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8月召开的科教工作座谈会，是复出后主持的第一个重要会议。这次会议不仅对于科教领域的拨乱反正起到重要作用，而且是恢复高考的一次重要会议。1977年3月中旬，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总结粉碎“四人帮”以来5个月的工作和政治形势，部署1977年的工作任务。在向上海代表团提交的书面发言中，率先提出让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并认为这是完全必要的。王震等人在会上也作了有类似内容的发言。他们的发言内容在会内外传开后,
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这次会议上，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表示，的问题应当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只能在适当的时机让出来工作。再次复出对于来说，并非仅是官复原职的问题，而是有了为党和人民工作的机会。此时他所考虑的，不是自己的荣辱得失，而是如何着手在各个领域、各个部门、各个行业进行拨乱反正。在即将复出之际，他想得最多的，是如何将科教工作抓上去的问题。1977年5月12日，尚未正式恢复工作的将中国科学院负责人方毅和李昌来，谈了自己对科教工作的一些想法。他说：抓科研就要抓教育。抓教育，关键在中学，中学又以小学教育为基础。中小学现在接不上茬,10年没有好好上课，数理化不行，外文也不懂。多数中学教师水平不高。因此，要抓好重点小学、重点中学。要加强教师的配备。要重新审定大中小学的教材。过去没有吸收外国先进的东西。抓科研要注意选接班人。5月24日，他在同王震和邓力谈话时，再次表示：我出来工作
的事定了，至于分工做什么，军队是要管的，我现在还考虑管科学、教育。他强调：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
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不论脑
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从事
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
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此时，党和国家各项工作虽然有所起，但由于“两个凡是”的影响，社会主义建设于前进中徘徊。面对这种局面，决心以教育和科学作为突破口，实行全面的拨乱反正。中央全会一结束，他就对中共长沙工学院(即后来的国防科学技
术大学)临时委员会正副书记张文峰、高勇说：我主动提出协助主席、叶剑英副主席管教育管科学。要继承人类的知识。自然科学和语 罗平汉
引领科教领域的拨乱反正：
1977年科教工作座谈会
言一样没有阶级性，哪一个阶级掌
握了，就为哪一个阶级服务。指南
针、印刷术、火药，都是中国人发明
的，外国人还不是学去用了，并且发
展了。他还说：科学技术人员，这些
年接不上茬,10年啦。科技人员真正
出成果是在30多岁到40多岁。对
技术人员，只要努力钻技术，在技术
上有贡献的，就应支持。
过了几天，他又将中科院负责
人方毅和李昌来，专门谈科研工
作，并指出：科研单位的任务就是要
出成果、出人才；要肯定党委领导下的所长分工负责制，要把政治、业务、后勤三大系统搞好；要把有作为的科技工作者列出名单，填出表格，对这些人要给予适当照顾；要从全国选拔人才，组织科研队伍。他还表示，科研人员的房子问题，两地分居问题，经费问题，都要逐步解决。7月29日，在听取方毅、刘西尧等人关于教育工作的汇报后，表示：要进口一批外国的自然科学教材，结合我们的实际编出新的教材，以后就拿新教材上课。要组织一个很强的班子编写大中小学教材。要抓一批重点大学。重点大学既是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应纳入国家规划。重点学校首先要解决教员问题。清华、北大要恢复起来。要逐步培养研究生。教育部也要抓一些中小学重点学校，在北京就可以抓40所到50所。不能降低教师的待遇。要加强外语教学，要搞电化教学。8月1日，再次同方毅、刘西尧谈教育问题时，他指出：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学校可以搞多种形式。总的目标是尽快地培养一批人出来。根本大计是要从教育着手，从小学抓起，否则赶超就变成了一句空话。重点大中小学校，数量不能太少，现
在要立即着手指定。
两条腿走路，但要有
重点。重点大学就是
直接从高中毕业生
中招生。归根到底,
还是要把小学、中学
办好，这样大学就有
希望了。编写教材,
六个月宝宝辅食
一定要吸收世界先
进的东西，洋为中用，特别是自然科学方面。从最先进的东西教起，一开始就启发学生向着更广更深的方向发展，这就有希望了。现在比较急迫的问题是教材问题，还有教师队伍问题。教材要精简，大学的教材也应精简。要派留学生出去，请人来讲学，把愿意回国的科学家请回来。要发展科学教育文
化事业，就需要对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进行正确的评价。说，说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好的。“四人帮”另搞一套，说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劳动人民都要知识化嘛!如果照“四人帮”的说法，到了共产主义，人们岂不都成了“臭老九”吗?总之，要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
极性，但任何时候都要注意他们世界观的改造。要提倡尊师爱生，现在要特别提倡尊师。为倾听科教界的意见，了解科教工作的实际情况，打开科教工作的新局面，决定主持召开一个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他提出，座谈会要一些敢说话、有见解，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与“四人帮”没有牵连的人参加。按照的意见，中科院和教育部分别在各自系统了吴文俊、童第周、严东生、王大珩、周培源、苏步青、吴健中、查全性、潘际銮等33位研究员、教授代表，其中年龄最大的是82岁的小麦育种专家金善宝，最小的是31岁的中国科技大学教师温元凯。8月4日，科教工作座谈会在北京饭店召开，除了33位代表，还有
中科院负责人方毅、李昌、武衡、童
大林，教育部负责人刘西尧、李琦、
李琦涛，以及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
责人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等人参
加。
座谈一开始，就开门见
山说：邀集这次座谈会的目的，就是
要请大家一起来研究和讨论，科学
研究怎样才能搞得更快更好些，教
育怎样才能适应我国四个现代化建
设的要求、适应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的要求。他接着说：这个世纪还有23
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赶超世界
先进水平，究竟从何着手?看来要从
科研和教育着手。一讲科研，就离不
开教育。现在科研人员后继乏人。科1977年8月4日，主持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All Rights Reserved.
