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农业2015年第7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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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是一个诗和音乐的时代,出现了不少将音乐美与文学艺术美完美结合的作品。其时,摹声写音之诗俯抬皆是,有李颀的《听安万善吹筚篥歌》和《听董大弹胡笳弄兼寄语房给事》、李白的《听蜀僧浚弹琴》、韩愈的《听颖师弹琴》、白居易的《琵琶行》和《霓裳羽衣舞歌》、元稹的《琵琶歌》和《连昌宫词》、李贺的《李凭箜篌引》、张祜的《观宋州于使君家乐琶琶》等等。其中韩愈的《听颖师弹琴》、白居易的《琵琶行》、李贺的《李凭箜篌引》更是精品中的精品,摹声写乐新颖奇特、撼人心魄,被清人方扶南推许为“摹写声音至文”。反复吟咏品读,不难发现,三诗在表现音乐的手法方面既有共性,也有个性。
一、三诗之同
三首诗都采用“以声写声”、“以形写声”的拟声方法,从正面描写了音乐的音质、音调、节奏与旋律,展示了音乐的“曲内境界”;又都“以感写声”,“移情于物”,从侧面烘托了音乐的强烈效果,展示了音乐的“曲外境界”。在诗人的笔下,音乐成了可以听、可以观、可以感的东西。(一)以声写声,诉诸人的听觉这三首诗,尽管写的乐器各有区别,但这几位作者都借助另一类声音来描摹,刻画了音乐的音质、音调及乐曲的高低徐疾、跌宕多变的过程,促成了听众对音乐的体验。韩愈的《听颖师弹琴》,先是“昵昵儿女语”的轻柔细屑,再是“勇士赴敌场”的昂扬激越,开始是“百鸟喧啾”的喧
哗,之后是“孤凤凰”的“失势千丈”;而白居易的《琵琶行》,一会儿“嘈嘈如急雨”,一会儿“切切如私语”,一会儿“间关莺语花底滑”,一会儿“幽咽泉流冰下难”,一会儿“无
声胜有声”,一会儿又“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鸣”;至于李贺的《李凭箜篌引》,时而“昆山玉碎”,众弦齐鸣,时而凤凰鸣叫,响遏行云:在这些作者的笔下,这音乐,都有清和与激越,都有单调与复音,有跌宕,有起伏,有诗意,有韵味。几位作者在描摹时,都似乎不约而同地借助“鸟鸣声”与“人语声”及临战前“战士出征声”来拟声:或“百鸟”齐鸣,或“凤凰”引吭,或“莺”语花底;或“勇士赴敌场”,或“铁骑突出”鸣“刀”;或“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或“小弦切切如私语”。
入户玄关(二)以形写声,诉诸人的视觉声音本来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但在这些作者的笔下,却是成了看
得见甚至摸得着的形象物,无形的乐声,在这里得到了有形的表现,不仅可以耳闻,而且能够目睹,让听众在听其曲时想其形状:听颖师弹琴,琴声微起时,我们好像看到一对小儿女在耳鬓厮磨时相互噢怪;激越高昂时,我们又仿佛看到勇猛的将士跃马上阵;多音时,可以看到众鸟编趾;单调时,可以看到孤凤失落。听琵琶女弹奏,嘈杂时使人如见暴风骤雨从天而降;错综时使人如见大珠小珠落人玉盘;流畅时使人如见莺歌燕舞;堵塞时使人如见“泉流冰下”。听李凭
弹箜篌,悲咽时可见带露的“芙蓉”在哭泣;欢愉时可见“香兰”在欢笑……这样,用视觉形象表现听觉形象,视觉形象又与听觉形象同时显现,给读者的感觉不止是“洗耳”,简直是“悦目”。
(三)以感写声,诉诸人的感觉好的音乐不仅可洗耳,可悦目,还能赏心。这三首诗除正面摹写声音外还结合听众的内心感受进行侧面的烘托。这听众首先当然是作者自己,除此之外,还包括周围的自然环境。天地日月,江河星斗,都是忠实的听众,乐音与天籁自然妙合:“东船西舫”,“浔阳秋月”,都因为这琵琶声而侧耳倾听,悄然无言。而到了李贺笔下,李凭箜篌之声更是具有“惊天地,泣鬼神”的巨大效果,全诗以赏乐为筋脊,“空山凝云”,因此而颓然不流,江娥素女,为之而潸然泪下;女娲忘记补天,神岖感慨未已;老鱼应节腾跃,瘦蛟伴音跳舞;吴质不思睡眠,寒兔不想离去……这些意象的出现,更加显示了无形音乐的巨大魅力。但终究,这自然物与神仙们不能真正地听懂音乐,真正听懂音乐内涵的还是作者自己。韩愈,因为几次上奏要求革除时弊而屡遭贬斥,心里不免有激愤不平之感,因而“自闻颖师弹”,便坐立不安,“起坐”“一旁”,之后感情更是难以自持,“推手速止之”,忍不住泪水“傍
