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开春
(合肥师范学院文学院，合肥 230601)
摘要：宋代诗文集反映出的诗体分类情况与前代有较大不同。绝句体地位上升，成为独立的一类，由附庸而成大国。“歌行”类逐渐被并人古诗，七古在诗体分类中开始成为独立的一类，则是类别合并的表现。乐府处于边缘化的状态，地位下降。根据“结句”的差异，古律诗被进一步划分为五、七言古律，体现了近体诗地位的上升和诗体分类的细化。在分合、升降的变化背后，体现的是不同诗体发展演变进程的不平衡，反映了宋人诗体分类标准的新变。这些变化至迟到南宋初期已经完成。
关键词：诗体分类；分合升降；标准新变
中图分类号：1207.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21)02-0031-007
诗歌分体研究是中国古代诗学的重要内容，关注不同诗体的体制特点、创作规范、审美风貌和源流演变，而诗歌体类的区别和辨析则是其得以展开的前提与基础。诗体分类的标准以及具体类别并非一成不变，在其演变的历史过程中，宋 代是非常关键的一环。此前，诗体分类大都从功能、内容的差异出发，而宋人则在唐人的基础上，将诗歌分为古、律、绝三大体裁，并进一步细分为五七言律诗、五七
言绝句、五七言古诗等小类。这 一分法流行于明清两代，成为时人展开诗歌辨体批评的基本依据。
对于宋代诗歌体裁的新变化，论者早已注意。明代胡应麟、现代学者郭英德、李定广等人都曾论及。(1>但限于体例，所论不够细致。近年来，宋 代文体批评获得学界重视，出现了任竞泽《宋代 文体学研究论稿》《宋代文体学思想研究》和谷曙光《贯通与驾驭：宋代文体学述论》等力作。这些 著述广论文体，于宋人诗歌分体亦着墨不多。
宋代的诗歌体裁分类，最直接地体现在分体编次的诗文别集和总集中。本文力图通过对相关别集、总集的考察，在比较中显示宋人诗歌体裁分类的新面貌。
一、宋前诗体分类的情况
中国古典诗歌自《诗经》《楚辞》以后，历汉魏而至南北朝，新的诗体不断产生，这不能不引起时人的注意和重视。在诗文集的编撰中对诗体进行分类的做法，在六朝时就已出现。
萧统在《文选序》中说：“自炎汉中叶，厥途渐异：退傅有‘在邹’之作，降将著‘河梁’之篇。四言 五言，区以别矣。又少则三字，多则九言，各体互兴，分镳并驱。”m这里从句式角度提出了四言、五 言、三言、九言等体式。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 中也标举出四言、五言、三六杂言、离合、回文、联 句诸体。旧题任昉的《文章缘起》，列举八十五种文体，其中与诗相关的有“三言诗、四言诗、五言诗、
六言诗、七言诗、九言诗”等等。®从这些繁多的名目当中，确实可以看到“各体互兴，分镳并驱”的盛况。
萧统编撰《文选》，对收录的诗歌主要按照题材进行分类。此外还有乐府、杂歌、杂诗、杂拟四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www.jhlt
*基金项目：2020年度安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宋南渡时期的政治文化与诗坛"(SK2020A013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 大招标项目“唐诗学研究”（12&Z D156)
作者简介：王开春（198丨一），安徽寿县人，文学博士，合肥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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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乐府，汉魏以来创作繁盛，其体制特点清楚。
杂诗，是体制未定的作品。“‘拟’体是魏晋南北朝
