的辩证关系，也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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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师的重要性
《师说》中第一句话就说“古之学者必有师”。为什么必有师呢?韩愈说：“人非生而知之者”，既然不是“生而知之”，就会有疑惑不解之事，就需要有人为之解惑。这样短短的几句话，就说明了教师的作用，如果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进一步说明了从师的重要性。
3教师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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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介绍家人韩愈说清楚了教师的任务及其重要性，但什么才是师呢?他认为掌握了道的人就是师，他说：“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韩愈在那个时代谈的是封建之道，衡量教师的标准始终是以某某某治为第一位，所以我们认为，如果把道理解为某某某治标准，韩愈的观点是正确的。
“道”必须通过授业解惑来完成，要能更好地传道，就必须善于授业和解惑，所以教师不仅自己懂“道”，更要善于传“道”。换言之，教师必须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专业修养，才能更好地传道。
4师生关系
韩愈明确提出“圣人无常师”，并提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也就是说不管什么人，只要谁先懂得道，谁有学问，谁就是教师，实际上是在“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标准上进一步讲清楚何以为师的道理，这是符合择师之道的。
他认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连续运用两个“不必”强调了三个问题：首先，强调了“弟子不必不如师”，学生将来甚至现在都完全可能在一些方面超过教师;其次，强调了“师不必贤于弟子”，学生是求学者，但对教师来说，不是绝对的求学者，而是相对的求学者，师生关系是相对的;最后，强调既然师不可能事事“贤于弟子”，那么就要求教师不应该满足现有知识，而应学而不厌，精益求精，不断前进。韩愈指出：“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日：‘三人行，则必有我师’。”可见，韩愈强调的是一种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的民主、平等、互动开放的师生关系，他极力主张“尊师重道”，却没有走向过分强调师道尊严和教师权威的极端，这对我们今天处理师生关系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总之，韩愈围绕“教师”作了较全面的阐述，对教师的任务、作用、地位等各方面给予具体的说明并提出了圣者为师的观点，实际就是能者为师的观点，今天看来，仍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当然，由于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性，韩愈的《师说》中所表现的师道观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他办教育的目的是复兴儒学、排斥佛教和推行文学革新运动，因此他所强调的“道”是儒家之道，他所强调的教学内容是“圣人之书”。他的教学方式明显地带有枯燥说教和硬性灌输的特点，不利于学生的创新思维与个性的培养。
学史以鉴今。在教育事业大力和发展的今天，我们研究古代圣人的教育思想，是为了“温故而知新”，在继承中发展。《师说》中闪烁的积极教育思想，特别是通识教育观、平等师生观、创新学习观及终身教育观等无不对现代教育起着十分重要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扩展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汉族，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某某某治家。贞元八年(792年)，韩愈登进士第，两任节度推官，累官监察御史。贞元十九年(803年)，因论事而被贬阳山，后历都官员外郎、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的行某某某司马，参与讨平“淮西之乱”。元和十四年(819年)，又因谏迎佛骨一事被贬至潮州。晚年官至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
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伯，并从祀孔庙。
韩愈师说赏析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也就是说传道应该是为师的第一要义。何为传道，我觉得就是告诉学生如何做人，做什么样的人。这是我们教育的目的，谈如何为师，其实就是谈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教育的第一目的是什么？这也涉及回归古典，就是回归到教育的原始目的。教育的目的是教育人，这一最基本的道理进一步演绎就是教育应把人本身作为教育的目的，而不是把教育变成实现其他目的的工具或手段，即不是变成为某某某治服务的工具或手段，也不是为市场服务或实现其中一种特别技能的工具或手段。这里我要强调两个很重要的概念，即“生存技能”与“生命质量”，并且要很决断地说：我们教育的第一目的不是培养“生存技能”，而是要提高“生命质量”。也就是说，教育应当把培养优秀的人性、培养有质量的生命作为第一目的。这一思路，正是回到教育的原始目的和古典目的。原始目的是指从孔夫子开始的把培养人作为第一目的，教育宗旨是学为人、学做人。换句话说，教育的第一目的不是培
养职业的技能、生存的技能，而是提高生命的质量。关于这点，李泽厚先生和刘再复先生的对话当中曾用哲学语言来表述，说我们应该是以培育人的情感本体与伦理本体（亦即“成人”）为第一目的，以塑造工具本体（亦即“成才”）为第二目的。我们培养学生，当然也要培养一些技能，比如当医生、当律师的职业技能，但这是第二目的。第一目的应是培育伦理本体、情感本体，让他们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完整的人，这才是教育的根本。这恰恰是当年孔夫子强调的，他强调教育在于学做人、学为人，这是中国教育非常优秀的传统，我们应当回归这个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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