研人员来源可以从生产单位直接选拔、培养，但大量的还是靠大学，特别是尖端科学和理论方面的人才。所以要把大学办好。但教育只抓大学，不抓中小学不行。好多知识，要从小学开始打好基础。像语文、算术、外文，就要从小学抓起。他还说：这几年“四人帮”对科学工作、教育工作，对各行各业破坏极大，对我们国家是一个大灾难。一定要花很大的力量，把损失的时间抢回来。可不可以要求教育革命5年见初效,10年见中效,15年见大效?鼓励参加会议的人员畅所欲言，有什么好意见都讲出来。发言可长可短，可以讲一次二次，八次十次，可以随时插话，把座谈会开得生动活泼。
复旦大学的苏步青首先作了发言，着重谈了科技队伍的建设问题。他说,“四人帮”对大学的破坏极为严重。王洪文的一个小兄弟在复旦大学胡作非为，说什么研究所是“派出所”，不让搞科研，把人统统“派出”去。复旦大学的数学研究所被他们搞垮了，设备调走，资料搞得残缺不全，几十名专业人员拆散了。我领导的微分几何小组有18个人，有的调走，有的改行搞采购，只剩下两个人。粉碎“四人帮”后，形势越来越好。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要把科技搞上去，我们充满着信心。但是，也要重视困难。现在一个突出问题，是缺少25—35岁的人，是空白。老的很老了。40—50的人还有一些，也不多了。搞基础理论要靠青年人。二三十岁搞不上去，年纪大了就更不行了。为了解决科研人员的来源，苏步青认为，只要选拔优秀的青年，采取得力措施培养，有三四年工夫就上去了。
在苏步青发言时，其他人也纷
纷插话，反映有不少科技人员学非
所用，散在各处，应当采取措施，经
过调查作必要的调整，做到人尽其
才。中国科技大学的温元凯、中国医
学科学院的黄家驷、武汉大学的查
全性等提出，可以把1963、1964和
1965年在高等院校学过几年基础课
的人，挑选一部分政治思想好、年龄
较轻、学习成绩较好的再加以培养。
这比现在从头培养起要快得多，可
以部分地改变最近这几年科研队伍
缺少接班人的严重状况。
吉林大学的唐敖庆紧接着谈了
我国科研工作与美国的三大差距:
一是科学实验的手段，美国是20世
纪70年代水平，而中国的高等学校
的实验手段，比较好的也只是60年
代初的水平。二是专业科研队伍的
数量和业务质量，两国相差较远。美
国的重点大学以很大力量放在培养
研究生上。中国的重点大学也应该
把更大的力量放到培养研究生上
去。三是美国科研工作中，基础理论
和比较远期的应用性科学研究所占
比重比中国大。美国高等学校主要
力量都放在这两项研究上。就全国
来讲，这两项研究力量也占一半左
右。因此，科学储备强，实际问题来
了就解决得快。中国要赶超世界先
进水平，必须加强这两方面的研究
力量。
唐教授在谈到大学教育质量的
问题时，与会者也认为已到了非解
张继科个人资料简介决不可的地步了。中科院上海硅酸
盐所的严东生、有机化学所的汪猷
和生物物理所的邹承鲁等认为，现
在高等院校专业分的太细，再加什
么“典型产品教学”，学生学的知识
面太窄，零零碎碎，不成系统，到科
研单位工作很困难。清华大学的何
东昌说,“四人帮”疯狂破坏基础课
教学。1972年还算是这些年来情况
较好的一年，基础课主要是中学课
程，全年只有一百多学时，也就是三
四个星期学的大学课程;1974年，连
中学的水平也达不到了，现在还有
20%的人在学初等数学。工程物理系
三年级学的只是普通物理，有的学
生连中学学的牛顿定律也不知道。
在座谈过程中，插话说,
要把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放到
教材里去，把数理化和外文的基础
打好。小学、中学的水平提高了，大
学的情况就不同了。要做思想工作,
把“臭老九”的帽子丢掉。对上山下
乡知识青年中通过自学达到了较高
水平的人，要研究用什么办法、经过
什么途径选拔回来。这种人成千上
万，要非常注意这部分人，爱护这部
分人，千方百计把他们招回来上大
学或当研究生。大学可以直接从高
中招生。大学要办得活一点。有些青
年成绩好，没毕业就可以当研究生,
好的班也可以全班转入研究生。
过
苏步青
. All Rights Reserved.