至为重要的诗歌创作现象”[2]273，将其作为一类，是对创作实践的承认。杂歌则“是音乐制度既失，当然也难以人乐”，故而单列一类。12571这四类的
青少年膝盖疼分别也不是完全从诗歌体裁角度出发。稍后的《玉台新咏》的编辑体例，则含有按体裁分别的意味。其一至八卷为五言诗，第九卷以七言为主，兼
收杂言，第十卷则是五言四句体，“很明显是以体裁分卷”[W7。但是编者未为这些体裁标明名称，存
一些含混。总之，从现存的总集来看，虽然魏晋南
北朝时期是文体辨析的兴盛期，但“对诗歌体裁
的分类意识不强”。[3]"7
唐代是中国诗歌体裁演变的重要时代，各类
主要诗体都已出现，且一直延续到清代，都无大
的变化。所以胡震亨在《唐音癸签•体凡》中说“诗
至唐，体大备矣与此同时，唐人从体裁角度
对诗歌进行分类的实践和论述也屡见不鲜。有关
唐人诗歌体裁分类的具体情况，王运熙认为唐人
把诗歌大体分古体诗、齐梁体、歌行、律诗和乐府等五类。M54李定广认为“齐梁体”在唐代数量很少，无足轻重，对王运熙的分法进行微调，去掉“齐梁体”而加上“杂体诗”一类。并且进一步揭示这种分类实践背后的逻辑思路，即首先按音乐分为诗和歌两大类。在“诗”当中，又分为古体诗和律诗两大类。[3]1〜"8钱志熙将唐诗体裁归结为律体、古体、乐府体三大类，认为其中蕴含着古与今、诗与乐两重矛盾关系。[6]49
从上述学者的研究中可以发现，唐人大体是
雪碧可乐从音乐和格律两个维度来分辨诗歌体裁，其具体
分类，也与后世流行的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
绝、七绝等体裁类别有很大不同。而其间转变的
关键，正在宋代。
二、绝句地位的上升与独立
绝句这一称谓在南朝时已经出现，而五绝与
七绝分别起源于汉代和西晋的歌谣。[717741唐代的
绝句创作成就很高，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品，
也有一些擅长绝句的作家。但是绝句称谓的出
现，绝句创作的成熟，与在诗体分类时将绝句作为
独立一类单列出来，并不同步。
绝句这一称谓的使用，在唐代是比较晚的，“现存唐诗最早以‘绝句’冠题的是李白《铜官山 醉后绝句》，当作于天宝十三至十四载，在宣城时。”[7]7?这是把“绝句”作为篇名。此后又有了明
确把“绝句”作为一种诗体名称的情况。如白居易 在《与元九书》中说：“当此之时，足下兴有余力，且欲与仆悉索还往中诗，取其尤长者，如张十八
古乐府、李二十新歌行、卢杨二秘书律诗、窦七元
八绝句，博搜精掇，编而次之，号《元白往还诗集》。”01965^6绝句和乐府新歌行律诗等诗体并列，
可见“绝句”是作为一种诗体称谓在使用。但 在《与元九书》中他又说道：“如今年春游城南时，与足下马上相戏，因各诵新艳小律，不杂他篇，自皇子陂归昭国里，迭吟递唱，不绝声者二十里余。”K1965文中提到的“小律”，按照王运熙的看法，应当如许文雨所论，即是指绝句。[5]161称谓的不确
定和随意，折射出这类诗体在其心目中的地位。所以白氏编撰己集，把全部诗歌分成四类，明确 说“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一百韵至两百韵者
四百余首，谓之‘杂律诗’”[8W，未将绝句单列为
一类。与白居易同时的元稹在《叙诗寄乐天书》中，把自己的诗歌分成古讽、古体、乐讽、新题乐府、律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讽、悼亡诗、古体艳诗、今体艳诗等“十体”[9]352_353，其中也没有“绝句”的身影。总之，元白在诗体分类时，都未将绝句作为独立的一类，而是归并入“杂律”一类。明人胡 震亨《唐音癸签》卷一《体凡》云：“今考唐人集录，所标体名，凡效汉魏以下诗，声律未叶者，名往体；其所变诗体，则声律之叶者，不论长句、绝句，概名为律诗。”W1从胡氏的说法来看，元、白两人 的做法，在唐代较普遍。