涝”,最后祈求颖师,“无以冰炭置我肠”。正是这琴声的错综倏忽,牵动了作者的心绪,一会儿将他引进欢乐的天堂,一会儿
《听颖师弹琴》《琵琶行》《李凭箜篌引》音乐表现手法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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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巧英
魏重宪
摘
要:我国的古典诗歌很善于用巧妙的比喻来表现音乐。大致说来,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以声喻乐,即以自然界的声响来比喻音
乐;二是以形喻乐,即以视觉形象比喻音乐的形象;三是以典喻乐,即以关于音乐的各种传说来表现音乐的效果。《听颖诗弹琴》、《琵琶行》、《李凭箜篌引》均综合运用了上述三种表现音乐的技法,但又各有侧重:白居易的《琵琶行》长于以声喻乐,韩愈的《听颖诗弹琴》长于以形喻乐,李贺的《李凭箜篌引》长于以典喻乐。
关键词:音乐;唐诗;表现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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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他抛入悲苦的地狱,人物的感情随音而转,因乐而变。而白居易也因为要求政治上的改革而被贬江州,而似乎由于和琵琶女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缘故,把自己的命运与琵琶女相提并论,将自己的满腔热情融入哀怨的音乐之中,与琵琶女的关系由一般的欣赏式关系转为知音式关系,因同病而相怜,由同声而相应,“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也正是这凄厉的琵琶声,撩拨着作者的心弦,使作者的情感得以充分地释放,于是“叹息声”由音而起,“伤心泪”因声而落,诗歌产生了一种“恻恻动人”
的效果,就在这一点上,两首诗也有雷同之处,“携手从归去,无泪与君倾,则又翻江州司马青衫湿公案也”。李贺的处境在这时似乎比他俩好得多,李贺人在长安,尽管有怀才不遇的幽愤,但没有遭受贬谪的伤痛,表现的是一种积极的浪漫主义的风格。
二、三诗之异(一)所写声音有别
这声音包含了音乐的音质和音域、
旋律和节奏等。韩愈《听颖师弹琴》,由“恩怨相尔汝”、“喧啾百鸟”可见声韵之繁密;由“昵昵儿女语”到“划然变轩昂”可见节奏之多变;由“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可见音域之广阔。白居易的《琵琶行》,声音有“私语”的细峨也有“急雨”的粗重,有“莺语”的轻快也有“冰泉”的冷涩,从“弦弦掩抑”到“潜槽切切”,从“铁骑突出”到“四
弦裂帛”,音复杂,音调曲折,节奏
热闹,旋律多变;李贺的《李凭箜篌引》中直接写李凭弹箜篌只有十四个
字,“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但却是写出了箜篌的音质与音像,“昆山玉碎”显示了声音的清脆,“凤凰叫”显示了声音的柔和,“芙蓉泣露”含有无限忧伤,“香兰笑”含有无比恬适,这与唐代诗人杨巨源写
的“听奏繁弦玉殿清,风传曲度兼林明”妙合,声音单纯而又清丽,少调而又多情,令人回味无穷。三首诗,韩愈诗特别注重音域,白居易诗特别注重音变,李贺诗特别注重“音像”,