几年后，大学要重点培养研究生。这样做，研究人员成长得快。这是个方针问题。这样出人才会快些。
8月5日座谈会继续。上午第一个发言的是中科院长春光机所的王大珩，主要是控诉“四人帮”残酷迫害科技人员的罪行。他说,“四人帮”胡说科技界的特务，像香蕉一样一串一串的。“四人帮”在长春光机代理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前，光机所被走资派、叛、特、反所把持”,“敌人发展特务比我们发展党员还快”,“有些人这边参加共产党，那边参加国民党”；还说光机所有8条又粗又黑的黑线，什么美蒋特务的线，苏修特务的线。他们采取逼、供、信手段，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特务集团冤案，有216个人被隔离审查，有100多人被勒令进“学习班”作检查交代，有5个人被押至公安机关，被打死、逼死的有副研究员、工程师、工人、干部共10多人。
紧接其后的是中科院生物物理所邹承鲁的发言，谈话的主题是如何把科研搞上去。他说,28年来，我国科学工作的发展，总的说，速度不算是很快的。1956年制订科学规划以后，有一段发展比较快。分子
生物学，国外是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我们那时也注意到了。60年代初期，我们做了不少工作，与国外先进水平差距比较小，而且还有很出的工作，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蛋白质。这几年，由于林彪、陈伯达和“四人帮”的破坏，差距又拉大了。美国在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和分子生物学方面，有6种主要刊物，每年发表文章3.3万页。我们现在每年只有300页，仅及人家百分之一。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差距。因此要充分
发挥现有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提高
他们的水平，更应当千方百计保证
科研人员从事科研业务的时间，至
少要做到每星期有5天以上的时间
搞科研。他还说,“”时期高校招
生的方针应当修改。今后一定要有
考试考查制度，审查主要由招生单
位负责。特别是科研机构招收研究
生，还应当征求担任导师的科技人
员的意见。科学院应逐渐做到干部
来源以研究生为主。
下午座谈会上的发言，有南开
大学的杨石先和中科院计算技术所
高庆狮。杨石先说，实现四个现代
化，科学技术是关键，教育是基础。
科学和教育一起抓，是非常正确的,
二者有着很密切的联系。必须要有
很强大的技术队伍，才能把科学技
术搞上去。现在高等学校的科研力
量占全国科研力量的三分之一，应
闭合电路欧姆定律
当充分发挥这支力量的作用。在发
言中，杨石先就如何把科学技术搞
上去，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成立国
家科委，统一管理和协调全国科学
技术工作。各省、市、自治区也应当
有相应的机构。(二)通过一定的方
式选拔优秀科学人才。(三)要采取
措施，把中年教师从繁琐事务中解
放出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四)
在中国驻美联络处设一个科学教育
秘书，加强同在美国的美籍华人学
者的联系。
高庆狮着重谈了如何调动和充
分发挥中年科技人员的积极性问
题，他说，四五十岁的科技人员，现
在大都是科研机构里的骨干。尤其
是在计算技术这些新技术领域，我
们国家是1956年以后才发展起来
的，有经验的老科学家比较少，主要
担子就落在40来岁的中年人身上。
要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有一些问
题必须妥善解决。当前最紧要的是
win7忘记开机密码有三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要解决
思想问题。粉碎“四人帮”，大家感到
心情舒畅。但是有些同志心有余悸,
觉得过去满腔热情，想好好干一番,
结果被扣了修正主义苗子等一大堆
帽子，现在有点“看破红尘”，怕“冒
尖”，怕当专家，免得今后运动一来
首当其冲。二是要有组织措施。这些
中年科技骨干，大都担负较重的研
制设计任务或一定的业务领导工
作。应当考虑让他们腾出更多的精
力时间，发挥专长，从事基础研究,
在科研上多作些贡献。有的人应当
给他配备助手。三是创造必要的条
件。有一些技术骨干，因为夫妇长期
分居问题解决不了，陆续调走了一
些。中年科技人员一般都有家庭负
智能手机价钱
担，买书很困难。可否允许他们提出
一定数量以内的书籍名单，由研究
机构买来，较长期的借给他们阅读
使用。
座谈会期间，不时插话。
当有人谈到科研教学仪器设备破坏
严重的问题时，插话说：高等
学校科研教学仪器设备损坏的，有
的要修复，有的要补充，有的要重新
购置。当有人谈到业务人员改行的
问题时，他指出：要进行大量调查,
要克服“用非所长”，做到“各得其
所”。在邹承鲁提到科研要全力以
赴、保证时间问题时，他强调：你们
提出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搞科研,
前边要加上“至少”两个字。搞科研
就是要全力以赴，七天七夜搞科研
的，也要允许，也要鼓励。对于与会
. All Rights Reserved.