宋人在编撰诗文集时，开始将绝句单列为一类。就笔者所见，目前最早的材料当属贺铸《庆湖遗 老诗集序》。据序后所署时间“丙子十月”® '
可知此文当作于绍圣三年。在序中他自述文集的体例云：“以杂言转韵不拘古律者，为歌行第一卷。以声义近古，五字结句者，为古体诗第二、第三、第四卷。以声从唐律、五字结句者，为近体五言第五卷。以声从唐律、七字结句者，为近体长句第六、第七卷。以不拘古律五字二韵者，为五言绝 句第八卷。以声从唐律七字二韵者，为七言绝句第九卷。”刚134®50明确将五绝和七绝编为第八、九两卷，和歌行、五古、五律、七律等体类并列。
南宋时期，将绝句单列出来的做法更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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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诗歌体裁分类的新变
见。较早的如绍兴四年罗良弼为刘弇编辑《龙云
集》，在《跋》中记述编撰体例云：“合而次之，得古
律赋三、宏词四、古诗一百四十、律诗一百二十
一、绝句一百一、生辰诗一十一、挽诗一十三、总
三百九十三首”。M]201®13这是将绝句和古、律诗
并列。稍后，张表臣收集编辑张耒的诗文作品，定
名为《张右史文集》，共计七十卷。在作于绍兴十
三年的序中，他说：“凡古赋三十二篇，古诗七百
四首，五言律诗三百三十四首，七言诗三百三十
九首，绝句诸小诗七百七首，古乐府等诗八十四
首，哀挽四十一首，骚一十二篇，表状十五篇，启
十三篇，文二十九篇，赞、铭、偈、疏、简、评十九
篇，题跋三十一篇，传记二十一篇，序十五篇，议
说二十三篇，经史等论五十七篇，书十二篇，墓志
十七篇，同文馆唱和六卷，通二千七百余篇。”[11]
根据序文，张表臣将张耒诗歌作品分成古诗、五
律、七律、绝句四大类。
除了这些序跋中保留的材料之外，宋人编辑
刊刻的按体编排的诗文集，也反映出其诗体分类
的思路。其中将绝句单列的集子有以下几部：
著者集名编辑情况版本
郭祥正《青山集》歌行、长句古诗、五
言古诗、和李白诗、
五字古诗、七字古
诗、古律哀挽、五字
律诗、七言律诗、七
言绝句、五言绝句
中华再造善本
影印宋刻本
晁补之《济北晁先
生鸡肋集》
古诗、律诗、绝句、
挽词
四部丛刊影印
诗瘦阁仿宋刊
本
程俱《北山小
集》
古诗、律诗、绝句
四部丛刊影印
江安傅氏双鉴
楼藏影宋写本
这几部集子的编刻时间，可以大略推定。郭 祥正《青山集》宋刻本没有序跋，编刊情况不详，但祝尚书根据其中宋讳“构”缺笔，而“慎”字不避的情况，推测其刊刻时间当在高宗朝。[12]3%晁补 之的作品，绍兴七年由晁谦之根据所得编为七十卷，并刊刻于建阳，是为《鸡肋集》。宋本明季尚存，崇祯八年顾凝远诗瘦阁照宋本翻刻。《四部丛 刊初编》据以影印。[l2]a>M06丛刊所影印之明季翻宋刻本，仍为七十卷，当源自绍兴七年建阳刊本。程俱《北山小集》四十卷，据绍兴十年叶梦得序，当为作者自编。黄丕烈乾隆六十年收得宋刊本一部，四十卷。钱大昕跋推断其刊刻于淳熙以前。黄本后传录多部，傅增湘得到其中一部，《四部丛刊续编》据之影印。t121725-727此本与程俱绍兴间自编本同为四十卷，当即从其所出。
综上，《青山集》刻于高宗绍兴年间。现存《济 北晁先生鸡肋集》和《北山小集》虽刊刻时间不一，但都源自编刻于绍兴间的本子，反映了当时的编辑情况。如此，加上前述罗良弼编辑的《龙云 集》和
张表臣所编的《张右史集》，则目前可知南宋高宗绍兴年间，共有五部诗文集在诗歌体裁分类时都将绝句作为独立的一类。说明绝句一体摆脱附庸的地位，变成可以和古、律并列的诗体类别，在当时已经成为共识。
绝句地位的上升，与宋人对其体制特点认识的不断深人有关。葛晓音说:“绝句发展到盛唐，虽 然已形成五、七绝的基本体制和格调差别，在句 式、篇法等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但无论是声律还是作法都没有定型。绝句的定型是在中晚唐到宋代完成的。”[7J W这一定型过程，尚有待仔细的研究，但宋人对绝句体制特征的理论表述，远较唐人丰富，曾季狸、杨万里、刘克庄、周弼等人都有十分深刻的言论。对此，笔者另撰文详述，此处不赘。
