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钟嵘《诗品》中曹操品第
作者： 于宏
全国5a景区来源：《语文学刊》 2013年第1期
○ 于宏
(白城师范学院 文学院，吉林省白城137000)
［摘要］钟嵘的《诗品》对于曹操的诗歌有着一句这样的评价：“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在今天的诗歌评论家看来，这是对于曹诗的很高的评价。但是同时，曹操的诗歌被钟嵘归于《诗品》所列“三品第”中的“下品”——这一现象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本文在对于曹操诗歌的整体阅读基础上，结合对于钟嵘《诗品》的理解，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的研究。
［关键词］曹操诗；钟嵘；诗品；诗歌品第
中图分类号：I207.2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610(2013)01-0052-02
钟嵘《诗品》中称曹操“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同时将曹诗置于《诗品》下品。通常认为，“古直”“甚有悲凉之句”可看作极高肯定，似乎和“下品”的评判存在矛盾。
便宜平板电脑 关于曹诗在《诗品》的品第，历代学者争议颇大，很多学者对于这一划分持否定意见。 《诗品》成书于南朝，首次尝试对诗人诗歌进行品第划分，将由汉代至齐梁的百余位诗人按上、中、下品划分，开创了诗评新风气。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中认为：“《诗品》之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将其与《文心雕龙》并提，给予钟嵘创举以充分肯定。但是，尽管钟嵘划分品第之法具有开创性，但其对于诗人的具体划分常引起争议，除了曹操之外，还有陶渊明、刘桢等人，已成为历代争论不休的命题。
我的动物朋友300字 一、前人观点概述
（一）“止乎五言”说
曹诗现存不多，仅二十余首，均为乐府诗体，其中四言8首，五言11首，不可归类5首。
《诗品·中品·序》中谈诗歌选评范围：“嵘今所录，止乎五言”，明确说明选录限于“五言诗”。在《诗品·序》中，将四言诗和五言诗进行比较，得出这样的结论：“夫四言，文约易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邪！”这反映了五言诗后来居上的诗歌发展趋势。由此可知，曹操四言诗并未全面纳入考评范围，但经典如《观沧海》《龟虽寿》等恰均为四言诗。相比之下，曹操五言诗稍显粗糙，故被列为下品，这在今人学者中几已达成了共识。
（二）“汉音”说
胡应麟《诗薮·内篇·卷一》有云：
“魏武‘对酒当歌’，子建《来日大难》，已乖四言面目，然汉人乐府本尚存。”
排毒饮料 沈德潜《古诗源·卷五》有云：
“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
以上概括了曹诗特点：“汉音”，即带有乐府痕迹。
以五言诗为例，《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等诗歌诗题来源于乐府曲调名，《董逃歌》《谣俗曲》等更加近似于乐府民歌风格。曹诗是学习汉乐府的成果，惯于以乐府古题写时事，表现平白如话的风格，其史实之真甚至被称为“汉末实录”。
然而钟嵘推崇的风格又是如何呢？《诗品·序》中提出：“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弘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咏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他推崇的是当时开始盛行的文人五言徒诗，强调艺术表达、情感表现和形式精巧，而这些在曹诗中体现并不明显。
（三）“古直”说
评价曹诗时，钟嵘吝惜笔墨，只做出了这样的论断：“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今人看来评价甚高，但钟嵘本意并非如此。“古直”一词道出了曹诗特点，也说出了曹诗归入下品的原因。
曹诗继承了汉乐府平白如话的特点，没有过多典故和修饰，语言简单易懂。我们不妨试举例一二：
天地间，人为贵。(《度关山》)
贼臣持国炳，杀主灭宇京。(《薤露行》)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
“古直”可以分开理解，“直”体现为语言朴素平白，还体现为抒情直截了当，而“古”除使用乐府古题、沿承乐府风格外，还表现为用典多为周公、伯夷叔齐等典，古旧遥远。
从《诗品》对他人的评价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钟嵘对于“古直”的态度。如论及中品之曹丕，钟嵘评价：“新歌百许篇，率皆鄙直如偶语。”“偶语”即窃窃私语，以 “偶语”来比喻“鄙直”，态度鲜明。“古直”是曹诗特所在，却恰为钟嵘否定。
不妨看看上品诗人的批语：