人员谈到的如何提高大中小学教师水平问题，他强调：大家提到大学的有些内容可以放到中学去讲，中学的有些内容可以放到小学去讲，这样不管是大学、中学还是小学的教师，水平就不行了。假如按新的课程，就有一批教师不合格，大家考虑到底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坚持两条腿走路，水平比较高的，叫做重点，重点大学、中学、小学。但是不等于非重点学校就不出人才。重点大学应当主要从重点中学招收学生。这样解决教师缺乏问题比较容易一些。教师自己要提高。在国外愿意回来的中国人，坚决请回来。8月6日座谈会继续举行，集中讨论教育工作中亟待解决的若干问题。上海交通大学的吴健中说，教育战线“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和其后的“十一年”究竟应当怎样估计?下面议论是很多的。“十七年”培养了那么大量的知识分子，现在大都是各条战线的骨干，为什么还说是基本上没有执行革命路线呢?各条战线尽管受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有轻重之分，但却同样是在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为什么其他各条战线如科技、卫生等都是以红线为主，唯独教育成了黑线统治呢?吴健中还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教育革命”提出质疑。他说，就教育革命说，讲成绩很大，我是怀疑的。
招生走后门，教育制度搞乱了，学生的政治质量业务质量都下降了，还说成绩很大?应当实事求是，总结经验教训。清华大学潘际銮说：对“十七年”和“十一年”的估计还没有解决好，教师普遍持观望态度，不能甩开膀子大干。希望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能明确地回答:(一)“十七年”到底黑在什么地方?哪些是黑的，哪些还是正确的?(二)“十一年”(指1966年以来)哪些是新生事物，必须坚持?(三)“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究竟在些什么地方?如何评价前“十七年”的科教工作，与会人员极为关心。他们认为，打倒了“四人帮”，思想大解放，但是教育战线思想并没有解放；各行各业大干快上，而教育战线还迈不开步。什么原因呢?关键是如何正确地评价前“十七年”和其后“十一年”，分清路线是非，这样才能调动广大干部、教师的积极性。武汉大学的查全性说，如何准确地、完整地领会的教育思想体系，是个突出的问题。应当用的教育思想体系，正确估计“十七年”和“十一年”。我作为一个党员，要如实地反映情况。绝大多数教师对“十七年”的两个估计想不通，感到泄气，教书倒霉，教书危险，灰溜溜的。“十七年”各行各业都是红线，为什么唯独只有教育是黑线呢?
中国农林科学院金善宝说，解放前农学院没有几个，解放后我国农业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现在每省都有农学院，培养了许多人才。解放后，在领导下，开展了土改、农业合作化的运动，我们农业院校都是坚决拥护的，并积极帮助农村搞规划，发展生产，这些都是红线。教育和科技是孪生兄弟，科技是红线，教育也应当是红线。修正主义路线确有严重干扰，那也应当“三
七”开。
对于如何看待“十七年”教育工
作的成绩问题，插话明确表
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愿意为社
会主义服务，并且做出了贡献的。我在三中全会上讲了思想体系问题，也讲了知识分子问题。“老九不能走”，说明知识分子是香的不是臭的。要理解的整个教育思想体系。从马克思到，都认为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无非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的区别。工人在井下和高温条件下工作是高强度，但教员的劳动强度也不
低，辛苦得很。当小学教员工资低、
解封
待遇低，劳动强度不比工人低，也不
比科研人员的劳动强度低。把教师
搞得灰溜溜的，那怎么行?
下午的座谈会上，武汉大学的
查全性强烈呼吁采取坚决措施，从
今年开始就改进招生办法，切实保
证招收新生的质量。他说，招生是保
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它的作用，就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
不北京大学恢复高考后首届入校的学生，自觉聚集广场，打起了“小平您好”的横幅，欢呼雀跃.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