三、歌行与乐府地位的下降
歌行在唐人的诗体分类中占据着比较显著的位置，是与古、律、乐府等并列的大类。而在宋人的诗体分类中，歌行常被归入古诗之中，单列为一类的情况较为少见。同时，宋人开始在古诗之中划出七古一类。
唐人诗体分类的具体材料，现存较少。明末 胡应麟根据自己所见唐人集录，认为唐人主要将诗歌分为往体、近体律诗和歌行三类。当时流传的唐代文集应较今日丰富，胡氏在广泛考察之后得出的结论值得重视。王运熙认为唐人将诗歌分为五类，除胡氏所举外，另有乐府和齐梁体两类。关于歌行，他举
出三条例证。一是白居易《白氏长 庆集》九至十二卷共四卷为“感伤诗”，其中前三卷标为“古调”或“古体”，后一卷标为“歌行、曲弓丨、杂言”。二是李玉《进诗表》所言“谨奉所业歌行、古体诗、今体七言、今体五言四通等合三百首”云云。三是五代韦谷编《才调集》十卷，每卷均署题“古、律、杂歌诗一百首”，认为杂歌诗即歌行之意。[5]158这些论据是充分的。可见无论是胡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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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说，还是王氏五类说，歌行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唐人在诗体分类时对歌行的重视，是有其内在逻辑的。李定广指出：“唐人虽不太注意诗体分类逻辑层次的严密性，但大致逻辑层次还是清楚的。那就是，先按音乐分为诗、歌两类……将‘诗’又分为‘格诗(古体诗广、‘律诗’两大类，二者中间是杂体诗中的‘齐梁体’。”[3]117_118从音乐角度来看，歌行是最能体现乐与诗关系的一类。钱志熙已经指出：“唐诗中古乐府体、歌行体，其体裁或来自对汉魏以来乐府歌词的模拟（如古乐府），或 是以带有音乐性的歌行为体（即歌行体）。”[6]5°可 以说，唐人对歌行体的重视，正是唐诗与音乐密切关系的反映。此外，从创作实践看，歌行正是在唐代定型、成熟，并达到艺术上的高峰。因此，唐 人诗体分类重视歌行是很自然的。
到了宋代，歌行在诗体分类中的地位开始下降。现存按体编次的宋代别集、总集中，单列歌行的已不多见。就笔者所见，现存单列歌行类的宋代别集仅有三部，分别是王禹偁《王黄州小畜集》(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宋绍兴十七年黄州刻递修本）、郭祥正《青山集》（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宋刻本）和黄裳《演山先生文集》（宋集珍本丛刊影印清初抄本）。（3)另外，据贺铸《庆湖遗老诗集序》所 言，此集亦将歌行单列为一卷。
除别集外，吕祖谦编《宋文鉴》（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宋嘉泰四年郡斋刻本）也将歌行单列。据 分卷目录，其十三、十四两卷为“乐府歌行（杂言 附）”。宋代又有题为吕祖谦编《丽泽诗集》，现存 宋刻本。据《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著录，是集所 收宋代诗歌亦按体排列，其中就有“乐府歌行附杂言二卷”。™吕祖谦还曾集注林之奇所选《观澜 文集》，清阮元《宛委别藏》收有影宋本《东莱集注类编观澜文集》甲乙编，据书前总目甲编卷九为“歌”，卷十为“行、引”。
与单列歌行的情况相比，将歌行类作品归人古诗的做法在宋代更为普遍。笔者根据掌握的资料列出下表，表中标明“古诗”所在卷，并举出其中收录歌行作品的例子：