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披文质。(魏陈思王植诗)
文秀而质赢。(魏侍中刘桢诗)
“文质”“文秀”等词汇被钟嵘反复提及，也是他评判诗歌的重要标准。这和南朝注重词彩的风气一致，却与“古直”之风相悖。
二、曹操《诗品》品第之我见
（一）文奸说
在古典文艺批评史上，文艺成就往往成为政治的附庸，或者因为史评家对于政治行为的评价而有失公允，如奸相蔡京为人所诟病，其书法成就也为人忽视，甚至苏东坡也称其“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
安全教 曹操形象在古代可谓命途多舛，随着正统观念的不断加强，曹操似乎坐实了“汉贼”的称号，《三国演义》流传开来之后，曹操在民间的评价也被定位在了“贼”的位置上。形成共识的印象自然影响到学者对诗作的判断，如：
曹公《短歌行》末云：“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且孔融、杨修俱毙其手，操之高深安在？身为汉相，而时人以为汉贼，乃以周公自拟，谬矣。(刘克庄《后村诗话》)
曹孟德乐府，如《苦寒行》、《猛虎行》《短歌行》，脍炙人口久矣。其稀僻罕传者，如“不戚年往，忧世不治。存亡有命，虑为之蚩。”又云：“壮盛智慧，殊不再来，爱时进趣，将以惠谁？”不特句法高迈，而识趣近于有道，可谓文奸也已。(杨慎《升庵诗话》卷十)
这些观点均从政治角度衡量曹诗，并未给予正确评价。同理，钟嵘之南朝对于曹操的主流评价是否正面极有可能对曹诗成就的认定产生影响。
在钟嵘所处的两晋南北朝时期，对于曹操较公允的评价来自于陈寿所著的《三国志》，其在《魏书·武帝纪》中称赞曹操“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也”，称三国魏主为“帝”，而称蜀、吴两国国君为“主”，存在着为曹魏正名的明显倾向性，历来引起非议，如裴松之为《三国志》所作的注中就加入了大量对曹操的，如“太祖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为人佻易无威重”等，并在注文中补充了屠杀吕伯奢一家等负面事迹，很多野史小说更是把曹操塑造成残暴狡猾的反面人物，甚至直接宣称玄德胜过曹操。应该说，南北朝时期曹操形象以负面为主，即使足智多谋，其 “贼汉”的行为仍为人诟病。
我国历来讲求“人品”和“文品”的统一，两者相互映照关系是传统诗文理论重要范畴，并提出了“修心”“以史证诗”等主张。南朝时对于曹操的评判显然会对钟嵘感情倾向产生影响。
英国艺术评论家贝尔提出过这样的观点：“真正的艺术是一种‘纯形式’，即‘有意味的形式’。欣赏一幅
作品必须把作品本身作为唯一的目的，而不是作品以外的任何性质(如历史的，道德的，政治的等)。”很显然，《诗品》并不符合这样的论断。
（二）“失之粗”说
成书倬在《多岁堂古诗存》中这样评价：“武帝雄才而失之粗。”这里的“粗”大约是指笔触的描写过于粗略，失其精细，“粗”和钟嵘追求的“文质”显然相反。
阅读曹诗时，我们推崇的是曹诗的风骨气魄，但是，风格的出众不能掩盖描写的欠缺，曹操乐府诗更多是抒发个人情感，描写比重甚少，笔力也有所欠缺，如：
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苦寒行》)
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苦寒行》)
有何三老公，卒来傍我旁。(《秋胡行》)
瓮中无斗储，发箧无尺缯。(《谣俗曲》)
这些句子多是以景写情，而非专事描写。
《诗品》上品是钟嵘的诗歌理想，谢灵运、曹植、刘桢等被钟嵘列为上品，他们很多是以描写见长的，其中谢灵运的写景诗甚至开创了山水诗先河。相比之下，描写无疑是曹诗软肋，更多的是一种个人情怀之作，而不是一种有意识的创作行为。
在经历了魏晋“玄言诗”的漫长阶段之后，南北朝的诗人们急迫地希望扭转诗歌寡淡的风格，向精细化方向迈进，这种情况下，曹操诗歌归入下品，是有道理的。
钟嵘将曹诗归于下品的做法被历朝学者非议，不断有人进行阐述，称其减损了曹诗“连城之价”。但笔者看来，这种争论意义不大。从否定到肯定，反映的是诗歌审美取向的变化发展，即从形式到内容到风骨的转变。钟嵘的论断和当时诗风一致，且《诗品》作为诗评巨著，对这种风气的扩展也起了推动作用，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虽然局部内容存在争议，但仍不失为诗评的重要著作。
【 参 考 文 献 】
［1］钟嵘.诗品笺注［M］.曹旭，笺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2］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M］.商务印书馆，2010.
七年级英语教学反思 ［3］曹操.曹操集注［M］.夏传才，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
［4］刁美林.古人眼中历史人物曹操形象的演变［J］.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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