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描写风的诗词《新城道中二首》(其一)赏析
  《新城道中二首》(其一)
  宋苏轼
  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雪糕制作
  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
  野桃含笑竹篱短,溪柳自摇沙水清。
  西崦人家应最乐,煮芹烧笋饷春耕。
  【注释】
   ①东风:春风。
   ②絮帽:棉帽。
   ③钲(zhēng):古代乐器,铜制,形似钟而狭长,有长柄可执,口向上以物击之而鸣,在行军时敲打。
   ④西崦(yān):这里泛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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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饷:用食物款待别人。
   ⑥委:舍弃,这里是放下之意。辔(pèi):缰绳。
   ⑦散材:原指因无用而享天年的树木。后多喻天才之人或全真养性、不为世用之人。
   ⑧卷旆(pèi)钲:收兵的号令。古代旗末端状如燕尾的垂旒,泛指旌旗。
   ⑨耦耕:二人并耕,这里指耕地之人。
  【赏析】
   清晨,诗人预备去山里。这时,春风和煦,春雨初收,就好像是多情的春风为了诗人旅途顺利而故意吹散了阴云,吹断了屋檐积雨的声音。“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
两句,写诗人动身看到久雨初晴时的愉悦心情。作者不直接说自己快乐,却从东风说起,赋予东风温柔体贴、善解人意的美好性格,正因为诗人心中欢乐,才觉得东风极通人性,正所谓“以我观物,物皆着我之彩”。这一联,写东风懂得诗人的心思,特意为之吹断了积雨。新颖别致,饶有诗意,为全诗写景抒情奠定了轻松活泼的基调。诗意又撩人的游戏名字
   中间两联写山村美景。颔联以山头、白云、树梢、初升的太阳等自然景物来加以描绘;颈联选取了“野桃”、“溪柳”两种典型的景物,把山村自然美景描写得生机勃勃,洋溢着欢快的气氛。尾联由自然景物的描写转入对山中人生活的描绘,构成了一幅诗意盎然的山村风物画。
梦到眼镜蛇  扩展阅读:苏轼的词作成就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
   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虽然柳永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他未能提升词的文学地位。这个任务有待于苏轼来完成。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
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因为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升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的创作主张。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县丞书》),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苏轼一向以文章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他不满意秦观“学柳七作词”而缺乏“气格”。聂圣哲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仰头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
   与苏轼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这种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词境的哲理意蕴。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苏词比较完整地表现出作者由积极转而矛盾苦闷,力求超脱自适而持续追求的心路历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个性气质。继柳永、欧阳修之后,苏轼进一步使词作中的抒情人物形象与创作主体由分离走向同一。
   苏词既向内心的世界开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晚唐五代文人词所表现的生活场景很狭小,主要局限于封闭性的画楼绣户、亭台院落之中。入宋以后,柳永开始将词境延利到都邑市井和千里关河、苇村山驿等自然空间,张先则向日常官场生活环境靠近。苏轼不仅在词中大力描绘了作者日常交际、闲居读书及躬耕、射猎、游览等生活场景,而且进一步展现了大自然的壮丽景。
  扩展阅读:苏轼的文章
   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都是兼从文、道两
方面着眼的。但是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精金美玉,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其次,苏轼心目中的“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
   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文学思想指导下,苏轼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艺术风貌。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苏轼确实具有极高的表现力,在他笔下几乎没有不能表现的客观事物或内心情思。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韩愈的古文依靠雄辩和布局、蓄势等手段来取得气势的雄放,而苏文却依靠挥洒如意、思绪泉涌的方式达到了同样的目的。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之一。
   苏轼擅长写议论文。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
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范增论》提出范增应为义帝诛杀项羽。但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忍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苏轼早年的政论文也有类似的风格特点,但随着阅历的加深,纵横家的习气遂逐渐减弱,例如元祐以后所写的一些奏议,内容上有的放矢,言词则剀切沉着,接近于贾谊、陆贽的文风。
精打细算的意思
   史论和政论虽然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这些文章同样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为活泼,议论更为生动,而且往往是夹叙夹议,兼带抒情。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增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政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
   苏轼的叙事记游之文,叙事、抒情、议论三种功能更是结合得水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