集名分卷诗歌举例版本
《乖崖先生文集》卷2为“古诗”卷2《阳春曲》《解嘲篇》《惊
栖曲》
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宋咸淳五年伊赓崇阳县斋
刻本
《范文正公文集》卷2—3为“古诗”卷3《和葛闳寺丞接花歌》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北宋刻本
《欧阳文忠公集•居士集》卷1—9为“古诗”卷5《庐山高》、卷7《洗儿
歌》、卷8《明妃曲》
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宋庆元二年周必大刻本
《赵清献公文集》卷1一6为“古律
诗”
卷6《次韵僧重喜闻琴歌》
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宋景定元年陈仁玉刻元明
递修本
《乐全先生文集》卷4为“古风”卷4《劝酒行》《桃源二客行》
《槎客歌》
宋集珍本丛刊影印清抄本（提要谓此本源自
宋本）
《古灵先生文集》卷3为“古诗”卷3《对酒歌》《古灵山试茶
歌》
高中生物教学论文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宋绍兴三十一年陈辉刻本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2—5为“古诗”卷2《孟尝君歌》《将军行》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宋刻本
《临川先生文集》卷1一13为“古诗”卷4《明妃曲》《桃源行》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宋绍兴二十一年两浙西路转运司王珏刻元明递修本
《无为集》卷3—4为“古诗”卷3《幽谷吟上欧阳内翰》
《潜山行》、卷4《丰湖歌》
世界环境日手抄报内容中华再造善本影印绍兴十三年无为军刻递修
本
《济北晁先生鸡肋集》卷4—14为“古诗”卷8《御街行》、卷9《赠王顺
之歌》《富春行赠范振》
四部丛刊影印明诗瘦阁仿宋刊本
《北山小集》卷1—8为“古诗”卷1《古钓台歌》四部丛刊影印江安傅氏双鉴楼藏影宋写本《颐堂先生文集》卷2—4为“古诗”卷2《铜马歌》四部丛刊影印宋乾道本
《新刊嵩山居士文集》卷2—8为“古诗”卷8《醉歌行赠闾丘伯有》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宋乾道四年嘉州刻本
表中所列各集编刻时间从北宋延续至南宋，可以说明宋人别集中诗歌分类的基本情况。这些 将歌行归人古诗类的别集共计13部，数量远超前述将歌行单列的别集，反映了宋人诗体分类的一种趋势。
同时，由唐至宋，所谓古体大都指五言诗。宋 人既把以七言、杂言为主的歌行归人古体，就产 生了把它和既有的五言古体加以区分的可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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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诗歌体裁分类的新变
需要。因此，七古这一概念开始出现，并且成为诗体分类当中的新成员。
比如杨万里《诚斋诗话》就出现了“七言长韵古诗”的说法，他说，“七言长韵古诗，如杜少陵《丹青引》、《曹将军画马》、《奉先县刘少府山水障歌》等篇，皆雄伟宏放，不可捕捉”[14]139，直接把杜甫歌行类作品视作七言古诗。宋人在编辑别集时，列出七古的例子也有一些。如刘克庄《信庵集 序》中说：“壬戌告老归田，又获公诗稿，七言绝句一百四十三，古律诗十八；五言绝句五十，古律诗五；六言诗六。”*〜刘氏把赵葵的作品按照七言、五言、六言分成三大块，七言之下又有绝句、古、律诗三类，这就把七古和五古分开了。张 孝祥《于湖居士文集》（四部丛刊影印慈溪李氏藏宋刊本）卷二至五为“古诗”类，虽未明确标出“七 古”名目，但在具体编排时，则把七言古诗都集中在卷二，五古则放在其他各卷，这可以说是暗分。晁补之《济北晁先生鸡肋集》也是将五古和七古分开编排，分别安排在卷四到卷八、卷九到卷十四。