前两首侧重写旋律的变化,后一首更着重于音质的描摹,这样,读者在欣射精有什么好处
赏时更进一步地体味到了不同乐器的不同的音乐特质和品格。
(二)取喻远近不同
这三首诗,无论是以声写声还是
烧菜做法以形写声,都巧妙地运用了比喻的手
法,只是取喻远近有别。韩愈的昵昵的儿女恩怨之语,轩昂的勇士赴敌之声,柳絮四处飞扬之形,白居易的“私语”、“莺语”,“急雨”、“泉流”,“大珠小珠落玉盘”等声音和形象,都为我们所习闻,所常见,这样使人们对本来相对比较抽象的声音变得比较具体可“闻”;而李贺的取喻却是显得比较的高远,“昆山玉碎”,凤凰啼叫”为一般的人所少闻,“芙蓉泣露”,香兰欢笑,更是为常人所罕见,这些使诗歌增加了奇濡、神秘、瑰丽之美感。
(三)音响效果有异
清人方扶南说“白香山江上琵琶,韩退之《颖师琴》,李长吉《李凭箜篌
引》皆摹写声音至文。韩足以惊天,李足以泣鬼,白足以移人。”这就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三种不同的艺术效果。韩愈是“自闻颖师弹,起坐再一旁。推手速止之,湿衣泪涝涝。颖乎尔城能,无以冰炭置我
肠”,音乐的感染力直接通过自己的感受来抒写,而这一点上,白居易似有同工之妙,“未成曲调先有情”,“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满座重闻皆掩泣”和最后的“江州司马青衫湿”等,都是从“我”的主观感受写了对音乐的切身体会,不过,与韩愈诗比较,这首诗有了进一步的超越,它不但写主观体会,还将主观感情赋予形象之中,在鉴赏时对音乐形象进行了二度创作,使得鉴赏本身增加了厚度与张力。本来,琵琶女弹奏的《霓裳羽衣曲》是“朦胧闲梦初成后,婉转柔声人破时”,但作者却偏偏听出“弦外之音”,说是“幽咽泉流冰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别有幽愁暗恨生”,这里的“幽咽”,“冷涩”,“幽愁暗恨”,完
全是作者结合自身处境再创造的结果,情随音转,音随情变。而在李贺的笔
下,我们看不出作者对音乐有任何评价,有的只是“江娥啼竹”、“昆山玉
mc麦词碎”、“女娲补天”、“石破天惊”、“老鱼跳波”、“吴质不眠”、“露湿寒兔”等画面,作者“因情造境”,完全摆脱了自我感受的倾诉,借助丰富的想象,创造出了一个异想天开的奇妙意境,通过写鬼神的感受烘托了音乐的魅力,显示了音乐幽峭、深沉、奇崛的艺术效果,音乐既能“泣鬼”,更不用说是“移人”了。
(四)结构方式不同
在这一点上,《听颖师弹琴》与《李凭箜篌引》有类似之处,都是“未上班的心情说说
见其人,先闻其声”,一个由“昵昵儿
女语,恩怨相尔汝”起笔,一个从“吴丝蜀桐张高秋,空山凝云颓不流”着墨,一个直接描写音乐的声音,一个侧重衬托音乐的效果,乐师的形象是随着音乐形象的展开而慢慢引出,《听颖师弹琴》差不多到最后才说出流泪为何,《李凭箜篌引》也没有在诗歌的开篇亮出箜篌高手是谁,在这两
首诗中,我们几乎看不出叙事的痕迹。而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则是由人引声,由声联人:在“醉不成欢惨将别”之时,却是“忽闻水上琵琶声”,于是“寻声暗问弹者谁”,从而又用了二十二句写了曲调高低,情绪变化与指法动作,着力写琵琶女的高超的弹奏,再用了四句交代演奏效果与琵琶女的神态。再进而叙写琵琶女的身世和自己的谪居,叙事似乎是诗歌的主线,而音乐也好像同时成了诗歌的筋骨,乐和人如影随形地连在一起了。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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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志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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