歌行在唐宋诗体分类中地位的变化，与歌行本身的特点有关。作为一种流动性较强的诗体样式，歌行的形制特征只是在某一个时期之内才有相对的固定性。而且随着盛唐时乐府歌行体的散句化，他与由五古演变而来的七古，在体调方面已经很难区分。W因此，歌行的界定就十分困难。例如前举《宋文
鉴》和《青山集》既列“七古”又列 “歌行”，似乎区分明白，但仔细比对其中所收作品，也会发现一些问题。
汉慕斯门窗《宋文鉴》卷十三“乐府歌行”类收有王安石《杜甫画像》诗。而宋刻《临川先生文集》则列此篇于 卷九“古诗”类。又《宋文鉴》卷二十一“七古”类有郭 祥正《墨染丝》诗，卷十四“乐府歌行”类又有郭氏《莲根有长丝》诗。检宋刻《青山集》，两诗全在卷六 “长句古诗”类中，这是《宋文鉴》与王氏文集、郭氏 《青山集》标准不一。而《青山集》中“五七字古诗”仅 收三篇七字诗，其中《拟桃花歌》《怡轩吟》从题目看 应属于歌行类，这是《青山集》本身标准不明。
这种矛盾的存在，生动地说明歌行体制本身的模糊性给诗体分类带来的困难。因此，宋人在诗体分类时多数将歌行归人古体，实际上是一种符合实际又方便的做法。不过，歌行和以五言为主的古诗，形式上确实存在差异。为了处理这个问题，一方面，他们在古诗之中提出七古这一新的类别；另一方面，宋人也开始对歌行体的特点进行自己的归纳和总结。比如贺铸在《庆湖遗老
集序》视“杂言转韵不拘古律”的作品为歌行。贺 氏从“杂言”“转韵”两点来定义歌行的做法，极具
理论张力，值得注意。
和歌行相似的是乐府。乐府在唐人的诗体分
类中有着比较重要的地位，而宋人在编撰诗集时，乐府一类被单列出来的情况较少。这与乐府
诗体的演变发展有关系。随着文人创作逐渐由“应歌”向“作诗”转变[15]，乐府诗在宋代完全脱离
音乐背景而徒诗化，这种情况下，其诗体特征的
彰显只有从制题、风格、内容等方面全面模拟前代作品，由此造成题材和风格的固化。W这种局限性，无疑削弱了乐府体的表现力，制约了其生命力，其创作总体上也处于边缘化的状态。乐府体的这种处境，自然导致其在整个诗歌体裁系统中
地位的下降。因此在宋人编刻的诗歌总集和别集中，单列乐府一类的很少见。
四、“结句”标准与分类的细化
宋代诗体分类的第三个重要变化，就是重视诗歌“结句”的差异，于古律体之外也注意五言、七言的差别，诗体分类进一步细化，五七律、五七 古等逐渐成为诗体分类中的一大类目。
所谓“结句”，是借用贺铸《庆湖遗老诗集序》中的说法，序文已见前。贺铸在编辑己集，对诗体进行分类时，突出了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诗句字数的多少，如歌行是杂言、古诗是五言、近体五言是五字结句、近体长句是七字结句等等。
从创作实践看，五七言律、绝在唐代就已是十分成熟的体裁，唐代文献中，也不乏相关的称谓出现，如：
君少孤力学，通《五经》书，善鼓琴，能为五言、七言近体诗。（元稹《唐故京兆府周至
县尉元君墓志铭》）W57?
谨捧所业歌行、古体、今体七言、今体五言四通等合三百首，谨诣光顺门昧死上进。
(李玉《进诗表》）(6)
不过这种情况并不多见，正如钱志熙在《元 白诗体理论》中说：“从实践上看，五七言绝句、律 诗，在唐代都是十分固定了诗体，但唐人每笼统地称为律诗，绝句一名也是偶一用之。这种情况，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唐人对近体诗在观念上的不甚重视。”[16：正因为唐人对这些体裁不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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